民進黨只剩一條「蔡英文路線」嗎

2022年底民進黨敗選之後，離2024的總統大選只剩1年。新的總統候選人及其團隊要如何從敗選中站起來，攸關本土政權是否可以延續，以及台灣在緊繃的國際情勢中的安危。後繼者的價值、信念、風格以及治國擘劃等必須具備什麼條件成為目前重要的課題。其中一項最常聽到的論點就是新的總統候選人必須延續「蔡英文路線」。

何謂「蔡英文路線」？

但是，何謂「蔡英文路線」？論者大抵從「外交」和「中華民國台灣」兩個面向來看。外交方面，蔡總統被認為表現出色，特別是台美之間被認為是最能配合美國的台灣總統。尤其和前總統陳水扁相較，後者被批評為了取得獨派支持挽救自己的支持度，不顧及美方態度，恣意挑起台灣獨立的民情，讓慣以戰略模糊自處的美方棘手。蔡總統另一項被認為值得延續的路線就是所謂「中華民國台灣」 註更多李登輝於1995年以國民黨籍的總統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意在強調台灣法定地位未定。後來陳水扁於2005年提出的四階段論的最後一段是「中華民國是台灣」或「中華民國（台灣）」要解決的是主權在民、住民自決，把中華民國的主權限定在台灣2300萬人民。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則是在2019國慶演說中正式提出，主張國家認同不應該區分為中華民國與臺灣兩個不同陣營，而「中華民國台灣」則是國家認同的最大公約數，中華民國或台灣都不能被誰獨佔或是誰的專利。因此，三者發表的時間和目的都不相同。李登輝於1995年以國民黨籍的總統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意在強調台灣法定地位未定。後來陳水扁於2005年提出的四階段論的最後一段是「中華民國是台灣」或「中華民國（台灣）」要解決的是主權在民、住民自決，把中華民國的主權限定在台灣2300萬人民。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則是在2019國慶演說中正式提出，主張國家認同不應該區分為中華民國與臺灣兩個不同陣營，而「中華民國台灣」則是國家認同的最大公約數，中華民國或台灣都不能被誰獨佔或是誰的專利。因此，三者發表的時間和目的都不相同。。中華民國台灣已成為蔡總統政治上的招牌，被支持者認為平息了藍綠之間的糾葛，也讓藍營無法獨攬中華民國「利多」，進而可以總攬藍綠選票。蔡總統因此被認為翻轉了民進黨過去過於「獨」的色彩，而往中間路線靠近，讓民進黨得以甩開過去台獨負黑的印象，成為一個不挑釁，在國際間負責任，不偏激不急獨，穩當執政的民進黨新形象。而未來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也被要求延續蔡英文路線。

果真是如此嗎？這一題不應該是鄉民們答嘴鼓的談資，必須透過歷史過程加以詳盡分析、詮釋。畢竟，攸關未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價值、信念、和治國方針，也是本土最大政黨的未來，當然也就和國家前途息息相關。

也許我們應該從蔡英文被延攬進入民進黨擔任黨主席開始，2008年民進黨總統選舉敗選，加上一連串扁案的衝擊，民進黨被認為已經送進了加護病房。有心台派人士此時找來曾於李登輝任內擔任過國安會諮詢委員，以及扁政府任內陸委會主委和行政院副院長的蔡英文在民進黨因扁案低迷不振時，競選黨主席，並順利當選。在民進黨低迷的氣氛中，這些有心人士為何找上和民進黨淵源不深的蔡英文入主這個承擔從黨外時期開始，作為台灣主權獨立為職志之政黨的黨主席呢？大抵可以歸納為扁案和馬英九效應，而兩者也互相牽動。

陳水扁是貧戶出身的台灣總統，本可以譜出象徵台灣本土價值躍升為主流的台灣民族建構的政治人物版。但是，扁家的貪污卻落實了「來自於底層的台灣人也沒有少貪的形象」。從黨外開始直到建黨，民進黨除了揭櫫台灣價值之外，一向作為佔底層人民多數之台灣人的代言人。這也符合某種粗略的政治敘事：國民黨是權貴治國，台灣人在這個權力結構中被壓在底層。打破一黨專政，除了是民主的普世價值，也同時是台灣人衝破文化歧視和政治打壓的鐵籠。阿扁的出身與當選就是台灣精神衝出地表，台灣人出頭天的象徵。然而，扁家的貪污把這一套看似完美的敘事打破，倒是讓人回到那個保守的敘事：政治領導還是必須由出身高貴的藍血人來擔任，而馬英九就是這種價值的化身。馬英九不僅是藍營復興中央執政的菁英，他連勝（沒有「文」），不僅台北市長一役打敗施政滿意度超過七成的陳水扁，接著又在總統大選告捷。藍營甚至不用裝模作樣找出出身底層的樣板來平衡國民黨的權貴治國，因為台灣當時的民意基本上傾向於國民黨的文化敘事：殖民者的高貴形象才是統治者的模樣，這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互構的認知。而陳水扁的貪污案讓這一套敘事更加鞏固，台灣人的草地性格不僅不是「春天的花蕊」，而回到愛錢怕死愛面子的詛咒。

蔡英文顛覆陳水扁的草地形象

台派當時的鬱悶和無力感應該到了谷底，在無能改變民情的情況下，請來蔡英文入主民進黨，除了蔡英文財經談判的專業形象之外，更多的是她以台灣人的出身，卻成長於台北都會區，一路順風順雨於台大法律系畢業，接著是康乃爾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國際名校。更重要的是，她出身於富裕之家，幾乎可以完全顛覆陳水扁的草地形象，告訴大家，民進黨已經從內裏脫胎換骨，成為一個迎向未來，有知識有能力接受國際挑戰的都會政黨。當時甚至有雜誌文的標題是「穿著Prada的黨主席」，或是蔡英文開mini cooper在政大校園呼嘯而過的報導。

蔡主席二度當選黨主席後，2010制定10年政綱，同年底參選新北市長，敗給朱立倫。接著就在2012年的總統選舉挑戰馬英九的連任，蔡英文先是提出「台灣共識」，接著改成「台灣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台灣」，「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政府」。但是馬英九依然連任成功，蔡主席輸接近80萬票。接著就是2014年波瀾壯闊的318運動。蔡英文回任黨主席，年底的地方選舉，民進黨大勝，接著2016總統大選，蔡英文和陳建仁當選正副總統。

我大致回顧了民進黨在2008陳水扁弊案發生之後的人事變遷，直到2016年重新執政。透過這個過程我想要來談幾個議題，首先是蔡英文拯救了民進黨的說法，而拯救之途在於蔡總統總括藍綠的中間路線。對比的是陳水扁的「激進台獨」，以及民粹形領袖。再一次讓蔡總統與所謂傳統民進黨人的區隔被凸顯出來的機會是2019年的總統初選競爭。當時正值青年世代重新定義新世代的運動標的，其中最強襲捲運動動能的就是同性婚姻。每一個世代都有其揭櫫的世代價值，一如西方的新社會運動，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成年意味著獲得社群的認可，或是再造社群的文化，同性婚姻就是新世代一項自我肯認的行動。非常偶然地，蔡總統被認為是同性婚姻價值的代表，而其女性領導人的性別不僅合乎新世代性別運動的價值，也等於挑戰了上一代所謂由直男價值佈建的權力結構。蔡總統成了新世代倡議其新社會運動的「權力體現」，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本身就是運動所倡議的性別代表，還有什麼比這樣的果實更為迷人。而這樣的價值推動在蔡賴初選時達到了高峰。選舉文的概念劃分把賴清德劃為「老獨派」的代表：直男，只知道台獨，不諳其他的社會價值……，甚至暗暗地建構了「台獨-直男-沙文」這樣的負面綜合體。而蔡英文則代表了新一代的新社會價值觀，除了主權鬥爭之外其他的「生活風格」，「性別平權」……。腹語應該是老獨派的那一套過時了，只剩下公媽牌，不足以和世界潮流對話了。

至此，我們差可開始分析蔡英文現象和蔡英文路線的種種。本文目的不在就個人判斷功過，而是，從這裡窺見群眾、政治領導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從選舉和治理文化以及「身分政治」來看。

「蔡英文是否拯救了民進黨？」等於提問了何謂民主

這樣的提問並非聚焦於個人功過，而是，我們如何判斷政黨、人民與選舉之間的關係。其實從蔡總統從政過程來看，我們很難說是蔡總統個人趨於中間的政治光譜為勝選條件。如果蔡總統的光譜那麼有效，為何2012年的總統選舉並未勝選。直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年底的地方選舉民進黨大勝，接著2016年的總統選舉也告捷。到底是蔡總統的政治光譜有效，還是太陽花運動幫民進黨贏得大選。這樣的提問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意義，是要制定一個符合當時選民光譜的候選人還是大家努力來改變選民的認同傾向？

台灣的反對運動走得非常艱辛，尤其陳水扁北市任內高達七成多的滿意度依然敗給馬英九，導致台派有一種隱隱的預設，我們可能必須更貼近選民的統獨立場。這樣的焦慮表現在廢除（或凍結）台獨黨綱的提議，這樣的擔憂也終於開花結果在蔡英文入主民進黨。獲得選民認同這條路走得太艱難，台派只能轉而體貼選民，找一個讓人眼睛一亮有別於傳統民進黨人的黨主席：女性、高學歷、都會、富裕……和那個過於連結於鄉土、苦難和悲情的民進黨說再見。當時其情可憫的決定，卻在時空轉移後面臨新的挑戰。解嚴之後民意之所以仍舊依附國民黨乃是被殖民者對於舊權威的眷戀執著，這個習性一時半刻雖然難以改變。但是人會老，新的一代會出生，教育（不管體制內或體制外）會改變人們的認知，外在情勢也在位移，太陽花運動竟然可以一役解決了我們過去不敢在公開場合說出「台獨」兩字的困難。新的一代並未受過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教育，沒有中國認同的洗腦，台灣開放的資訊讓他們更可以從國際而非兩岸看台灣。而ECFA和服務貿易協議帶來對自我生活方式的威脅，讓他們挺身而出，這是台灣認同在2014年衝高的原因。這樣地現身於公共空間的經驗，又回過頭來加深了他們對於主導公共事務的信心。因此，「蔡英文拯救了民進黨」句式的盲點就在於，到底我們是要設定候選人迎合選民，還是改變選民來擴大台灣認同的光譜？「體貼選民的認同傾向，不敢大聲說出台灣獨立」的確是2014年之前的境況，但是，太陽花運動之後，台灣的認同政治就開始出現世代斷裂，在2014年達到6成。經由318運動，台灣獨立幾乎可以無懼於誤解的眼光而被公開談論。論者實無需停留在過去台灣認同處於幽暗角落的年代，以產品行銷術進行對民主的改裝與對台灣認同的質變，這樣的民主認知停留在威權陰影下的創傷經驗，而帶受創的眼睛無法看清現實與未來。

政治人物不是產品設計

因此，對於2014和2016年贏得選舉的歸因就應該更謹慎，而非憑藉印象認為是蔡英文的中間路線獲勝。做這個釐清的第二層意義在於，我們看到的是領導人的品牌定位還是人民的能動性？如果執政黨或是某些台派對人民的政治認知停留在解嚴前後人民對威權的黏著，而以此認知來量身定做候選人，基本上遠離了民主政治，更像是把政治視為消費行為，為消費者的偏好設計產品。而候選人本人的意願、主動性或是對政治的熱情與能力都不在考慮範圍，能動者變成背後的設計師。

台灣的民主認知停留在威權陰影下的創傷經驗，而帶受創的眼睛無法看清現實與未來。（圖片摘自總統府網站）

這樣的思維造成了幾個後果：

一來，這造就了某種風氣。大黨小黨都開始設計產品，端看客群是誰而定位其產品。有些著重在性別、或年輕世代、或青春的面容、或高學歷…不一而足。縱然方向不一，但是設計的初衷則無二致。

第二，設計完成之後，政治人物成為人們投射自身情感的所在。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進行的不是政治過程的互動，而是支持者自身的慾望投射。領導者需要看清國家方向，激發共同體成員的熱情和行動，最終社群成員能夠透過共同體而獲得自我實現。然而，一旦政治流於顧客和產品的關係，等於暗示執政方掌握顧客心理，支持者則為了證明自己的品味而死命維護品牌忠誠度。最終國家和人民之間的政治聯繫斷裂，卻綁緊在行銷關係上。

第三，這也給了「文宣」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擁有過當的影響力。既然領導人是依照某種需求或是品味而訂做，那麼文宣就是內生的延長，而非外加物。這幾年蔡總統個人或是執政團隊的文宣產品大約是解嚴以來居冠，主力為文宣者也在蔡總統的幕僚群當中居重要地位。甚至，有網紅就成為黨的候選人。文宣產品的多樣化也延伸到各種新的載體，不管是政治結合廟宇信仰節慶，還是政治結合街區行銷……。讓人分不清是政治轉化為選舉，還是選舉變身為政治。

四，政治人物既然因應顧客而訂做，那麼不管在政治人物或是選民兩端都會互相接受政治人物的「被動性」。既然他們是選民品味的反映，那麼對於政治事務的生疏也好 註更多2018年敗選時，民進黨內就曾經有聲音說要給總統時間練習和適應。，反應遲緩也好，都會被互相接受，視為自然。政治評論也會出現某種被動語法，譬如，都是認知作戰的問題，都是抖音的問題，都是外來影響造成。對於中國的認知戰，台灣當然要詳加關注研究，並且要比全世界其他國家都更重視其操作過程並加以反制。但是，不應該動輒成為失敗的理由或藉口，或是不斷尋尋覓覓任何被動受害的原因。

身分政治的淺碟化

2018年地方選舉大敗，接著就是賴清德對蔡總統的挑戰，那場幾乎讓民進黨分裂的初選，最終以蔡總統勝出為結果。過程中，本來應該以兩位候選人的政見或是政治態度作為評鑑，然而，比賽顯然更加陷入了「身分」的挑選。賴清德被歸為老獨派的金孫，蔡總統則被視為進步價值的代表。這裡的進步價值只限於身分政治也就是同性婚姻代表的人權價值。網路上大量出現「性別」和「世代」作為劃分而叢生的支持傾向。賴清德被認為是老而擁有資源的、保守、直男與頑固不知進步價值為何物的老一輩的代表，而蔡總統則被認為是弱勢的性別和不具有資源的世代的代表，也是女權的伸張，而蔡總統也被賦予某種弱勢的形象 註更多參考當時年輕世代幫蔡總統募款刊登媒體廣告時的用詞。。這樣的分類當然是容易操作的，一來，政治連結於權力，權利受損者很容易在政治場域中被動員。二來，「性別」和「世代」的分類直接連結於階級壓迫的戰爭：男性對女性的壓迫，以及，社會對年輕世代的不公，這裡運作的其實就是「身分政治」。

當年的蔡賴之爭，賴清德被歸為老獨派的金孫，蔡總統則被視為進步價值的代表。（本報資料照片）

當然，喚醒人們對性別和世代的壓迫理所當然，而台灣經過上一代的本土運動，新一代的社會關懷自然而然朝向更加細分的權力運作痕跡，也順道進行了自我賦權，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身分政治的動員不足為奇，比較特殊的是，身分政治的代言人可以經由「身分對了」而成為這股政治勢力的代言人，無需經由其他能力的檢視。或者說，其他能力在運動當下成為次要考慮的條件。因此，那一場蔡賴之爭，視聽空間充滿了「性別」和「世代」的標籤，不需要任何深層結構的分析，蔡總統就在這場衝突中站上了道德的高位。「性別」和「世代」不正確的人也在此過程中多噤聲不敢言語。不幸的是，這樣的平面的、標籤式的政治動員，也一併影響了進步價值和台灣獨立的某種疏離。

進步價值和台灣獨立的疏離

2014年那場運動，將台灣認同帶上了新高點。新加入台灣認同的人群也因為反服貿而開始關注台灣的未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也同時理解了民進黨從黨外以來的歷史。他們開始關注台灣國家地位時，是蔡英文擔任黨主席，很自然地將這個新建構的認同與蔡主席進行連結。而那場初選時的政治動員將蔡總統劃為進步價值那一邊，賴清德作為老獨派的一邊，也影響著這群政治初體驗的人們輕易地將進步價值與老獨派一分為二。而這樣的分類卻弔詭地暗合了過去民進黨在解嚴前後的社會觀感。不管是中壢事件、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或是台獨變成「台毒」……國民黨政權都將台灣獨立在觀感上打入偏激、暴力、引起社會不安的負面標籤。甫加入台灣認同陣營的「新台派」（暫且這樣稱呼）對蔡總統的認同，對「想像」賴清德所屬的老獨派的負面印象，正好暗合了當年國民黨對台灣獨立運動的操作。因此，蔡總統vs.賴清德=進步價值 vs. 老獨派的分類，反而加強了新一代更不願意理解過去的歷史，或是輕易地將過去、當代一分為二，並自詡為進步的一方，輕視過去前輩奮鬥的歷史。如一位黨外時期奮鬥至今的女性前輩所言，「我們當年就已經有婦女權利和環境權的倡議了，為何會有老獨派和進步價值分裂的說法呢？」而一直努力要甩開負面標籤的民進黨人也順勢而忐忑地接納了這個新的歸類。

換言之，不管是支持者還是政治人物似乎都相信了進步價值和獨立運動的疏離，或者至少處於一個兩者不相安的狀態，或不願意在兩者之間尋求銜接。這樣就更為加強了蔡總統「中間」路線的說服力，所謂中華民國台灣的論述。諷刺的是，民進黨一方面得力於台灣認同的增加，一方面卻又不敢將台灣的主權獨立作為政策制定的根基，錯失了歷史給予的契機。「台灣認同」、「主權獨立」、「進步價值」頓時裂成3塊，懸浮在空中，互相沒有聯繫，也都未曾以一種有機連結的形式落實為完整的政策（同婚還是靠蘇貞昌入閣以後的強力動員才得以落實）。那一場初選的性別與世代操作影響不可謂不深遠，遺留下來的淺層和平面論述也持續地形塑台灣的政治空間。

文化符碼的淺層化，論「中華民國台灣」

蔡總統一方面得力於太陽花運動帶來的台灣認同的增加，一方面卻又心心念念要有別於陳水扁將獨立「民粹化」，蔡總統於是重回她的「中華民國台灣」軌道。何謂「中華民國台灣」呢？何謂國家認同不應該區分為中華民國認同和台灣認同呢？如果不涉及其實踐以及政治效應，如果「中華民國台灣」就是一個兩邊不得罪的平面剪貼，喊出這句何難之有？但是，政治不是剪貼簿，台灣今天的民主成果不是一個抽象的民主概念驅動出來的，而是依賴著前輩們以及後續者對台灣這個共同體的疼惜打拼出來的。而對台灣的疼惜在過去幾十年是被「中華民國」政府所打壓和判刑的。我們當然知道台灣獨立在國際上不是一個可以冒進的議題，但是，作為執政者不可不知台灣和中華民國在歷史過程中的互相扞格和之間的權力壓迫 註更多賴怡忠此篇談得更詳盡https://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19/10/15/101501/。換言之，「民主」本來就不能簡化為投票權，或是一個「抽象的價值」。台灣這個共同體的自覺、自決與自我建構的歷史過程本該成為台灣民主文化的根基（這裡涉及轉型正義，並非排他性。而所謂「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壓迫特別指涉其意識形態造成的思考、行動等）。蔡總統的「中華民國台灣」如果不能挖掘歷史縱深的政治意涵，就注定是一個剪貼遊戲。或者這就是為何蔡總統可以同時出席228紀念會，也可以到七海園區紀念蔣經國的原因吧。而不管投入多少人的心力於轉型正義，官方的轉型正義工程在這個平面剪貼遊戲中遭到背棄，並注定失敗。那麼「中華民國台灣」還會是後繼者必須遵循的圭臬嗎？

外交不只是外交

蔡總統任內的台美關係有著大幅增進的效果，蔡總統對美國的配合被認為是台美關係改善的重要因素。在此我們可以回溯蔡總統和美國關係的歷程：2012年選舉前的美國行，蔡英文並未獲得歐巴馬政府的完全信任。2012選前美國甚至給予台灣免簽，形同給予執政的國民黨選前禮物，如果說包道格選前受訪時給馬政府加持只是個人談話不必在意的話。接著2016年，台美關係迎來全新的局面。我們無從得知台美關係的進展是蔡總統改變了什麼方向，還是美國換了一個總統。這樣的說明只是提醒，蔡總統固然有其努力之處，但是台美關係涉及美國的政黨輪替，以及國際情勢的轉換，我們無法歸於單一原因。

但是，今天我要提出一個更為關鍵的觀察是，在世界局勢脈絡中配合美國當然是對的方向，此事也受到評論者的稱許，否則難道要配合中國嗎？但是，如何配合？是積極配合、消極配合，或是唯命是從，還是自我維持某種主體性……？配合可以有很多種，就像台美關係不會只有一種一樣。尊重美國的決定是台灣應該要有的態度，但是，如果只知道遵照美國的決定行事到缺乏自行判斷的能力，這樣的配合最終不會獲得對方認可，因為必然回過頭消蝕內政的能力。而美國要的不是一個完全配合的台灣總統，他們要的是，一個既能夠配合美國利益（當然包括太平洋的航道自由），也可以搞定台灣內政的總統，兩者缺一不可，也因此美國從來不放棄分押台灣的各種政治勢力就是這種態度的體現。就拿裴洛西議長訪台前後來說，當裴洛西議長宣稱即將訪台後，台灣政府默不作聲，這樣的表現符合蔡總統低調默不作聲的風格，也恰好符合國家利益。但是，當議長走後中國對台發射飛彈，台灣依然一片靜默就不是對的決定。對照日本的情況，在美議長訪台前日本亦低調以對，但是，當中國片面取消外長會談，對台發射的飛彈有5枚落入日本海域之後，日本立刻改變態度。防衛省發布新聞稿，公布中國發射飛彈的時間、地點、飛行距離與落點。主導日本國安的四大臣，也接連發表對中國的公開指責與抗議。但是，台灣民眾在這段時間卻渾然不知飛彈飛過台灣上空，還是經由日本的發布得知。這樣的處理方式當然會引起國民對政府的不信任，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崩盤。

換言之，台美關係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如果一昧遵從到失去判斷情勢的能力，久而久之也失去自我的能動性，國民也將失去信心。反觀日本，安倍前首相自美國退出TPP之後，就扛起亞太整合的任務，進而創造出印太戰略的新圖像，反過來影響美國的決策。我們當然沒有日本的國力，但是日本的表現也給了我們啟發，國際關係是一個雙方的互動，不是單一方向的配合，更不能賠上自我的能動性，畢竟「配合」是一個有多重內涵的概念。政府的香港政策也在這樣的框架下必須被檢討，在激怒中國和培力自己國民的人道精神與抗敵決心之間有多重選擇的組合方案，而非永遠只有靜默和私底下解決的形式。當大家建議賡續蔡英文的國際關係路線的時候，往往只看一端，卻缺乏關照「關係」的全貌。

而內政與外交也不會是分開處理的項目，對外能配合國際情勢，甚至借力使力，轉而對內形成凝聚力，不管是台美或是台港關係。反過來，對內要能安內，對外才具有代表的正當性，兩者相輔相成。要能夠做到相輔相成就必須把國際關係和內政視為共同體界線內、外的兩股力量，如何調配兩股力量不是互相抵銷而是互為增長，需要執政者隨局勢的政治判斷和手腕。台灣總統必須有國際觀和國際交涉的能力，但是，這樣的能力和內政治理不是分割的，關鍵是有無把國家當作一個共同體來看。共同體的內與外，或是國家和區域之間的連動如何和國內政治互相培力，內政外交最終是在同一個場域的政治力如何被引導和展現。

獨立和進步價值的互構

綜觀以上諸多面向，蔡總統的從政之路，充滿著「剪貼民意」的平面化，以及議題之間缺乏內部聯繫的疏離，肇因於其治理目標被扁平化為選票最大化。而施政的淺層化也非始自今日，早從候選人產品化，身分政治橫掃，以及「獨立」和「進步價值」的分疏就已經開始。也造就今天執政黨竟然連抗中保台都要偷偷改成「和平保台」的囧狀，而對進步價值也看不出具有更全面的支持。為了一時的得失操作「獨立」和「進步價值」的分離，讓從黨外以來世代接力的歷史累積呈現斷層。過去前輩們為了「台灣」可以流血流汗不是基於排外的自保，也不只是對於威權統治的怨懟。而是對於正常做一個人，形塑一個互助互愛之群體的不可得的痛苦。

民進黨創黨以來不斷地與黏著於威權的台灣民意搏鬥，「台灣」的獨立或是正名運動，就是這個戰鬥史的反映。當新的一代出現在共同體的公領域，提出新世代的宣言，一個有關人權和平等更為細緻分類的運動，正是民進黨把「獨立」目標和「進步價值」更好地銜接起來的機會。但是，歷史總常和人們的期待錯開。「獨立」的目的在於共同體成員互相體諒進而互相給予實現生命價值的機會，並非自我保護自我墊高。「進步價值」並非因為「進步」兩字的驕傲，而是不斷地求取社群內部的聯繫再聯繫，不斷面臨新的情況的調整與再調整。因此，「進步價值」和「共同體」與「台灣獨立」當然具有內部的有機連結。如果不在社群內部求取更為平等的互助關係，台灣獨立就失去了她的動力，只有內部不斷發掘問題，不斷地求取更為細緻的平等才能減少怨懟，給予更多人平等的機會，共同體才具有往前的動能，一代一代才有新的目標。這些本來都不是難解的關聯，但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底下，被操作成疏離的兩半，民進黨錯失了一個深化政黨理想，聯繫兩代人共同努力的機會。不但不敢大聲說出抗中保台，也「進步」有限，不管是在經濟果實的共享，扶助青年成家與就業，城鄉差距，原住民族權利，轉型正義..等等。許多事項有提出「名相」的興趣，卻無實踐的毅力。無非就是找不到進步的原動力就在共同體的維繫和經營。

民進黨為了一時的得失操作「獨立」和「進步價值」的分離，讓從黨外以來世代接力的歷史累積呈現斷層。(圖片摘自總統府網站）

如果缺乏共同體的支持作為根基，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成功，任何美麗進步的詞彙，都無以附體實現 註更多見「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有諸多相關討論，經濟民主連合出版。。這也是蔡政府施政幾年下來的結果，所有美麗的文化符碼都被蔡總統的文宣幕僚精細地操練過，仍然無法掩飾底層空洞的危機。所謂共同體的維繫和經營，在於分群的組織化，才能具有良好的溝通和實踐能力。再生能源是蔡政府投注較多的項目，但是，如果缺乏區域和地方組織綿密的溝通和自我治理能力，再生能源強調的分散式與去中心化，也無法找到實踐的主體 註更多在這部分，戴興盛老師有諸多討論，見其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hsingsheng.tai/posts/pfbid02Z449RE7Jxo7qnrKCd46UjEC2P4X2TiGNHiG9cdkakG4gnK8GosEKfuDuyrQX8jMdl。以及相關文章：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5356.html?fbclid=IwAR3wmwhNQTYgfU1X1ERPx6YR2CyAJEGrtQ-_stSxvm4-KFOEOs9k2WtLG_4。然而組織的經營曠日費時，執政者遲遲不願意進行推動，台灣政治永遠停留在政策白皮書的紙面上。

未來台灣政治動能何在？

從政大選研中心的台灣人認同趨勢分佈可知，1992年開始，台灣認同就從20%一直緩步上升，中間或有小降都不超過5%。如我們所知，馬英九主政時期，這個數字一直都是上升的，2008從43.7%開始慢慢爬升，2012來到52.2%，2014-2015來到最高點 60.6%，到了2016年開始下降到 58.2%，接著繼續下降到 2018年的54.5%，和當選那年相比降了接近4%。過了2019年開始反彈上升，直到2020達到有史以來最高點 64.3%，接著再小幅下降再上升。從這樣的認同發展，我們看到了什麼？台灣認同的大勢，幾乎無法逆轉，基於國際趨勢，美中對抗，中國不再掩藏帝國野心，香港的社運種種。加上，國家新生主人的出現，他們沒有被國民黨洗腦，具國際經驗，深知國家與主權的重要性。而一路往上的這條線比較具戲劇性轉折是在2014-2022這段時間，我們大概可以解釋，台灣認同的增加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但是，2014年那一場運動激發出社會的共振，接著一年急遽上升到一個高點，後來2018年反而降到低點，也就是民進黨地方選舉大敗那一年。接著香港反送中，又折返上升到最高點，接著又開始下降、上升，最高的兩個點2014-15，以及2019-20，一個是國民黨的服貿協議被阻擋，一個是香港反送中運動。這意味著對台灣人來說，認同已經不是國民黨的洗腦或是中國的文攻武嚇可以影響。反而，2016年民進黨開始執政之後一路下探，直到反送中以及武漢肺炎爆發才又開始拉到史上最高。接著2020第二輪執政後又開始緩步下降再稍微上升。這表示，中國的鴨霸和國民黨的傾中反而加強了台灣認同，認同下降都是民進黨執政之後。再清楚不過的是，維繫台灣的國家認同要擔心的不是國民黨的跪姿和中國的打壓，而是自己的執政成績。台灣民眾大抵已經朝向本土認同，國際大勢也有利於這個方向，反而是民進黨的執政成績讓人民信心受挫，進而左顧右盼，意念搖擺。香港反送中已經達到示警的最高點，不應再幻想其他國際事件的刺激而撿到槍。

因此，未來幾年「社會力」不再是中國或是國際事件的刺激，這部分已經達到飽和，也不會是遷就自己滿足又藍又綠，關鍵在自己的內政。內政處理不好，人民抗中的信心不能持續穩固，認同就會下滑。民進黨往後的任務非常清楚，國際大環境對民進黨有利，接下來要靠自己的執政成績，方能給予民眾信心和執政黨一起「抗中」和「保台」。內政無非就是讓人民能夠安心就業，能夠獲得發揮一己所長的機會。工作和「創意」必須建立在一個安全就業的條件下，住房、托老托幼、教育，也包括職業切換期間的彈性再學習種種。如果一個國家的年輕人覺得就業和安居無望，紛紛出國找工作或打工，國際情勢對台再好都像丟到水裡的火炬，灰飛煙滅。

因此，民進黨的執政者不需再浪費時間故作體貼中華民國控兩邊討好，那些人終將過去。而是要投資下一代，讓台灣看到未來，不需停留在過去的政治創傷，那個「苦苦等待台灣選民認可」的年代。台灣的重生就是要讓年輕人看到未來，讓他們覺得這個國家是他們最好的夥伴，他們可以獲得支持、發揮自己，讓他們走出去有光，驕傲於自己的共同體。

後蔡英文時代民進黨要如何自我賦權

後蔡英文時代，民進黨的後繼者除了認知到過去的侷限之外（這是客觀性），必須找到新的社會力所在，以及自我的賦權（這是主觀性）。這樣的自我賦權必然牽涉到既有的權力結構，這一步是最艱難的，我們因此必須對權力的結構有更深一層的分析。權力不會只是大家看到的幾個部會幾個機關的權力行使，更深層的權力建構是以一個人際關係開始的締結過程。尤其台灣的總統集國家元首和黨主席於一身，又是689萬與817萬的民意之所在，要說整個民進黨的權力佈建是以蔡總統為核心應該一點也不為過。權力的佈建除了功能的考量之外，是不是我的人，我認識的人，以及，會不會和我配合，這些應該扮演更重要的因素。因此，這就有著讓權力核心的「習性」和「嗜好」傳播的管道。一如蔡總統也曾經自承的「模糊風格」，或是想想又想想，「遇到政策爭議，避免對價值做明確犀利的決斷。」的習慣。這些都在蔡總統執政時成為幕僚準備解決方案的原則，當然，也會成為蔡總統人際網絡中的習性、偏好和價值。畢竟，決定每個人位置的權力來源的特質將逐步傳播成為整個群體的習性和價值，成為溝通的符碼，不待言語的隱形共識，權力的佈建依據的經常是這些隱藏的文脈，最終成就同類偏好的人脈集結。

蔡總統過去並不善用派系之間的競爭和成果來進行權力分配，民進黨這幾年下來因此習慣了某種利益分配模式而呈現怠惰，再加上避免對價值進行判斷的習性傳播，整體民進黨表現出來的「反應遲鈍」「對價值搖擺」對藍營無釐頭的指控「無力回應」種種，都讓人懷疑民進黨這幾年在大勢有利於本土政黨的情況下，似乎已經漸漸失去了對民意的敏銳度（段宜康語）。因此，後蔡英文時代除了盤點各種缺失，努力就民眾最有感的部分儘快提出政策，讓年輕人看到一種「希望」，一種「前景」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到舊的權力結構的符號體系，並重新佈建權力的結構。這個新的權力結構必須以新的價值為「通關密語」，那就是「主動的」「非產品設計的」「非被動語態的」「熱情肩負責任的」「價值明確決斷不模糊的」「派系互相批評競爭的」「進步價值和共同體共構的」「不是平面文宣而是深度耕耘社群組織的」。如果在「主觀性」上面不能徹底的改弦更張，實踐出新的權力屬性和行使樣態，任何政策將會落入無聲的黑洞一般被吞蝕殆盡。

此篇無意就個人進行某種功過的判斷，最重要的是披露「領導者」與「公眾」互相建構出來的政治氛圍和應運而生的認知框架，如何影響了我們對於政治權力與政策的觀點和反應。這樣的新的結構不斷地結構再結構，牢牢地掌握了施政的樣態以及大眾與傳媒的觀點和批評方向。這篇也不是為了評論歷史事件的公道，而是，當我們再次面臨政治事件，再次面臨權力的行使，我們是否持有適切的方法和框架去批評和檢討。政治是一個理想型的追尋，同時也是一個動能的形塑和維續。作為政治人物除了要一一檢視政策的適切性之外，要能把握機會維繫社會的動能和形塑自己身在其中的權力網絡及其動能型態。畢竟執政最終是落在執行的能力，也就是權力的行使能力。不深切理解權力的動能軌跡，政治無法落實為社會現實。在這個權力暫停的時刻，遵循誰誰誰的路線眾說紛紜，此篇希望提供未來的繼任者一個更為明晰的透視鏡，檢討過去，才能形構未來。

※ 作者為經濟民主連合理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本文為經民連智庫選後系列檢討文章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