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威誌有個其他建築設計師都欽羨的經驗：他曾替隈研吾工作過。但離開這位日本建築大師之後，他才摸索出什麼是自己想做的設計，回到家鄉台灣，從「預售屋的接待中心」著手，實踐一條常人少走的路。

文字／郭振宇

攝影／彭婷羚

研究所快畢業時，陳威誌獲得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到隈研吾在上海的建築事務所實習。

全世界有志於建築的學子都想到這位大師的麾下學習，陳威誌不僅擠進了名額，還在半年後爭取到成為正式員工的入社測驗。這是一場「快速設計」測驗，早上9點開始，晚上9點結束，考試期間要出去抽菸、喝啤酒或吃火鍋都行，只要最後能將完成的設計案題目簡報給隈研吾聽。

陳威誌七早八早就進了公司準備考試。到了深夜離開事務所時，他已經是一名正式員工。

他並沒有立刻想通隈研吾判斷合格的標準是什麼，直到往後負責安排過許多新人的入社測驗，他才發現，擁有好的設計想法、實踐能力都還不足以打中隈研吾的心，這裡更看重「設計溝通」能力，「你要如何去跟客戶講清楚要做的事情？如果有把這件事做好，就表示你應該是一位合格的設計師。」

但要在隈研吾的事務所生存，並不能只是一位「合格的」設計師。

在大師麾下

陳威誌很熟悉「勞碌」兩個字，在台灣念了四年的室內設計、三年半的建築，熬夜趕圖的日子多到數不清，但剛進入事務所時，他還是被日本人的職場文化嚇到了。

事務所早上10點上班，午夜12點至1點下班，一周只休一天（而且這一天是參考用，陳威誌曾連續工作一百二十多天沒有休假）。有次同事們一起聚餐喝酒到晚上9點多，他本以為今天終於可以早點休息，沒想到大家一散伙，不是回家，是醉醺醺地走回事務所繼續工作。「這是一開始讓我最深刻的，不管累不累、清不清醒或有沒有其他事情，都要『隨時保持職業水準』去執行你的案子。」

隈研吾本人更將這個精神貫徹到底。當時他60歲，事務所遍跡東京、上海、北京、巴黎，無時無刻都在忙碌，若想和他談話，必須每周熟讀一份密密麻麻的隈研吾行程表，同事們才能掌握他何時有空檔進行名為「Kuma check」的小組會議，對內確認專案目前的方向與進度。事務所流傳著這麼一句話：雖然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但隈先生應該是最辛苦的。隈研吾正是透過個人的高速運轉，帶動底下的齒輪緊密運作，才能順利搭建一座又一座的偉大建築。

「我們私底下討論，隈先生最厲害的一件事情就是『很會做決定』。一個方案我們給他15、20個可能性，他一看就知道說這個要、這個不要，哪些可以發展或合併思考⋯⋯我在當下不知道他到底是看過太多東西所以非常有經驗，還是他的sense就是這麼好，看得到你看不到的東西。」

上海的「虹口SOHO」是陳威誌參與過最印象深刻的專案，該棟辦公大樓以「琴弦」為靈感，表面運用18毫米寬的鋁質擴張網編織出蕾絲般的褶皺效果。這件作品2012年在東京設計完成，為確保品質無虞，隈研吾特別派了兩位東京的同事長住上海，監督施工過程。陳威誌這才明白，隈研吾的作品之所以能維持國際水準，「對施工品質的一絲不苟」是很關鍵的堅持——「設計」並不是畫完圖丟給施工單位就結束了，應該常常到現場關心施工狀況，協助解決突發事件，否則成果很可能跟自己想像中的不一樣。

沒有一位員工不想成為隈研吾。陳威誌也曾懷抱著相同的夢想不斷前進，但從實習生一直做到了上海辦公室的設計經理，才發現「成為建築大師」比想像中難太多了，「你可能需要很多的機緣巧合、個人的努力、工作夥伴的協助⋯⋯久了以後，『幻想』跟『現實』其實還是很有差距。」

2018年，陳威誌離開了大師麾下。嚴格來說不是隈研吾澆他冷水，是當時操勞過度、身體抱恙，醫生建議他「每天10點要睡覺」，陳威誌除了離職以外實在想不出其他辦法。

回到台灣

休息了一段時間，陳威誌轉往上海的外商建築公司任職。

這是一家業務橫跨全球的商業導向設計公司，一家每天晚上6點多主管會問「怎麼還沒下班？該走了吧！」、每周五下午公共空間會擺滿啤酒、炸雞等著大家來享用的設計公司。

陳威誌再度受到了衝擊。「以前我們不斷努力燃燒要創作『改變世界的建築』，但到了歐美體系的商業設計公司，他們更在意『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和『設計執行的效率』——如何在最短的時間把設計執行完，又能維持一定的國際水準。」往後，他又待過幾間歐美商業設計公司，都告訴他「設計的手藝」並非唯一圭臬，一檔設計案要能成功，包含業務開發、客戶服務、進度管理、預算執行甚至售後服務等，都是同等重要的關鍵。

兩種思考設計的方式在陳威誌的心裡沉澱後，2022年初，他回到台灣經營自己的設計工作室「gapa associates」，並決定以一種特殊的建築形式切入台灣市場——預售屋的接待中心。

「服務新建案的銷售」是接待中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形式來說可謂「商業中的商業」，然而陳威誌卻將隈研吾式的美學實踐在這類型的建築上，設計出一種新型態的產品，「我會把它定義為一種『壽命有限的建築』，不像一般建築50年、100年長久存在，銷售中心一、兩年就必須拆除了。」陳威誌說，這種「壽命的有限性」其實正巧與隈研吾的「負建築」理論有重疊之處：當死亡成為必然，建築師不是選擇對抗它（安藤忠雄即屬於某種對抗者），而是要將材料逐漸被毀壞的時間感呈現在世人面前。

「木頭」是體現時間感的良好建材，隈研吾為2020年東京奧運打造的主場館「國立競技場」便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結構建築之一。設計接待中心時，因為經濟效益考量，陳威誌也大量使用了價格可控、甚至未上塗層的木夾板當作完成面材料，「剛開始它的色彩很鮮豔，但經過風吹日曬雨淋，會漸漸地褪色、有一點點彎曲，我反而覺得那是它最迷人的狀態，記錄了時間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跡。當它壞到不能再壞的時候，也就是這個建築要被拆除的時候。」

除此之外，如注重人性化的尺度、媒材的反覆疊加或錯置、讓建築謙遜地融入當地環境中⋯⋯這類隈研吾式美學，也都也能在陳威誌的作品中找到痕跡。

例如，2018年位於關渡的「昇陽麗方」接待中心，刻意降低了建築高度，並在屋頂上以傾斜木板排列出流動感的視覺效果，當人們搭乘捷運從建築上方經過，能看見如同關渡平原上被風吹拂的金黃稻浪。或2023年位於士林的「禾碩芝山綻」，一反接待中心過去偏愛將天花板拉高、讓視覺感受寬敞與宏偉的傳統，他刻意壓縮空間尺寸，並使用質地較溫暖的媒材，讓人擁有被穩定包覆的安全感，且更能覺察到與周遭環境的連結。

然而這種非主流的建築觀念，常常不容易被業主所接受。

如果不是隈研吾

接待中心的死亡恐怕比其他建築形式都要有意義。死亡之後，才能面向建案開始施工的「新生」。「但我沒有辦法告訴業主『我要幫你設計的建築是一步一步邁向死亡的』。」陳威誌說，而克服這種困境正能體現一位設計師的價值——是否能把「設計溝通」給做好。

畢竟設計圖若沒人願意買單，一切就只是書桌上的空想。「以前在隈先生的事務所工作，我們是很心高氣傲的，因為他是大師，所以只要隈先生出面說服高層，幾乎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實現。」若遇到工事困難或偷工減料，團隊甚至會在工地摔椅子來表達憤怒，「我們就是以這種野武士般的精神和體力對抗施工現場層出不窮的挑戰。」後來到商業性質較強的公司任職，武士刀收鞘，「設計」變成要在自我與業主之間取得某種平衡，既要業主負擔得起，也要合乎當下現有施工的條件，才算是一門「好設計」。

「後來我反思台灣的教育，學校想把大家教育成一個建築大師，但其實世界上的建築有九成都不是大師去設計出來的，而是有這麼多商業的公司去執行這些建築——如何在既有的預算之內去執行、完成一個顧及各方利益與設計者可控制的效果，應該是更重要的事情。」

回到台灣後的陳威誌，逐漸以「師承隈研吾」打開名號，隨著作品越來越多，他也開始擔心自己被定型。但這樣的風險是必要的，當今與他競爭的，是越來越多將國外的流行思潮帶回台灣的年輕設計師，他很清楚gapa associates必須以「隈研吾」作為一柄切入市場的利刃，待撐開破口，才能有機會參與房地產之外的設計領域，例如今年（2023）年與VERSE合作為野柳地質公園打造的「觀看野柳的一百種方式」藝術裝置，或參與台灣設計研究院的「校園美學改造」競圖等，都是希望慢慢摸索出屬於「陳威誌式」的美學風格。

少年剛接觸設計時，陳威誌讀的是歷史悠久的金華國中美術班，升上建國中學後他迷惘過一陣子，之後到中原大學念室內設計、進入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此後的一切都是被興趣和成就感所牽引。路途上若遇到難關，那就解決，走到現在既然還有力氣做設計，那也就義無反顧地做下去吧。

「但設計沒有那麼偉大，它沒有辦法改變世界。」這是他目前對設計的體悟。「他們（大師）做設計的出發點應該不是為了想要改變世界，應該是在實踐設計的過程當中，一點一滴走到改變世界這一步。」

如今，隈研吾已經在超過二十個國家打造共四百多棟建築，未來還有許多作品即將在台灣動工，比過去陳威誌認識的那位「Kuma桑」又厲害了更多。而他呢，目前台北、上海兩邊跑，和夥伴們共同經營一間小小的設計工作室，早已不想成為大師的他，偷偷許下了另一個了不起的願望：「養得活自己，養得活公司，讓跟我一起工作的人能夠舒適地過生活，我希望我是能夠達到這樣子狀態的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