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貌的神話
一九四五年九月,《克里夫蘭誠懇家日報》(ClevelandPlainDealer)以「妳是典型的女人諾瑪嗎?(AreyouNorma,TypicalWoman)為標題,發起了一場競賽。
參賽者須遞交身體部位的尺寸,包含身高、體重,乃至胸圍、臀圍、腰圍、大腿、小腿和腳部的尺寸。
這項競賽的目的是要找到最符合性學專家羅伯特.狄金森(RobertL.Dickinson)和雕塑家亞伯拉罕.貝爾斯(AbramBelskie)在一九四二年創作的女性塑像。
狄金森和貝爾斯基兩人聯手創作的男女雕像〈諾曼與諾瑪〉(NormmanandNorma),既綜合了統計學上的平均數值,也是一個理型的身體。他們的身體是根據成千上萬美國男男女女的測量數據打造而成,所以他們應該足以代表美國人的正常體格。
但這兩座雕塑都是基於一組精挑細選的樣本:年齡在十八至二十歲,身體健康的美國人,而且令人吃驚的是,這些樣本幾乎是白人。
這對雕塑在對外展示時,說明牌上甚至寫著「美國本土白人」,這個動作進一步強化了正常的美國人和白人之間的關聯,同時將歐洲殖民前的美國原住民從歷史中抹去。
這項比賽最終吸引了將近四千名婦女參加,但卻沒有一個人能精準符合諾瑪的身材。
冠軍瑪莎.史基摩(MarthaSkidmore)充其量只是數值最接近諾瑪的人。雖然諾瑪呈現了美國人的平均體形以及理想身材,但事實證明,諾瑪這個人完全是虛構的。遺憾的是,這個啟示卻沒有顛覆人們對女性美貌的理想。
早在諾瑪出現之前,我們對女性外表的要求就比要求男性嚴格許多。十九世紀,在精神病院稽查員造訪伯利恆皇家醫院時,若他們見到衣衫不整的女性患者,通常會將此狀況評為不合格。
這不表示男性住民衣衫不整的比例較低,只是因為他們沒有用同一套標準來評判男性的外表;在當時的英國,同樣是披頭散髮或不戴帽子出門,和男性相比,人們往往認為這更能顯示女性的精神狀態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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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瑪莎.史基摩是一九四五年「諾瑪」明星臉比賽獲勝冠軍,她與綜合平均身材的雕塑「諾瑪」合影。
在我的記憶中,我一直都有意識到這種雙重標準。在一九八〇年代長大的我,知道我的男性朋友並不用面對那些加諸在女孩身上的社會期待。三歲時,我堅持自己不叫莎拉,而叫馬克。
我透過這種方式作為對社會期待的抵抗。我當時最喜歡的衣物是一條紫色的領帶,但後來被我朋友保羅偷走了。
在上小學前,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約定,除了不得不穿上討人厭的校服外,我們永遠不會穿上裙子或洋裝。我也很氣學校老師,因為她每次都要班上「強壯的男生」幫她搬教室裡的東西,但我們那時明明才六歲,班上有很多也一樣強壯的女孩。
八歲的時候,我被告知,因為我是個女孩,所以不適合在學校踢足球,那種挫敗感又更內化了。我愈來愈希望自己可以是個男孩。到了十幾歲的時候,我更把房間裡的鏡子面向牆壁。
我穿上一層又一層的襯衫和鬆垮垮的 T 恤,好遮掩我所厭惡的身體,但那時是頹廢搖滾風潮的尾聲,所以也沒人注意到我有什麼不一樣。
一直到我二十幾歲時,我才開始審視我人生中,性別和外表之間的複雜關係。也許並不是我的身體不正常,也許問題出在這個世界如何對待女性,或甚至出在性別這個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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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許多研究顯示,在西方世界中,女性對自己的身材不滿意已經成為了「常態」。
大多數女性會在意自己的外表,這種在意則遊蕩於符合正常值(我的衣服尺碼是否標準?)和達到理想值(我的皮膚、頭髮或牙齒是否完美)之間。當然,男性也會對他們的外表感到焦慮,許多人對外貌的恐懼甚至超出了這種二元的性別概念。
對那些並非生來就是女性的女性來說,這種對外貌的期待更加棘手,而對非二元性別的人來說,社會上對性別的態度可能又更加刺眼。然而,外貌仍無可避免地和性別息息相關。
法蘭西斯.高頓有項「美容」實驗,實驗對象想當然耳是女性,而非男性。在倫敦大學學院的法蘭西斯.高頓收藏中,館方將一對「計數器」謹慎地收在地下室的收納櫃裡。
在我提到高頓「令人毛骨悚然的美容手套」時,館長立刻知道我在說哪件藏品。
這副時髦的皮手套經過高頓改造設計,所以他能在暗中計數:左手手套的拇指處有根針,而其他四隻手指則縫上一塊毛氈墊。
高頓在毛氈墊上放了一張紙片,在用拇指上的針頭戳記在不同手指處,就可以在別人不知道的情況下記錄他所看到的事物。根據高頓的門徒卡爾.波爾森說,高頓的座右銘是「只要有機會,你就計數」,這有點像是《芝麻街》(SesameStreet)裡的吸血鬼。
在高頓決定對全英國女性的相對美貌評分時,這對讓人起雞皮疙瘩的手套便派上用場。這位知名的統計學家開始站在各個城市的街口,只要有女性經過時,他在口袋裡的手就開始掐指記錄,看上去十分可疑。高頓對女性的美貌進行分級,從具有吸引力、平凡無奇到令人生厭。
在這個完全主觀的研究基礎上,高頓企圖繪製一張英國美女地圖,不過最後終究因故從未完成。儘管沒有完成這張地圖,高頓最後仍得出一個結論,也就是他家鄉倫敦的女性長相最為美麗動人,而亞伯丁婦女的長相則面目可憎。
倫敦靚女的髮型、妝容和服飾比起耐風吹日曬的漁港時尚還要吸引這位天龍紳士,並不讓人意外。然而,親愛的法蘭西斯沒有被逮捕,這才真的是個奇蹟。
雖然用現在的標準來看這有點低級,但在科學領域中對女性的物化,不該歸咎於高頓的個人行為。
他只是做了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科學家傾向認為,女性與生俱來的主場就是在家裡生兒育女。由此一來,年輕女性主要的功能就是吸引未來的丈夫,所以她們的美貌才有演化上的價值。
圖片|Photo by Charlotte May on Pexels
自維多利亞時代後期以來,我們對美貌和和正常外表的想法,以及兩者之間的關聯,已經改變很多。
大多數的人都不認為自己像駿馬一樣受人育種,也不追求完美的絕對角度,或許還認為坐在雙層公車的上層,或剪短髮一點問題也沒有,但維多利亞時代的「新女性」做出這樣的行為卻是驚世駭俗。
關於美貌的文化觀也產生變化。一九九九年,印度成為世界上出產最多美女的超級大國。在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〇年間,有五位印度女性獲得了「環球小姐」和「世界小姐」的桂冠,南亞地區也出現了新興的美容產業。
然而,今日的審美標準仍在頌揚白人的體形和身材。印度模特兒為了追求「骨感白人的標準」,變得更加纖瘦。
在世界整容之都―南韓,美白保養品和整容手術儼然已成為一筆大好生意,年輕女性們都紛紛將她們的臉部漂白成「理想」的白皙膚色。
而在整個西方世界,女性透過化妝、整容手術或減肥節食來改變自己身材的比例仍高於男性。
事實上,研究證明這種情況在有色人種的女性之間更為明顯,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加在意自己的外貌。當黑人女學生因為頂著一頭自然蓬鬆的捲髮(而沒有把頭髮燙成像白人一樣的柔滑順直髮絲)而被學校遣送回家時,這赤裸地提醒我們殖民主義遺毒仍持續將西方外貌視
為理想的標準。兩個世紀以來的科學種族主義將白人婦女設定為審美標準,這種文化習俗至今仍深植人心,我們往往也是下意識地持續這樣思考。
圖片|在山謬.威爾斯的《新面相學》(New Physiognomy, 1867)中,用漫畫素描的手法畫出佛羅倫斯.南丁格爾,並以貶抑的方式和「布里姬.麥克壯漢」相對照。
本文摘自莎拉‧查尼《我是一個正常人嗎:兩世紀以來對於正常人的追索,以及正常人為何不存在》,由大塊文化出版授權轉載,欲閱讀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我是一個正常人嗎:兩世紀以來對於正常人的追索,以及正常人為何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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