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佐藤千矢子
電話中暴露的偏見
外出採訪時,我幾乎沒碰過「因為是女記者,所以不給予回應」或什麼其他令人討厭的事,然而,用電話採訪時,就很常出現。在支局接到電話,一報出「這裡是每日新聞」時,對方聽到我的聲音,會問「沒有別人嗎?」「能轉給別人接聽嗎?」
不是請「支局長」或「編輯台」接聽, 而是「別人」。我總是在心裡叨唸著:「別人是誰啊?」 這明擺暗示我無法獨當一面處理事情,令我非常不愉快,但也不能發火掛電話。
一說出「我是記者」,感覺電話那一端便十分困惑,很不情願地開始講話。這類的例子實在太多,如果是由我打電話採訪,不知道是不是不習慣女記者採訪,對方經常聽起來口氣很傲慢,也常因為無聊的誤會而吵起來。
實際上也許是因為我自己也很自大, 但我認為會發生這些事,跟我身為女性這件事有關。在公司接電話時,被問「沒有別人嗎」的經驗,在我們這個世代,不只是報社記者,應該有許多女性都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同場加映:多元共融 DEI 常見四點迷思:公司執行多元共融,你卻覺得不對勁的原因解析)
圖片|Photo by bruce mars on Unsplash
反之,男性應該幾乎沒碰過吧? 從小見到大,幾十年都反覆忍耐類似事情的女性,和完全不需要受那種苦的男性, 面對往後的人生,各自擁有的自信和對社會的認知,會產生極大的差異吧?
明明在當面採訪時幾乎不會感受到對女性的歧視,電話採訪時卻頻繁地感受到,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面對面採訪時,對方看到的是人,無關性別,但透過電話,大概會先被性別偏見所影響。
在支局擔任記者的第二年,我轉往負責市政的採訪工作,被安排去採訪青棒和成棒。第三年,負責縣政採訪。這些大致都是一般的負責模式。身為市政和縣政的採訪記者,我也採訪過高爾夫球場的農業污染問題和長野的冬奧申辦。
到了 2000 年初期,在我擔任華府特派員時,經常被學弟妹問「怎麼樣才能當上特派員呢?」「海外採訪要怎樣才能做得好呢?」。
我一定會回答:
「採訪的基本,不論是在地方支局或海外特派員,都是一樣的。」
「到現場跟人一對一見面,深入往下挖掘。接著必須確認資料是否正確?有沒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對方是什麼意思?從各種角度聚焦,追加採訪或從周邊採訪,充分閱讀並吸收各式各樣的資料,最後寫出稿子,讓這個社會檢視。」
上述的工作,我會花很多天來進行,也會寫連載企劃等大型稿件,也常採訪事件或意外,必須在幾個小時內完成一連串的工作,並寫成報導。
最近,媒體時常受到「扭曲事實」、「根本沒認真採訪就寫」的猛烈批評, 我承認媒體端存在著各種問題,但多數記者都是老老實實地工作,日復一日地寫著報導。
(猜你想看:為你挑片|《女也》:這世界需要更多溫柔,來捍衛性別平等與自由)
圖片|Photo by ThisisEngineering RAEng on Unsplash
男女工作的樣子
如果你問我:「女性到底適不適合在這種地方機構當報社記者?」我認為, 不論男女,多數人都不太適合這麼辛苦的工作,就算是男性,也很吃力,女性和男性體力上有差別,是更嚴酷的挑戰。
比起來我算是體力好的人,還挺得住, 但即使是我,在盂蘭盆節休假和年假時一回到老家,常常會突然嘔吐,昏睡好幾天。
然而現在,就算是鄉下支局,也不會讓記者趕去小事件或意外現場,有了數位相機,就不需要照片的顯影工作,也有行車導航和手機,大幅減輕負擔。希望想當記者的人可以安心。
圖片|Photo by Christin Hume on Unsplash
除了體力問題外,我個人絕對不認為女性不適合新聞記者的工作。有一位辭掉每日新聞工作的男記者,他是我在長野支局的同梯。那位記者很會做政府單位的採訪,卻沒那麼擅長採訪警察。我們經常被前輩拿來比較,他說
「A(同梯的男記者)都不問重要的事,你(我)只會問重點,兩個都不行」。他的批評一針見血。那位男記者太有餘裕了,我則是缺乏餘裕。在採訪時問不出重要的問題當然不合格,然而不會閒聊或講廢話也是大問題。
這不只是記者工作,在其他工作上也一樣。細看男女的工作方式,會覺得女性可能很適合當報社記者──感受力豐富、能設身處地思考的人很多。
男性則是有體力上的優勢,不過就像同梯男記者和我在表現上的差異,或許他因為工作上從容有餘裕,所以可以體驗很多無用的事吧。乍看像是無用的經驗,但對記者來說,這樣的累積很重要。
如果女性能充滿自信,更有餘裕的工作,一定會強大無比。因此,我們必須創造讓女性在實際狀態和精神上都更有餘裕的工作環境。
本文摘自佐藤千矢子的《大叔之牆:掙脫男性優位主義的枷鎖,日本首位全國性大報女性政治部長的奮鬥實錄》。由 EZ 叢書館授權原文轉載,欲閱讀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大叔之牆:掙脫男性優位主義的枷鎖,日本首位全國性大報女性政治部長的奮鬥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