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人間清醒」與德國學術界的集體「退圈」

（德國之聲中文網）因系列“務實言論”而被不少華人民眾譽為“人間清醒”的德國右翼民粹主義黨、德國選項黨（AfD）黨首魏德爾（Alice Weidel），在與世界巨富馬斯克 (Elon Musk) 於社媒平台X進行一個多小時的連線直播之後，德國學術界已有包括柏林洪堡大學、柏林自由大學、特裡爾大學等在內的60多所大學及研究機構宣布推出X平台。目前，該事件仍然處於發酵之中。

事實上，就學術界本身共識而言，後結構主義時代的一大特色正是在於以“眾聲喧囂”沖擊威權敘事，以促成各種社會平權。而正是此種理念促成了當今世界各種社交媒體的蓬勃發展；包括中國研究等在內的學者們，亦無不數十年如一日地呼籲中國社會提高新聞透明度與公民言論空間。

顯然，在此觀察前提之下，德國學術界集體“退圈”的“驚人之舉”，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其反而揭示出某種不容忽視的真問題。這或許啟發人們多角度地進行觀察，並借機檢視一番：究竟誰可謂真正的“人間清醒”？

“絕對言論自由”所引起的質疑

首先需要提醒的是：自我定位為“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的馬斯克自2022年接管X平台以來，不惜大肆裁減事實審核團隊；而抑或同是為了“應對財務危機”或追求更大利潤，臉書及Instagram的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亦有意進行效仿。而這一趨勢卻引起了慣於思辨的學術界擔憂: 即毫無節制的“言論自由”表象，是否反而會造成對客觀事實的扭曲傷害？

而最近令人普遍感到震驚的是：在議會之中被其他黨派劃清距離、並堅拒予以合作的選項黨黨首魏德爾，反而被馬斯克邀請在其頗具社會影響力的X平台連線直播政治理念。這在戰後曾經全方位進行反省，並至今審慎得不願以國旗、國歌等民族主義元素自我標榜的德國現代社會而言，無異是一種傷害民主共識、並涉嫌干涉即將到來的德國大選的宣傳手段。

而其中最令德國學術界無法忍受的部分：則在於恰是接受過“精英”教育的魏德爾博士，竟公開罔顧基本社會常識，將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化身”為“共產主義者”，以有意識地為選項黨的極端右翼主義元素進行開脫。在學術界看來，公眾人物或知識精英貿然發表欠缺正當論證基礎的嚴重謬論，這既不誠實，亦觸犯了以客觀性著稱的倫理道德；而X團隊任由此種言論大肆流出，無疑將造成社會思維的進一步混亂。

正如德國歷史學家托馬斯·桑德庫勒（Thomas Sandkühler）在回復德國之聲時所言：“魏德爾女士的言論純屬荒謬，我都不想通過嚴肅探討來抬高其價值。” 此種想法無疑代表了一向具備嚴苛傳統、並竭力致力於科學與事實的德國學術界共識。而由於其一向受到被譽為“現代大學之母”的洪堡理念的深刻影響（即“寂寞與自由”- Einsamkeit und Freiheit），面對此“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學術界索性集體退出，不啻為一種表達學術操守、捍衛倫理底線的方式。

“希勒特是共產主義者”是“人間清醒”嗎？

然而，在華語圈讀者之中，恰恰是在馬斯克持有的X社媒，卻有不少傾向於右翼民粹主義的人士認為：大獨裁者希特勒是否共產主義者，這個問題並不嚴重；就彷佛如同即將就任的特朗普總統在選舉辯論中攻擊對手哈裡斯為“共產主義者”一樣。然而，在學術界看來，此種虛假性言論所引起的社會混亂，不管在何等政治光譜的圈子之中不負責任地流傳，均將對社會整體共識造成傷害。譬如，一首早已鐫刻於美國波士頓新英格蘭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的詩歌《起初他們》（“Zuerst kamen sie…”）如此寫道：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Kommunist）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他們抓社會民主主義者（Sozialdemokraten）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這首小詩1946年源自親歷第三帝國的歷史見證人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業已成為批判納粹暴政的公共記憶。沿著其中線索，可不費吹灰之力地追蹤歷史軌跡：即共產黨人、社會民主主義者、工會成員、猶太人等都先後成為希特勒的迫害對象；當然，其中還得加上那些詩中尚未記錄、被希特勒視為“無價值的生命”（如殘疾人、同性戀者等）。這亦有助於公眾觀照：為何在魏德爾直播之後，德國司法機構（如聯邦法院）、工會團體等亦一同退出了X平台。顯然，其亦感覺自身的共識、身份或尊嚴受到了冒犯或傷害。

而對於華語圈中的極左民族主義者們而言，魏德爾博士的關於“希勒特是共產主義者”的論斷，則恰恰不啻為一瓢迎面潑來的冷水，或是理念上的迎頭一擊：

因魏德爾博士曾留學中國，研究退休金制度並在中國工作六年，其被默認為對華存在好感；而選項黨內部最近亦甚至爆出“中國間諜”疑雲等。而其政治理念中排斥移民、偏袒俄羅斯、以及在涉台問題中較為忽略價值觀取向的模糊態度，似乎亦正中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們的下懷。因此，其此番言論一出，倒有必要令其崇拜者們靜下心來稍作思考：倘若政治罔顧事實，並有悖基本價值倫理觀的牽引約束，甚至不惜自相矛盾，那其可信度又究竟存於何處？

算法之辯與後續爭議

當然，學術界與X平台不可調和之矛盾，究其根本還是在於歐盟的數字空間監管規則與“馬斯克算法”之間的巨大分歧：譬如，在學界嚴肅與專業的態度之下，上述帶有右翼民粹主義特色的荒謬言論，理應基於歐盟現行的《數字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受到調查與限制，但X平台的審查措施卻不在其位，反而亦或受到某種算法的推波助瀾。因此，在毫無節制的民粹主義氣氛面前，隨德國學術界退出的，還有奧地利的兩所大學。德國古老的耶拿（席勒）大學雖繼續保留X賬戶，但提出的理由是“大學不應剝奪自己將繼續批駁X平台謊言的可能性”。

事實上，即使將歐盟國家基於《數字服務法案》對馬斯克的長久批評與努力協商置之一邊，單單就耶拿大學的表態而言，其亦提供了另一種思辨：即大家所希望的“冷靜、客觀與平衡的討論”（德國政府發言人語），在知識精英缺席的場所，是否可能獨立達成？——而這即是有關知識的民主化傳播：譬如，本文文首所提到的以多元聲音沖擊威權敘事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倘若只作為某種研究結果束之高閣，並不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實際運用於社會，那天下又有幾人能及時打通森嚴的知識堡壘，得益於這些理性果實呢？

最後，關於誰是真正的“人間清醒”，筆者想指出的是：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曾言：“沒有人比無知者判斷得更為激烈——他既不了解理由，也不了解反駁的理由，卻總是自以為正確。”而針對此種專業人士與普通民眾之間實際存在的認知鴻溝，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則以“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來回應社會理性化與智性化的途徑；但其成立的原則，卻是“通過計算（Berechnen）與技術手段（technische Mittel）而掌握（beherrschen）萬物”。

由此可見，作為現代社會知識傳播、並進行人際認知交流的重要手段，社交媒體之算法的公正性如何強調、如何重視亦毫不為過。相比於“是否將社交媒體留給煽動、仇恨與謊言”之問，這更為本質與迫切。並且，其亦並非僅僅只是馬斯克X平台所需引起重視的問題，而是籍由當下德國學術界等的集體“退圈”以及所引發的爭議，所有社交媒體（包括臉書、TikTok、小紅書等等），均需以“人間清醒”的態度，所共同面臨的靈魂之問。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曾求學於韓國延世大學、檀國大學，並執教於韓國弘益大學、慶州大學等多所高校。此後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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