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現真相」：《返校》與白色恐怖的距離

白色恐怖的年代，仍有許多至今未明的真相；而像《返校》這樣一部電影，也彷彿在往真相探索、逼近……

最近上映的電影《返校》，被批評「醜化白色恐怖」。即便白色恐怖時代如《返校》之例比比皆是，電影仍遭如此批評。這就說明了，臺灣這塊擅長遺忘的島嶼上，依然有人不願意面對真相。而只要上述情況還持續的一天，白色恐怖的歷史就值得一說再說。

作為一部「再現白色恐怖」的作品，《返校》一步到位地完成了很多事，因此絕對可稱之為「白色恐怖敘事上的里程碑」。儘管它在形式上有不足之處，包括因為多線敘事而顯得斷裂與破碎、或是有些地方過於直白，但是以「轉型正義」的向度而言，它完成了許多前輩都未能完成的未竟之業。

《返校》做到了什麼過去沒做到的事？

1. 呈現加害者

轉型正義指的是「一個社會經歷民主轉型之後，對於過去威權體制所做的善後工作」。主要內容包括：一、賠償受害者，二、追究加害者，三、呈現真相。在「呈現真相」之後，更關鍵的是，它需要被大眾記得。儘管《返校》是虛構故事，但是它也參與了形塑「記憶」的過程。電影是強勢的大眾媒介，甚至有可能影響一整個世代對白色恐怖的認知。

而臺灣的白色恐怖記憶，可以說和轉型正義的現況有暗合之處。臺灣著力最多的是「賠償受害者」的部分，但相較之下鮮少追究加害者。因此一直以來，都有「白色恐怖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說法。而臺灣過去的白色恐怖敘事，也是一個「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狀況。作家湯舒雯研究陳映真、郭松棻、李渝、葉石濤的白色恐怖小說，她注意到這些小說對於「責任歸屬」（即「誰傷害了受害者？」）多半是含混不清的。小說裡會點出那是國民黨政府（例如葉石濤暗諷政府是《一九八四》的「老大哥」），但是政府背後畢竟有具體的個人，那些人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小說卻迴避談論。少數談論的作家（例如陳映真），又過於憐憫加害者，以致於把那些「加害者」也塑造成了「受害者」。（資料來源：湯舒雯：〈史的暴力 詩的壟斷 ——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創傷〉）

這些小說展現了作家的高度與悲天憫人的精神，但是以轉型正義的視角觀之，仍是未竟全功。這不是說《返校》「比這些文學作品還要優秀」，《返校》呈現白色恐怖呈現得十分「直白」，這種方式於藝術性有損，但就轉型正義關注的方向而言，它做得比白色恐怖文學還要多一些。

《返校》中的加害者並不模糊，明確告訴你加害者是誰、他做了什麼。故事裡的白教官在校園裡無所不在。而他會做的事，就是在人類脆弱之際，遞出誘惑的訊息，鼓勵人類告密。

要呈現這些並不難，但考量到多數白色恐怖文學對於加害者總是閃閃躲躲，這已經往前邁出了一大步。白色恐怖文學最典型的敘述模式之一，是一個清瘦憂鬱的知識份子，從某一天起就不知為何「消失了」。這可能十分貼近當時人們的心理，畢竟白色恐怖就是白茫茫的一片迷霧，人進了迷霧，就不知道去了哪裡。但是到了今日，我們或許已經能讓迷霧散去，好好說當時發生了什麼事。《返校》是一個當代的故事，也使用了當代的清晰觀點來介入白色恐怖。

2. 讓受害者不再愧疚

如果要讓我說《返校》電影最厲害的地方在哪，那毫無疑問，是張老師和方芮欣的一段對話。

那時候張老師已經被槍決、方芮欣深陷罪惡感的深淵。這時電影安排不可能相見的兩人，再回到他們平常約會的地點，這時理應不在人世的張老師，對方芮欣說：「這不是你的錯。你只是被利用了。」

這段情節在遊戲裡並沒有出現。在遊戲中，方芮欣因為罪惡感而陷入輪迴，但是為什麼方芮欣需要為一切負起責任呢？她是告密者沒錯，但是她難道不是失去愛人的受害者嗎？要是沒有鼓勵告密的體制，她會有機會害死自己的愛人嗎？

方芮欣的嫉妒並不是罪惡的源頭，國家才是。這應該就是為什麼，電影裡讓張老師說出「這不是你的錯」來免除方芮欣的責任，也是為什麼，電影裡白教官的角色更為鮮明。這一切調整，都是把責任從被宰制的個人身上移開，而移回那些「真正的加害者」身上。

不過《返校》遊戲這種「聚焦於告密者責任」的角度，其實和過去白色恐怖文學有不少相似之處。也是在湯舒雯的論文裡討論「責任歸屬」的章節，她提到「強指向」和「弱指向」的問題。由於國家、個人的關係十分複雜，因此當一個人被告密了、犧牲了，那麼究竟是誰要負起責任？責任的強度如何分配？以陳映真的小說為例，他通常將責任「強指向」過於安逸的的受害者後代，而「弱指向」國家的暴力。

或許在白色恐怖的迷霧裡待久了，人們已經看不見釋放迷霧的來源，只能看到自己身邊的人。因此也只能把罪疚轉嫁到其他人身上。這可以說是一種戒嚴下的心理狀態。

但是這不代表這些告密者就真的是罪人。他們有罪，但沒有他們所背負的那麼多。對於這樣的人們，說出「這不是你的錯」，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返校與現實的距離

1. 《返校》的事件應該發生在什麼年代？

白色恐怖的歷史佈滿塵埃與迷霧，基本上沒有人敢說自己全盤了解。我們現在依然處在伸手掰開荊棘的階段。荊棘一層又一層，調查與研究只能慢慢累積。因此當代人對於白色恐怖的理解，仍然在緩慢更新的階段。《返校》對於歷史的理解與現實有距離，也是可接受之事。

《返校》電影的背景設定在1962年，但是它其實更像是發生在1950年代的故事，特別是1949-1955年之間。其實《返校》的故事原型「基隆中學事件」，就是發生在1950年。研究戒嚴書籍的賴慈芸也指出，就電影中所提到的書籍來推測，《返校》的時間應該往前推十年。

這並不是說在1960年代，《返校》的故事不可能發生。由於戒嚴時期案件眾多，我們現在的了解還很有限，因此很可能也存在類似的事件。但是《返校》中讀書會事件的牽連之廣、判刑之重，都更像是1950年代的典型事件。

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反抗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省工委是共產黨在戰後臺灣的組織，初期發展緩慢，二二八事件之前只有七十多人，但二二八事件後快速發展，兩三年內成員數量高達2000人左右。而根據目前的不完全統計，對白色恐怖受難者人數約有八千人左右（按：〈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總數有多少？〉，《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一，頁124。），光省工委的人數就佔了四分之一。「省工委」的追隨者數量之多，由此可知。

對於戰後初期的臺灣知識份子來說，他們見識了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的血腥鎮壓，滿腔熱血卻無處抒發。因此對他們而言，「投身省工委參與革命」是一個實踐理想的良好途徑。

如果《返校》的時間往前推個十年，那麼參照1950年代的事件，我們可以推論出更多細節。《返校》很可能是一個和省工委有所牽連的例子，省工委那時的全島性委員會有三個，其中一個就是學生委員會，省工委希望建立跨校的學生聯盟，因此「學生」是他們發展的重點。

由於省工委是中國共產黨在臺灣的組織，領導者有部分是來自中國的外省人。《返校》對於角色的省籍並未表現得很清楚。但從有限的線索，我們仍可以推出殷老師應該是外省人。由於「殷」這個罕見姓氏在臺灣並不多見，是外省人姓氏的機率頗高。如果《返校》故事發生在1952年，外省籍的殷翠涵老師，便很可能是從中國來臺灣發展組織的共產黨員，主導了學校內的讀書會。來自中國、熟悉中國共產黨脈絡的她，才會教學生讀鄭振鐸、巴金和魯迅的譯本——這幾位都受到中共官方所推崇的作家。

雖然省工委的組織者多來自中國，但是當時國民黨才剛統治臺灣沒幾年，多數人還不會講「國語」，只會講臺語跟日語。因此雖然組織的領導人可能是外省人，但組織的擴張多仰賴能講國語的本省人。而從官方的判決來看，省工委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員都是本省籍。

若將張老師置於1952年，他會成為百分之九十五的本省青年中的一位。張老師代表的是台藉知識份子的典型。根據官方釋出的人物介紹，他在日治時代曾經留學日本學習美術，應該曾在接受日本新潮而自由的風氣，也可能在那個風氣之中漸趨左傾，如同多數日治時代的知識份子。這樣的他，在見識過二二八之後，可能會選擇實踐戰前已經萌芽的社會主義熱情，成為省工委的一員。

若張老師身在1952年，那他會是作家呂赫若的同志。呂赫若曾是戰前的文壇明星，在戰後選擇革命之路，在鹿窟事件中失蹤。

省工委從1949年開始，各地組織被陸續偵破，到了1955年，省工委已經不復存在。因此1955年後，抓補與壓制的力道稍微和緩了下來。根據《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指出：

「⋯⋯從判決資料來看。從一九五五到一九六五的十年間，也許可說是國民黨安穩統治、不受挑戰的『黃金十年』。在這段期間，政治案件的數量、規模都明顯下降。戒嚴剛開始的前幾年，判決書動輒出現十數人、乃至數十人一案的慘狀，於一九五五年後愈來愈少見；而判決書上陳述的『事實』，也不再以『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且著手實行』或『參加叛亂組織』等『組織性抗爭』的事項為大宗，多轉為像是發牢騷、批判時政的『宣傳罪』⋯⋯這樣的行為，通常判處三年半到七年左右徒刑，少數會到十年以上。另外，閱讀官方認定的『禁書』者，也常判以此罪，或裁定為更輕微的『感訓』。是故，死刑與無期徒刑的人數也大幅下降。」（資料來源：〈兩代抗爭者〉，《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頁22。）

如果《返校》如電影所述，是發生在1962年，剛好會落在國民黨統治安穩的「黃金十年」之間。而根據這段描述，讀書會成員若真的只是讀禁書，那麼比較有可能會被判「宣傳罪」、坐三到七年的牢——如此一來，《返校》中近乎全員被處決的下場，其實更像是1950年代的悲劇。

2. 「不就只是看幾本書」，但是，真的只是幾本書而已嗎？

《返校》裡說：「不就只是看幾本書而已嗎？事情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返校》的敘事也存在落差。成員們說自己「只是看幾本書」，但是他們落網以後的罪名卻是「參與叛亂組織」、「發行刊物」。兩者之間有巨大的落差，到底哪一邊才是真的？

如果說「只是看幾本書」是真的，那麼「參與叛亂組織」、「發行刊物」就是讀書會成員們被羅織的罪名。這並非不可能，可能白教官早就看張老師及其他學生不順眼，因此即便閱讀禁書本應不致死，但他依然找了些嚴重的罪名來安在讀書會成員身上。

但是也有另一個可能，就是所謂的「只是看幾本書」，並不是真的。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和《返校》情節很像的一篇小說〈月印〉。〈月印〉的背景也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女主角文惠因為眼見著丈夫鐵敏日日跟外省的楊大姐出門，起了嫉妒心，便拿了一箱書去警局舉報鐵敏。鐵敏因此被抓，再見面時，已是槍決的現場。文惠很驚愕，這時她心中想的也是「不就只是看幾本書而已嗎？怎麼會⋯⋯」無辜的鐵敏按理不應死，但是警察的說法卻不同。警察說鐵敏雖然「藏了一箱子禁書⋯⋯都是紅的⋯⋯」但也說「不過紅書還在其次」、「最不應該的是⋯⋯在教堂的閣樓上還裝了電台呢。」

電台是地下黨傳遞情報的方式。鐵敏實際上是地下黨成員。

但是這些實際上參與了反抗組織的受難者，並非最鮮明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形象。在白色恐怖的討論中，人們更關注的是「無辜的受難者」。作家湯舒雯在其論文中討論到白色恐怖文學中的受害者形象，受害者們往往是「年輕」、「純潔」的文藝青年，他們只是熱愛讀書，最後卻因讀書落罪。但是這些描述往往因為小說中其他提及組織的細節，而顯得不太真實——那些文藝青年們，無論如何「看起來無辜」，他們都很可能真的參與了革命。只是作家們因為不想讓讀者質疑「這樣受害者們是不是罪有應得呢？」而避免呈現革命事實。（資料來源：湯舒雯：〈史的暴力 詩的壟斷 ——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創傷〉）

《返校》對於受害者的呈現也延續了這種無辜。甚至可說是「強化了」無辜感。《返校》的書單都是因為譯者而被禁，譯者要是換了名字，電影中出現的《飛鳥集》、《父與子》和《苦悶的象徵》，也不過是一般的文藝書籍。這和真正有「理想」的文藝青年們讀的書，還有一點距離。按照葉石濤的自傳小說《台灣男子簡阿淘》所開的書單，主角簡阿淘讀的是「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文萃、群眾」，這書單非常驚人——《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是毛澤東的著作、《群眾》是中共的官方刊物，這份書單「根正苗紅」得不得了。但當簡阿淘深入閱讀這些名副其實的「反動書刊」時，《返校》裡的學生們卻還沒摸到《資本論》就判了死刑。這會不會有點過於無辜了？

《返校》的這種強烈無辜感，可能也是為了迴避「這樣受害者們是不是罪有應得呢？」的爭論。確實，在返校上映以後，有評論直指《返校》裡的組織為共產黨，因此「若非冤枉，毋需平反」。但這類認知，只突現論者的思維還停留戒嚴時代，視剷除異己為主要目標、藉此合理化國民黨迫害人權的行為。

那麼放到現在，我們該怎麼理解這些1950年代的革命青年？

你想想，如果你身處1950年。你曾經很期待「回歸祖國」，但是祖國帶來的不是榮耀，而是鮮血。二二八的鮮血染紅了河川，你常經過的河川邊滿是屍體，那之中有你的親人。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也曾經和多數人一樣，以為對方可以和談，但是代表「處理委員會」前去的仕紳，卻在火車站被槍決。你想吶喊、想批評，但你知道那些這麼做的人，都在夜晚被一一帶走。這時你知道了，你知道世界上存在一個方法，可以對抗那個造成一切慘劇的政黨。

你不心動嗎？

即便可能因此被起訴、被槍決——但為了革命的意志，你早已經獻出了你的身，你的心。

你要是在一瞬間懂得了了這種心緒，那麼你必不會說「罪有應得」。但是也許台灣社會還沒準備好，因此受害者仍然必須無辜。但是沒關係，我們可以慢慢走到那裡。總有一天，即便是「有罪」的受害者們，也依然「無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