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推動離岸風電將近十年，因風場與漁民作業區重疊，從開發施工至風場完工，出現漁場干擾、航行安全、海域環境劇變等議題，在欠缺明確規劃指引之下，導致風電開發商與漁民衝突不斷。
這些爭議過往被簡化為「漁業補償協商」，但因協商唯一的法定代表是地區漁會，有些漁會組成結構以養殖漁民為主，未能納入捕撈漁民需求。而補償協商亦無法完全解決爭議，因漁民仍然與離岸風電需共處於同一海域，在缺乏對話之下，甚至傳出驅逐或逼船等海事糾紛憾事。
為促進漁業和離岸風電行業建立良性關係，並鼓勵兩者共存，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所屬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以下簡稱漁權中心）參考英國經驗，編製《台灣離岸風電與漁業聯絡指南》（以下簡稱《指南》），提供風電商作為開發及運營階段如何建立當地漁業聯繫管道的參考。
漁業聯絡制：指引風電開發建立漁業聯絡管道，盡力讓漁業存續
有鑑於風電廠商普遍有意願建立漁民溝通管道，但是「不知道怎麼做」，隸屬於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的漁民權益暨環境永續中心編製《指南》，並於 6 月 27 日舉辦圓桌論壇，邀集產官學界代表、西海岸漁民出席，探討漁業聯絡人制度在台灣的可行性。
《指南》的主要撰述者、漁權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斐竣說明，離岸風電業建立漁業聯絡制度來自英國，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推動風電發展之時，讓業者跟風場專案所在海域漁民建立溝通管道，盡力在不干擾漁業前提下推動專案，同時讓漁民瞭解開發狀況。
吳斐竣介紹，這個制度需要在開發商一端建立「公司漁業聯絡人」，也在當地尋求「漁業產業代表」，在規劃階段，就對離岸風電與漁業活動進行系統性考量，例如瞭解或認識當地漁業社群，建立自己的漁業調查資訊。
在實際施工前，可爭取時間自主舉辦會議，提出減輕對策與共存方案，針對開發工程、航行安全與漁業活動共存與避讓進行溝通，盡最大努力讓海域維持漁業活動，
因漁具漁法差異，漁業聯絡制度需「在地化」
他也表示，來自英國的漁業聯絡制度在台灣也有「在地化」的必要，包括漁具漁法的差異。英國多為籠具漁業，網具放下去後沉底，不太干擾會風場。但是台灣西岸多為刺網漁業，刺網長達數公里，且在海上漂流，容易進入風場，對風場維運的衝突最大。
風電業者擅自移除海上漁具可能構成侵權行為，但網具漂流卡在風機基座也會直接導致漁民損失，對風電業者而言也很困擾，而且清除纏繞基座的漁網也非常危險，所以能夠預先溝通聯繫，對雙方排除作業上的誤解，都很有必要。
離岸業者應積極肯認漁業，風場安全區並非禁航區
吳斐竣表示，西海岸幾乎佔滿了風場或者等待開發的專案，儘速建立漁業聯絡人制度有迫切性。但台灣離岸風電業者普遍存在的心態是，為了工程推進方便，希望風場內都不要捕魚。業者應該承認漁業價值，才能得到漁業界的信任，進一步發展出台灣離岸風電跟漁業的溝通方式。
他也提到，依據現行規範，風場的範圍內業者可以提出安全區，開發工程階段是船舶附近 500 公尺，商轉之後是基座周邊 50 公尺。但參照漁業署公告或相關法規定義，安全區域並非「禁航區」，而是建議注意避讓以維護航行安全，因此安全區概念不是禁航區也不是開發商專屬區。
他提到英國的漁業聯絡人制度強調共存，但是台灣目前困境在於業者「是否希望漁業活動繼續？」吳斐竣表示，沿近海漁業支持沿岸漁村的生計，也供應國內優質水產食品，然而不少業者希望風場變成禁漁區，或把漁民當成生態破壞者，很多人為了減緩氣候暖化而主張再生能源有優先性，但這些觀念都無助於建立溝通管道。
李平順：漁民不是洪水猛獸，風電商應先做好鄰居
李平順是雲林縣近沿海作業漁船協進會理事長，他是自 2020 年雲林外海開發離岸風場以來，帶領漁民抗爭捍衛漁場的意見領袖，至今仍因為抗爭行動而被迫面臨司法追訴。
李平順表示，風電工程啟動至今已是第四年，漁民也被迫與離岸風電共存。他認為工程打樁、航安問題都還是其次，最嚴重的是海域環境劇變，漁民真的很難抓到魚，生計面對困難。
他也批評，政府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喊口號」，一直喊要「共榮共存」，但是丟給漁民的永遠是未來的不確定性，到底工程完工後還能不能抓到魚，漁民都在觀望。
面對民間團體倡議聯絡人制度，他也奉勸風電公司，不要把在地居民當成洪水猛獸，彼此要在同一塊海域共存二、三十年，風電公司應該把漁民當成好鄰居，風電公司如果開誠布公跟漁民溝通，他相信漁民也會以禮相待。
沃旭：漁業溝通必須在地化，以行政區劃分補償作業未必涵蓋所有議題
李立偉是丹麥風電開發商沃旭公司的台灣政策暨公共事務總監，他表示，沃旭自行開發了一套《漁業溝通指引》，不僅做為漁業溝通的 SOP，也在內部訓練教員工認識漁具漁法，同時建立 24 小時都能聯繫的漁業聯絡人，不過他認為，漁業聯絡制度必需要在地化。
他表示，陸域的發電廠有圍牆，海上風機卻是沒有圍牆的發電廠，靠近風機很危險，施工中則更是危險。纜線則視漁法而定，一支釣漁法相對沒有問題，但是若是底拖船或者底刺網，就會對海底纜線產生風險。開發商出自於保護企業資產，更需要理解漁民作業方式。
李立偉也指出，以行政區為劃分的漁業補償制度未必能涵蓋所有議題，但建立漁業溝通管道卻可以讓風電商累積真正的在地漁業知識。
沃旭為了避開沿海漁業熱區，一開始就往遠岸開發，但是在遠岸風場作業的漁船多半是來自台中的大型漁船，也並非接受補償的漁船。又例如鰻魚苗季節會有許多本地漁民在近岸捕撈鰻魚苗，這些漁民也不是漁業補償對象。
李立偉指出，當這些衝突在海上發生時，風電公司對雇用戒護船也會要求依照 SOP 行事，但戒護船人員難免火氣大，或許會講一些不得體的話，但基本原則是不能移除漁具，也不能驅離，不會也不該採取輾壓式的態度。
漁業聯絡制度如何建立？能源署：事權分散，需要更高層統一事權
既然漁業聯絡制度對 NGO 、漁民、企業都是減少紛爭衝突的工具，為何政府未能全面推動，作為一種普遍性的制度工具？經濟部能源署再生與前瞻能源發展組副組長鄭如閔表示，能源署雖然樂於擔任平台，但漁業聯絡的《指南》規範項目廣泛，涉及到不同機關職權，應該由更上級機關來統合。
她指出，例如航行安全在航港局規範當中，生態調查工作由海保署規範，環評制度跟能源署內部的選商規則當中，也把風電商的環境與社會承諾計畫列入評選給分項目。也就是說，《指南》建議的相關規範已經在各機關內規中，能源署也無法再另外設計制度。
學者：一次性補償不足以形成溝通，政府內部存在不同價值
受邀出席的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林子倫此前擔任行政院發言人，也是長期倡議能源轉型的學者，他認為綠能發展面對最大的議題是技術、成本還有社會接受度。離岸風電從歐洲經驗走到台灣實作過程，面對未知的台灣海域環境，技術逐漸成熟，財務上也必須有餘裕，才能做更好的回饋。
面對倡議團體提出的漁業溝通制度，他認為外國制度未必能順利移植到台灣，最實際的問題在於：政府自己也是利害關係人，內部就有很多意見尚且無法整合。
例如民間倡議，風電開發前應先進行海域空間規劃，但實際上海洋委員會成立於 2018 年，時間晚於離岸風電推動，還有諸如國產化政策、如何與在地共榮等，政府內部還有諸多議題還沒解決。
不過林子倫認為，建立溝通平台仍有其價值，讓漁民跟風電商發展合作關係才能形成價值轉化，現有的（漁業）補償機制屬於一次性回饋，補償後缺乏延展可能性。他認為同時解決社會溝通的諸多問題需要創意，而他認為現階段的成就「已經屬於難能可貴。」
苗栗議員：不是跟漁會/協會談完就沒事，應清楚辨識利害關係人
苗栗縣議員陳品安長期關注陸域風機及離岸風電發展課題，她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單一漁會或協會無法代表所有漁民意見，風電商應該好好辨別出利害關係人，才能辨識風險。
例如苗栗縣竹南鎮龍鳳漁港就發生一起事件，經濟部委託台電規劃海底纜線共同廊道，環評委員也要求所有業者需依循台電規劃路線，然而台電所規劃的路線卻穿越定置漁場，該規劃即已牴觸定置漁場的法定物權。
她批評政府推動綠能不能只是技術本位思考，看到海域平緩就劃廊道，「信任與尊重並不是空口說白話」，也不能認為「漁民出來抗議就是愛錢，而是要求尊重」。
陳品安建議，《指南》類似一種行政指導，請機關內配合，但更重要的是願意換位思考，本意是尊重，而不是變成另外一種形式，持續增添漁民困擾。
漁權中心：引導廠商有迫切性，亦不牴觸漁會法定權利
漁權中心主任鍾瀚樞指出，現在西海岸大量進行離岸風電開發，凸顯出製訂規範提供業者依循的急迫性。《指南》的目標，是督促業者尊重肯認沿近海漁業、漁民的價值。
他也呼籲，希望有更多風電開發商響應這項行動，主動建立自己的漁業聯絡作業準則，也呼籲主管機關將漁業聯絡準則，納入離岸風電相關法制作業中，補足規範空白之處。鍾瀚樞相信，《指南》所列漁業聯絡準則有助於發現潛在風險，對開發商維運風場、降低漁民作業風險，政府乃至所有利害關係人和生態環境都有益。
目前法規及政府僅認定地區漁會是唯一的法定漁民團體，僅有漁會能代言漁民權利，對此吳斐竣補充解釋，地區漁會涉及的是補償金制度，而《指南》針對目標是離岸風電跟漁業存在同一海域內，在海上會遭遇到的各種問題，並不會損及漁會既有法定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