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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神3】社會體制問題難反映 社工倫理界線成個人難題

鏡週刊
更新於 2020年04月24日11:06 • 發布於 2020年04月27日01:58 • 鏡週刊
楊蕙如認為社會工作雖然讓人筋疲力竭,但也有成就感。成就感來源不是幫人解決難題,而是人和人一起度過難關的感覺。

我們走進政大校園,採訪社工所博士班的楊蕙如,她說:「社工有倫理守則,那是不能踩的底線,但實務上很複雜,你和個案的生活融合到什麼程度,才覺得舒服?若雙方太超過,都會有問題。」40歲的她二度暫離社工圈,回學校「補血」,17年的社工經驗讓她對「界線」頗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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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蕙如回憶起多年前的個案,有個認真賺錢的爸爸,媽媽卻常離家賭博,媽媽一不在,爸爸就崩潰酗酒,最後被公司開除,也無法照顧一歲小孩,只能把小孩託給社工短暫寄養。但3個月後,爸爸找到工作,媽媽也回來了,2人就手牽手來要回孩子。同樣情形重覆無數次,為穩定孩子生活,她建議爸爸把孩子出養(讓別人收養),爸爸一直猶豫掙扎,「那陣子,我每天帶出養表格,期待他簽字,有時他call我去小吃攤吃飯喝酒,有時他在卡拉OK喝醉,把我叫去說要簽字,人到了又不簽。進出這些場所我也會擔心,但我不想放過任何機會。」

一晚,媽媽又跑掉,爸爸喝醉打電話給她,叫她把小孩帶走,但仍不願簽字出養,「我很生氣,跟他理論,他說要帶小孩去跳橋,然後把酒瓶砸碎、割腕,我跟小孩都嚇壞了。」發生暴力事件,她才能為孩子做緊急安置,但三個月法定期滿,孩子繼續在寄養家庭與原生家庭間流浪。「我知道自己遊走在倫理邊緣,涉入太深,但我還是幫不了小孩和那爸爸,挫折感很強。」這次挫敗,讓當時的她返校進修心理學碩士。

在台灣,每年有多達6萬件以上的兒童少年保護通報案件,也讓兒少保護社工業務繁重,疲於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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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後,她再次觸探社工倫理界線。「那孩子讀幼稚園時,我想看看他,想說他大概也忘了我吧,就放心地帶電子錶去跟他玩,玩一玩他忽然說:『我要按什麼鍵,妳才不會再把我帶走?』我當場心碎,原來他記得我,而且對他來說,我去看他就是要帶他走。」她停頓了一下說:「你說我違反專業倫理,對!但這也違反人性啊!」她忍不住苦笑。

倫理界線的設立,除了讓社工與案主不會涉入對方生活太多,也是讓後續接手的社工,不會因為前任社工與案主的依附關係而無法進入。然而,「當孩子的家庭無法支持,他是靠社工阿姨、叔叔支持他長大的,一旦社工離開職位,小孩也會覺得奇怪,『你們怎麼都消失了?』孩子看到我的感覺可能很複雜,難以判斷好壞。時間夠久遠,我才敢說出來,不然那幾年我都覺得自己做錯事,只能默默吞下。」她的涉險越線,也凸顯現有體制的思慮不足。

要怎樣讓他不滅頂,你也不滅頂?能存活下來的祕訣是:確定自己不是拯救者。

面對複雜的社會結構問題,社工往往看到了,也只能默默吞下,無力感日增。然而,倫理仍是一條社工不得不在意的界線,迎曦基金會主任陳怡芬提醒:「如果超過界線,有可能會被告,曾有社工處理家暴案件,卻被個案控告妨害自由。我們不是不關心,而是沒有立基點(法律保障)去關心。」

但作家林立青提出不同觀點,「界線清楚的社工,斷定界線的方式通常很殘忍,當這世界狀況越來越複雜,很多新案例和過去截然不同。比方說,非法移工的存在,本身就遊走在法律邊緣,如果照規範走,社工根本幫不了他們。」王增勇認為,社工必須把他看到的體制問題反映出來,整個結構才有可能調整,「但太多基層社工沒有向上表達的管道,這牽涉到台灣的倡議組織,長期跟基層脫離。」而政府機關為維護形象與績效,也不願社工曝露問題,於是界線的問題,又回到社工身上,成了個人的難題。

我們採訪伊甸基金會專門照顧精神障礙者的活泉之家社工師郭可盼,她認為:「界線像一條繩索,左邊是我們太靠近個案,不想簡單地下結論,然後自己倒了;右邊是變得太行政化,距離個案很遠,很快能下判斷,但我們想找到平衡,可以讓自己活下去,又不變成太行政化的人。」33歲、有8年社工資歷的她語帶哀戚地說:「我看過變得麻木的人,也看過就此消失的人。」

郭可盼強調,精障犯罪者在精障族群中是少數,在所有犯罪者更是少數,但因某些案件被不斷渲染,讓社會大眾放大了對精障者的恐懼。

她談起自己服務精障者的經驗,形容他們的情緒如海嘯,若不及時伸手,就會被滅頂,「我一開始很困惑,昨天我們才一起度過一個『很想死』的關卡,怎麼今天又發生了,是我做不好嗎?」後來她明白,不是她的問題,而是精障者的困境,「他每天都在海嘯狀態,要怎樣讓他不滅頂,你也不滅頂?況且孤單寂寞的時刻,通常就在深夜,你要不要接電話?接多久?接幾次?」這些問題,她至今還在拉扯。然而,她認為自己能存活下來的祕訣是:「確定自己不是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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