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派上海 5 年，親身經歷「租屋鬼故事」

被公司外派到上海，今年已經進入第 5 年，也進入了一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時間坎」──我們這些到中國大陸工作的台灣人常常說的「時間坎」，指的是每到一定程度的年限，生活和工作上的種種，就會讓你思考該繼續待下去或乾脆離開，而 5 年正是個值得讓人思考的時間點。

我自從來到上海工作之後，即便常常在生活上感到與台灣或以前在國外「十分不一樣的地方」，但大多還能一笑置之或抱著隨遇而安、入境隨俗的心態面對；埋首工作之餘，也覺得很多社會上的紛擾跟自己沒有太大的關係──直到最近，卻因一件切身發生的事件，觸發了許久沒有感受到的不滿與無奈。

上海租屋「鬼故事」

身為一個租屋族，最無奈的事情，大概就是房東突然要求搬家或臨時要把房子賣掉轉手吧──而我就正好碰上了這件事情，如果把故事簡而言之的變成一段話，還真像我在大學唸法學院時的考卷題目：

「盧卡斯在今年 5 月找了房仲公司 A 尋找租屋處，找到房子之後由於房東平時都在國外，委任房仲公司 A 成立一年的租屋契約；而後，房東突然在租屋一週後委託房仲公司 B 準備出售房屋，且在掛牌出售一週後房屋就被賣出。

然而房仲公司 A 始終聲稱不知情，房仲公司 B 則在房屋成交後突然有一日敲門，直接告訴盧卡斯該房屋已出售，您需要準備開始搬家。試問：

（一）盧卡斯究竟是否需要搬家？

（二）如應搬家，到底應該向原房東還是新房東解約，以及要求賠償？」

而我就是那題目中的「苦主」盧卡斯。才剛搬進新租的住處一週，突然就有各家房仲業務來敲門，説：「你這個房子正在出售，可不可以請你本人或聯繫房東，協助讓客人看房？」我才知道自己的房東為了盡快脫手，對外報了低於市場行情 3-4 成的報價，一下成為附近區域炙手可熱的案件。

中國大陸的房仲公司，以往就是出了名的牛鬼蛇神，這下時不時就有不同房仲來敲門，問我能不能請房東給他們代理賣房子或要求帶看，不堪其擾之下，我告訴這些房仲再敲一次門我就報警。

今年，中國大陸房地產依舊低迷，房價不斷探底，因此非常多人急著把手上的房子脫手套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則是為了「救市」，開始放寬買房資格（在中國的部分特定城市，只允許擁有當地戶籍者、或在當地繳納相關保險與稅務達一定年線以上的人，才有房屋購買權），如大家最矚目的上海，近年讓非上海籍居民只需要3 年的社會保險跟稅務年限即可（過去是 5 年）、同時連購買區域都放寬。

簡單來說，如今上海房市一邊在大力脫手，一邊則是在鼓勵更多人進來填補缺口，頓時造就了「房屋換手」的火熱效應。

於是，我的房子就這樣在房仲 B 掛牌銷售後不到一週就賣出，買家甚至沒有進來看過房子，在這過程當中房仲 A 公司則始終堅稱自己不知情。我在得知房屋已售消息後，一直請房仲 A 跟原房東確認，然而對方都說「沒有任何問題，請你放心的住」，直到交易已經成立開始走程序時，房仲公司 A 才「恍然大悟」地表示交易確實已經成功，我需要搬家。

律師在場仍被威脅恫嚇，醜惡人性現形記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深深感到中國大陸的房仲業者，不管在態度上或實際作為上，都十分赤裸裸地以「自身利益極大化」的角度出發，絲毫不在意其他人的權益與感受。我只好請來律師協助，房仲公司 A 則堅稱他們可以和我解約，並且只需賠償一個月租金，要我即刻搬家。

即便律師在旁邊不斷說明，按照當地法律，租客應有哪些受保障的權益及相關的法律原則（買賣不破租賃原則：台灣在民法也有一樣的規定，即《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 簡單的說，就是房客在訂立租約後已搬進租屋處居住，縱使房東之後有出售租屋的行為，仍不影響原先房客的租屋權益。），房仲公司Ａ的代表仍堅持要我「立即搬家」。

談判到了這個階段，對方更擺出人類最原始的狀態，不斷地跳針重複說著：「你需要馬上搬家、你不搬走我多的是方法可以讓你走、我們可不是吃素的……」等等威脅他人的語言。而在一旁的律師也只能像個臨時演員，一再表明「這樣違法、任何違法行為產生我們都會報警」等等。

這件事情的尾聲，結束在律師告訴我：「時間點不巧，因為正在過戶當中，房屋的所有權目前仍屬於原房東」，因此房仲公司 A 作為代理人是可以解約的；如果已經過戶成功，我反而可以向新買家房東爭取繼續住下來。他後來也私下建議我，儘管還是可以據理力爭，但如果住得不安心、每天提心吊膽，不如還是搬家吧……。

最後在我也生氣起來，大聲抗議下，勉強爭取到多一點點的賠償作為搬家費用，也再次驗證和這些人好言好語是沒有意義的。

生存在中國社會的「叢林法則」

而當我在中國大陸的社群平台上尋找資料的時候，發現遇到相同狀況的人實在太多，如果在一線城市之外，可怕程度更難想像。甚至我的同事之前在北京分部的時候，就親身經歷過「被逼到房屋牆角脅迫簽約租房」，事後報警也被不了了之的情況。

所謂「見微知著」，這段極度不愉快的親身經驗，也不免讓我回想到自己最常被朋友們問到的「大哉問」：台灣跟大陸到底有哪裡最不一樣？

而我的回答一直都是：「人們所處的環境與所受的教育差異所導致的，對人性的預設有根本性的價值觀差異。」它導致了社會中多數人們日常行為舉止與談吐的不同，也導致了面對他人與自身利害關係不同時，所作所為的差異。而這些「社會文化」上的差異，不是來中國大陸走馬看花、旅遊觀光的網紅，或單看表面的經濟成長數據能夠展現的，終歸還是要在此地生活一段時間，實際回歸到人跟人相處、人在一個環境中長期累積下來，那些最真實的感受。

試想，如果你一出生就處在一個人山人海的叢林裡，人人都處在高度競爭中，一切都在為生存努力，那你恐怕也只會記得一件事情，那就是「自身利益極大化」，別人的感受與禮貌、道德肯定都是次要的。在這裡，小到買東西、水電師傅上門服務，大到至公立醫院看病，第一步對方都一定是先講價錢、先要你付完費，錢先到手再説，至於服務內容、服務品質、服務態度都是次要了。但如此長久下來，何來人與人間的信任，遑論善意與關懷呢？

我在搬完家之後，請了微信平台的打掃阿姨來家中打掃，平台收費 4 個小時 150 元人民幣（約 680 元新台幣），阿姨打掃完我跟朋友一起回來驗收成果。這時阿姨就在旁邊不停的抱怨著我的哪個窗戶多髒、這個浴室原本多可怕，她有多辛苦等等，如此滔滔不絕地直盯著我不斷數落快 10 多分鐘；我只好面無表情地向她說了聲：「辛苦了，會給阿姨一個好評的。」此時我見到大陸朋友在旁邊偷笑，等阿姨走了之後他才告訴我，阿姨會說這麼多，其實就是跟你要小費紅包，平台付費 150 元，她們可能只實拿 60-70 元，都需要再靠紅包的。

但我一時間不明白，如果真是收入不夠，可以好好溝通，為何要用抱怨和責罵的方式「要紅包」？

後來我想通了，在台灣，大部分的時間，我們多半假設人是善意的，在做事情、提供服務、提供建議時，即便多多少少都會帶有自身的意圖或利益，但我相信大多數的人也都會有自身的一把道德量尺、與對他人的起碼尊重，不需要靠他人一直來回檢查或檢舉；但這點在中國大陸確實很有難度，當然不是說當地沒有好人好事，只是在競爭如此激烈且人人力求「生存」的世界裡，過多的善意與輕聲細語，並不會為自己帶來什麼好處；久而久之人們互相尊重的風氣與習慣自然不會存在，更不會有傳承。

這也是為什麼上海和台北、中國大陸和台灣，有著很多生活細節上的差異，例如：為什麼中國大陸的地鐵站每個站口都需要配置安全檢查機器、保安甚至有公安而台灣沒有；為什麼中國大陸的大學不可能讓校外人士去操場健走、打球，而在台灣你卻可以隨意進出大學校園；為什麼許多上海的社區裡，偌大的區域只會開放一個進出口，甚至連消防通道都要上鎖？社區物業會告訴你，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力在其他出入口放置保安。在一切美其名為「安全」、「和諧」的口號下，凸顯的其實是這個地方的集體預設裡，人們需要被管理、人們無法自制自律。

中國大陸的地鐵站每個站口都需要配置安全檢查機器、保安甚至有公安。圖／humphery@Shutterstock

「人在叢林中，不得不學習」

當然，作為一個外派工作者，是我自願「貼近當地」、或說「自討苦吃」，以租房子來說，我一直堅持壓低租金預算來省錢，一般與我同級的外派人員和多數同事，大部分都願意花至少 8 千人民幣（約新台幣 3.6 萬）以上，甚至到兩萬（約新台幣 9 萬元）人民幣左右的費用，做為每個月的房租支出。

當你願意花更多錢，在這裡自然就能免除更多讓你不高興的事物，也自然能住進更高級的房屋、遇到更好的房仲、擁有更好的社區環境等等。在今日中國，「錢」無疑是一個最容易、也最直觀地讓你劃分階級，同時擺脫種種不開心的根本要件，當然這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如此，但在中國大陸特別明顯：在上海連叫個車，都有高達十幾種等級，等級越高、開車的師傅越有「素質」，會跟你噓寒問暖會穿著正裝，車內乾淨整齊沒有異味；反觀如果你選擇最便宜的車，那很抱歉車內基本絕對又臭又髒，師傅愛頂嘴不說，還可能帶你繞遠路多揩點錢。

只能說，上海這裡本就長期存在各方人口湧入、高度競爭的現實環境，再加上物質世界的等級劃分薰陶，造就了這裡多數人們最根本的價值框架與互動動機。要在這裡生存得好而不迷失自己，必須既要能夠適應這套叢林法則，又要能想辦法在每天遇到的大小鳥事中，堅持不忘本心。

於是我告訴自己，在日常生活裡被鳥事擺了一道，也學到了一課。「人在叢林中，不得不學習。」

【延伸閱讀】

●大陸工作第一課：「台灣人害台灣人。」
●「我做清潔工作十幾年，妳是第一個向我道謝的」──在上海，說「謝謝」的台灣人與說「沒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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