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統戰」疑雲：臺灣網紅被「收買」不行嗎？

Photo Credit：截自　攝徒日記Fun TV@YouTube

最近，一部揭露中國收買臺灣網紅的影片引爆輿論。這部影片由知名 YouTuber 八炯與前「愛國臺灣青年」陳柏源合作，標題為〈中國統戰紀錄片上集：中國老總原唱跳反！曝光收買台灣網紅套路，統戰部官員通話全紀錄〉，直指中共如何透過資助臺灣網紅進行親中宣傳，意圖改變年輕世代對兩岸關係的認知。

這支影片的各項資料倘若為真，不僅清楚呈現了中共的滲透策略，更涉及臺灣網紅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轉變，也讓人重新思考：網紅到底該不該為自己的影響力負起責任？

我們為什麼該在意「網紅被收買」？

或許你會說：「不就是接業配拍影片嗎？有這麼嚴重？」的確，許多國家也會透過官方媒體宣傳觀點；但仔細想想，在我們每天花幾個小時在網路上，觀賞網紅分享日常的過程中，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對某些議題的看法？

於是，世界各國都有拿錢請民間協力宣傳是一回事，但幫「非友善國家助講」又是另一回事。關於這點，可以從下列兩點討論。

一、網紅的隱形影響力

如同近年訪查指出，不少臺灣年輕人早已不從傳統媒介（電視或報紙）接觸新聞，轉而直接從網紅獲取資訊。於是，網紅的影響力，不僅限於娛樂或商業領域，更滲透到政治與文化層面，逐漸在網路世界中成為意見領袖，慢慢能夠帶領輿論風向。

例如，擁有 640 萬訂閱的「老高與小茉」，正是許多粉絲日常吸收新知的平台之一，也曾因議題觀點沒把關好而引發爭議。由於追蹤者數量龐大，他們的言論能引領大眾對單一事件的認知，因此，當網紅開始講敏感的兩岸議題時，這股影響力即不容忽視。

二、利用輿論來打統戰

談到統戰，你的腦海是否浮現出政治人物互相高來高去、學者專家彼此握手寒暄的畫面？進入網路世代，中共早已不用那種「老套方式」來統戰了；大家深知「掌握網紅就等於掌握輿論」之道，也就更願意拿錢邀請他們助講。

統戰策略並不新鮮，但透過網紅滲透，顯示中共的手法已更加細膩與隱蔽。經由日常追蹤的網紅流露對中國的好感──這種「輿論戰」不易被察覺，卻更便於影響年輕人的心態與價值觀。

有些人認為，「單純業配旅遊」並不會怎麼樣，如網紅陳沂反批：「說真的，就算收錢宣傳中國觀光又怎麼了？以前『大陸尋奇』還是在國民黨政府的監督下，介紹中國好吃好玩好風光呢！」

不過，這樣的說法似乎忽略了，網紅是否該拿錢業配旅遊只是表面問題，更深層的議題在於：一味讓意見領袖講中國好話，不只某種程度上稀釋了臺灣人對本土文化的認同，長久下來更會降低對中國的合理警覺──值得警惕的是，中國利用網紅宣傳，並不止於單純的商業考量，不能排除未來有針對性的政治操作。

簡單來說，這正是「溫水煮青蛙」的概念。透過資助網紅宣傳中國一段期間，培養大眾對於這些帳號的信賴、對中國的好感，轉而在選舉期間，推動有利親中政見的言論，進一步影響選民的政治選擇。這一切的源頭，或許只是「單純」介紹旅遊文化，可長久下來的行動，便會累積對臺灣民主的威脅。

尤其，大眾很容易信任日常親近的社群領袖，也因資訊轟炸、占據注意力，再無心力比對其他說法。網紅宣傳的背後，是一場以輿論為武器的無聲戰爭，挑動民意攻擊民主，我們必須警覺。

「攻心為上」的輿論戰

這說法乍聽很抽象。其實，這是指中共企圖大規模利用資訊，挑動我們想法和行為的種種做法。

2003 年 12 月，中國政府修訂《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正式將法律戰、心理戰與輿論戰，列為「軍事訓練」的工作重點，併稱「三戰」。

法律戰像是在國際條約上，做出各種對臺灣不利的詮釋；心理戰則是鎖定政府人員如國軍喊話，動搖他們的作戰信心；至於輿論戰，就像是我們常聽到的「認知作戰」，乃針對一般民眾釋放訊息，試圖「帶風向」，塑造出臺灣失敗、中國成功的特定內容。

依《打台灣不如騙台灣：中國對台灣認知作戰的 Q&A》一書，中國發動輿論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說服臺灣人認同中國政權。只要中國可以成功地讓臺灣人相信中國很美好、臺灣很糟糕，未來中國只需要花費不高的軍事成本，臺灣人很快就會投降。甚至，對中國政府來說，越多臺灣人被中國吸引，且相信中國政府是可以坐下來好好談判的對象，中國就越有機會無痛佔領臺灣。

舉個例子，2018 年日本因燕子颱風導致關西機場淹水，中國的《觀察者網》即宣稱中國大使館派車接走臺灣旅客，迅速引發輿論爭議，質疑臺灣政府辦事不力。再經臺灣的社群與媒體擴散後，消息真假難辨，卻成功模糊了事實，降低大眾對中國輿論戰的警覺。

除此之外，輿論戰也會醜化臺灣的人權工作者、有臺灣本土意識者。如此一來，中國便可削弱臺灣民眾的國族意識，讓不關心政治的群眾認為「就是那類團體煽動戰爭、破壞兩岸和平」。

那麼參與認知作戰會有什麼法律責任？如果認知作戰來自境外，可能追查不易，臺灣執法人員就算持有明確證據，也無法直接行使公權力來嚇阻，選舉制度也無法給予制裁。因此，閱聽者自身若對爭議內容持有「資訊判讀力」，擁有足夠的媒體素養，便是面對認知作戰最輕便、可隨身攜帶的防禦武器。

反觀，若操作資訊的人在臺灣境內，自然能受到法律制度的監督；參與認知作戰的若是政治人物，更會在選舉中落敗，或被人民罷免，還能透過各種條文加以處罰或參選無效。

網紅要負哪些責任？

一、法律責任

這裡舉個例子：假如你所喜愛的臺灣網紅，突然接到一個「大單」──由中國統戰部門提供數十萬新臺幣，要求他前往中國，歌頌當地的科技進步與都市發展。若他欣然接下，並在影片中高喊「中國美好論」，鼓吹臺灣民眾多多親近中國，這樣在法律上是否會有問題？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只要是臺灣人，未經主管機關的許可，不得與中國涉及對臺政治活動、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的機關、團體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反之，就算僅與一般中國人合作，依舊也不可以涉及政治性內容。

所以前述影片若真是跟官方統戰部門合作，自然觸法；但如果是跟一般中國人約定，就需要個案判斷，這是因為本條例並未正面說明什麼是「政治性內容」，最多在相關辦法提到內容不可有「凸顯中共標誌、標語、旗幟、圖像或其他政治性標示者」，也就留下詮釋餘地。

以過往歐陽娜娜登上國慶晚會的爭議來看，該「活動場合」確實具有更高的政治性質，且其演唱〈我的祖國〉，不管是「歌詞內容」（祖國到底指的是哪個祖國？）還是「表演方式」（特地安排中、港、臺三地藝人合唱，多少有把臺灣納入中國版圖的意味），都加深了政治性內容的成立空間。

那麼回到前述例子，若網紅與中國廠商約定，公然在影片置入兩岸統一、臺灣回歸等政治標語，那就非常有可能觸法；如果只是透過影片拍攝，單純宣揚中國的「科技進步與都市發展」，則比較不會違反政治性內容的界線。

二、社會責任

但是，即便沒有違反任何法律，網紅是否就不用在乎業配來源呢？基於鑲嵌於輿論戰的一環，面對中國的資助，其內容產出是否該更加謹慎？當粉絲無法得知背後的金錢交易時，是否會不自覺地潛移默化？網紅除了「吸粉」、賺錢，面對外部影響，是否該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

舉例而言，過去，YouTuber 呱吉（邱威傑）從搞笑網紅一路晉升參政，證明了網紅也有改變公共議題的能力。他們的一舉一動不僅代表自己，也可能成為網路族群的跟隨對象，更應具備社會責任的想像。

社群時代的共同責任

不可諱言，網紅的影響力已超越個人層面，成為輿論戰中的關鍵角色，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深刻影響粉絲、社會氛圍，以及大眾的政治選擇。而閱聽者也不能置身事外，應主動培養批判性思考，共同成為輿論戰的防線。

隨著媒體演進，網紅不僅獻上娛樂，更是未來世代的議題代言人。如果我們都能選擇支持來源更透明、更具責任感的內容創作者，願意對你所支持的對象提出質疑，才有機會開啟網紅自律的可能性。

中國即便擁有強大的國家資源，其「大外宣」策略能否成功，終究取決於閱聽者是否擁有足夠的媒體素養，以及創作者是否願意堅守民主的價值觀。除網路平台與廣告商之外，唯有網紅與閱聽者也願意打開意識、共同面對社會責任，才能為臺灣創造一個更安全、更透明的數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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