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80週年系列(一)俏也不爭春—被忘卻的中華民國海軍二戰史

【引言】較之於擁有名將和飛官光環的陸空兩軍，中華民國海軍在二戰暨抗戰中的貢獻和歷史意義則較少被外界所知。海內外多年來對海軍二戰戰史研究頗多，惟影響力卻不出學界範圍，更難為大眾傳播所青睞。但實際上，中華民國海軍不論是江防還是佈雷，甚至戰爭初期的突襲與防禦作戰，都為最終的勝利爭取了極為寶貴的時間和空間，確保了國軍大後方的穩定與安全；水上佈雷游擊戰更是對敵造成極大震動。這種「不對稱戰法」迄今仍是為自由而戰的國家所倚賴的國防利器。追比世界潮流、親歷諾曼第登陸，也是一段被塵封的中華民國海軍光榮史。因此，後世不能夠讓中華民國海軍這段歷史被淹沒在長江水底、或塵封於意識形態對壘的迷霧中。因為這對當年「俏也不爭春」的海軍先輩們而言，並不公平。

多重因素 致海軍二戰史默默無聞

與名將、著名飛官輩出的陸空兩軍不同，中華民國海軍在整個二戰暨八年抗戰中，雖發揮了自我犧牲的精神，成為美英盟軍在亞東大陸戰場的重要盟友兵種，然而由於諸多因素制約，海軍戰史一直難被重視、乏人問津。這是諸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海軍自身的兵種特色。各國海軍皆高度專業化的集體作戰、相互配合、協同行動的兵種，甚少強調或突出個人，故海軍本就不易產生戰爭明星。觀世界海洋史，艦艇名號有時甚至比使用它們的海軍軍人更為有名。以二戰為例，德國海軍俾斯麥號戰艦、英國海軍威爾斯親王號戰艦、美國海軍胡蜂號航母、日本大和號戰艦，可謂世人皆知，但知曉其艦長大名者恐寥寥無幾。難得有一、二著名海上指揮者傳知後世，多為強大遠洋海軍之統帥。然二戰時的中華民國海軍，屬裝備劣勢的近海防守型武裝。

其次是八年抗戰時期，中華民國海軍水面艦艇在初期時要麼被敵軍擊沉，要麼自沉長江以封鎖水道、阻敵進犯；後續「不對稱作戰」性質的江防和佈雷作戰，屬非典型戰法，與一般大眾所認識的「艦艇對艦艇」作戰模式，有極大差異，因而其貢獻容易被忽略。

第三是海軍史蹟多已被毀不存，後世對海軍貢獻難有具象化認知。中華民國海軍在1929年中東路抗俄戰爭後，曾經建立忠魂碑和陣亡將士公墓，但後來徹底毀損而沉入江底。八年抗戰的海軍陣亡將士，部分埋葬在南京長江邊望江磯一側的中華民國海軍公墓，但這座公墓1950年代已經被拆毀，改建為「華東人民海軍烈士公墓」。廣州早在民國初期就建置海軍墳場，其中建有「粵桂海軍抗戰陣亡官兵紀念碑」，但已經被毀而不復存在，這個區域如今更成為了廣州動物園。放眼中國大陸，唯一存在的海軍二戰紀念史蹟，是位於廣東肇慶西江邊山嶺深處的「海軍馬口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然而要抵達這座紀念碑，可說是山路崎嶇、灌草叢生，但這反而也讓紀念碑躲過了1949年後政治運動的浩劫。

最後一個因素則是現實緣由。對如今執政管治當年二戰戰場的中國大陸央地各級官方來說，海軍作戰歷史的發掘，並無太多直接效益。國軍的空軍和陸軍二戰史得以廣泛傳播，固然有中國大陸民間追尋歷史真相的訴求推動，但亦有一部分因素是官方改善對美國關係（例如飛虎隊）、強化兩岸互動的需要，因而國軍戰史得以在1990年代逐漸重建天日。但海軍是人數稀少的專業兵種，美英海軍二戰時亦未直接與中華民國海軍協同作戰，因此對當地官方而言，發掘海軍史的現實功能已經大大降低。

這當中，唯一例外的是1996年中山艦被打撈後建立了紀念館。不過打撈中山艦，當地官方起初更著重的是紀念辛亥革命、國父孫中山誕辰和北伐戰爭（凸顯第一次國共合作）；紀念抗戰和二戰的考量反而並不大。且中山艦1926年的艦長李之龍是共產黨員，與國共對抗的中山艦事件息息相關。因此，中山艦打撈修復後，最早擔負的是「革命歷史教育」的功能。如今中山艦的「抗戰歷史傳播」功用，則是時移世易、對日關係複雜化之後的產物了。

初期的悲壯：水雷突襲、沉艦救國爭取轉移時間

民國26年七七抗戰爆發時，中華民國海軍分為四個體系，分別是編為第一、第二艦隊的閩系；編為第三艦隊的青島系；編為第四艦隊的粵系；電雷學校師生組成的電雷系。只有輕型艦艇的中華民國海軍，不論是整體噸位還是艦艇數量，與敵軍有數十倍的差距，強弱涇渭分明。不對稱作戰，成為了不得不的選擇。

初期階段，特別是淞滬會戰中，電雷系的「史102號魚雷艇」經過偽裝和秘密航行，對敵旗艦出雲號開展奇襲，造成極大震動。當時電雷系的魚雷艇，分為四個中隊，分別以史可法、岳武穆、文天祥、顏杲卿四位古代民族英雄命名。與此同時，為了防備敵軍沿長江進入腹地，海軍開始執行破除航標和封鎖水道等工作。最為悲壯的，是大量艦艇以自沉方式，封鎖了長江。在青島，第三艦隊艦艇也幾乎自沉，封閉水道。破除航標在當時是危險工作，中華民國海軍的皦日號戰艦就是在長江移除航標時，被敵機轟炸而擊沉。甯海、平海、應瑞、建康等戰艦，則在江陰長江要塞防禦戰中，遭遇敵機空襲，或被擊沉，或是擱淺。海軍沉艦救國，在人類海戰史中，實在是不多見。

武漢會戰時期，海軍進入了水陸並舉作戰的時期，執行長江防禦。一方面，以水面艦艇佈雷；同時以陸戰隊守衛湖口、馬當、田家鎮等對保衛戰時中心武漢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長江各要塞。由於長江以及毗鄰內湖被海軍佈滿水雷，敵軍艦艇幾乎是舉步維艱。同時，中華民國海軍也付上了巨大代價，海軍自主建造的第一艦咸寧艦、著名的中山艦，幾乎都是在這一時期被敵機擊沉。

在廣東，海軍第四艦隊同樣採用水面作戰和陸地要塞防禦相結合的策略，在1937年9月中旬，於當年林則徐銷煙的虎門要塞區域，與敵軍艦艇展開了直接的水面作戰。中華民國海軍雖然弱小，但肇和艦、海周艦採取靈活策略，將敵艦吸引到岸基火力射程範圍；最終在水陸並舉打擊下，敵艦撤退。1938年10月，海軍在廣東西江以執信艦、堅如艦、仲愷艦、仲元艦、飛鵬艦、湖山艦打擊沿岸敵軍，力圖防止敵軍沿西江進入廣西並威脅陪都重慶。此後，粵系海軍幾乎失去全部水面艦艇。

這一階段的海軍作戰，雖然悲壯，但卻並非沒有戰略意義。中華民國當時的方針，就是「以空間換時間」，轉進內陸腹地，苦撐待變。從華東到華中武漢，再到西南大後方，後撤軍力、轉移物資是戰爭初期中華民國政府的必然選擇。面對有強大海空優勢的敵軍，不論是魚雷突襲還是長江封鎖，中華民國海軍都為戰略轉移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這些被轉移的軍力、物資、設備、甚至學校人才，成為日後反攻的重要基礎。這是海軍對戰爭極大之貢獻。

游擊健兒逞英豪：被忽略的江防 被低估的佈雷

由於失去了艦艇，中華民國海軍的二戰作戰似乎不具備典型的海軍特質，因而常被忽略。海軍前輩劉和謙在他1941年考入海軍官校的成名作《海軍救國論》中，對貶損海軍江防、佈雷價值的觀點，進行了反駁，稱「或云抗戰久矣，海軍之功何在？此庸夫之言耳，殊不知我海軍亦正擔負有救國之使命耳，如沿江之封鎖防衛，水雷之攻敵，此皆莫大之功者也，何謂海軍之無功，而不可救國耶？」

事實的確如此。武漢會戰後，不論是被擊沉還是自沉，中華民國海軍幾乎已經失去了全部水面作戰艦艇。雖沒有了艦艇，但海軍依然是海軍，依然在戰鬥。這其中，江防和佈雷成為海軍主要的作戰方式，這對確保西南大後方的穩定與安全，意義及貢獻極大。

在湖南省辰溪縣，筆者曾經看到海軍陸戰隊的抗戰陣亡烈士墓殘蹟。原有的公墓因為政治運動的衝擊和人為破壞，已經大多消失，殘蹟則經過後續的不同程度修葺。筆者當時對為何在湘省腹地有如此海軍公墓，倍感疑惑。後來始知，內河要塞防禦、盟軍機場護衛、綏靖後方治安、保障基礎關鍵設施安全，是海軍在抗戰中後期的重要使命。據學者研究，七七抗戰初期，駐防福建的海軍陸戰隊曾協防華東。但上海、杭州失守後，海軍陸戰隊轉移駐守江西潯陽、湖口，保護要塞及海軍重要機構，例如九江船舶分所。其後更參與摧毀航標之任務。從1938年開始，海軍陸戰隊開始承擔起守衛粵漢鐵路的職責。隨著戰事推進，湖南的湘西內陸剿匪責任也由海軍陸戰隊承擔。湖南芷江一帶，是美軍機場和航空基地，美軍航空火力對國軍部隊的意義不言而喻。日軍也一直以芷江機場為奪取目標。機場以及重要公路的防禦、守衛，成為了海軍陸戰隊的重要使命。青島系的海軍第三艦隊，其陸戰隊一部進入山東內陸，從事敵後游擊戰，參加了著名的徐州會戰，更是莒縣保衛戰的中流砥柱；另一部分則進入長江區域，擔任馬當、田家鎮江防要塞守備任務。抗戰時，石牌要塞是扼守長江、保衛陪都重慶安全的重要門戶，若石牌要塞失守，則等同中華民國亡國。駐守石牌要塞的海軍官兵曾在江邊岩石上鐫刻「石牌要塞敵膽寒」，以激勵士氣。

佈雷是最為攻守兼備的戰法，就攻勢而言，乃水上游擊戰；就守勢而言，則可封閉水道，阻敵前進。因此佈雷戰法，在抗戰中一直為海軍所運用。為防止敵軍由水路威脅大後方，佈雷是海軍失去艦艇後最為重要的作戰任務。據統計，截止1943年，海軍先後在長江支流水域的洞庭湖、湘江、荊河、川江佈置水雷1. 4萬餘顆，使得敵軍無法前進，成功封鎖了長江水道。這一戰法不僅在長江流域如此，在華南亦是如此。粵系的海軍第四艦隊在馬口之戰後，也開始在西江流域佈置水雷，阻卻了敵軍沿水路進逼廣西、進而威脅西南大後方的可能性。而且佈雷工作並非畢其功於一役或一勞永逸。敵軍勢必會掃雷、破雷。因此佈雷是槍林彈雨和砲火中，需反覆完成的任務。

游擊戰不僅是陸軍專利，海軍也利用佈雷展開游擊戰。1939年開始，中華民國海軍開始組建佈雷游擊隊，並且沿長江劃定了由江西湖口至江蘇江陰的第一佈雷游擊區、 湖北鄂城至江西九江的第二佈雷游擊區、湖北監利至湖南岳陽城陵磯的第三佈雷游擊區。海軍官兵以民眾為嚮導，利用對地形和水文的熟悉，對長江水域進行佈雷，予敵極大打擊，至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海軍共游擊佈雷1500餘顆, 炸沉敵軍艦船135艘。眾多海軍先賢在佈雷游擊中獻出生命。例如海軍佈雷諜報烈士陳木生，就是在湖口執行任務時為敵軍擒獲而犧牲。他們是不可忘卻的抗戰中流砥柱、也是最勇敢的敵後游擊健兒。但無可諱言，他們的歷史被忘卻了。

因為有了海軍的江防和佈雷，國軍在長沙會戰、鄂西會戰等諸多戰役中，保住了戰場主動權，大後方的安全得以獲得保障。而敵後佈雷更是國軍敵後游擊戰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貢獻，都為盟軍的反攻奠定了堅實基礎。他們不是輝煌歷史紅花邊的綠葉；也不是名將光環的陪襯，他們的犧牲本身就是最為光榮的歷史。

親歷諾曼第硝煙 參加英國勝利大檢閱

二戰時期，中華民國海軍雖然失去了大多數水面艦艇，但仍舊不斷派員到作為盟友的英國去學習海軍知識。這些被選派到西方留學的海軍軍人，很多來自江防和佈雷一線，有過實戰經驗。據軍史研究顯示，中華民國政府海軍部在1943年選派了24名海軍軍人前往英國，4人留學到普利茅斯港（Plymouth）的輪機學校；剩餘20人進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1944年諾曼第登陸（Normandy Landings）時，這群中華民國海軍留學生們已經以英國皇家海軍軍官的身分在英軍軍艦上繼續學習和深造。海軍前輩葛敦華當時所在的搜索者號軍艦（HMS Searcher）在諾曼第戰役中擔任反潛與護航任務；另一位戰後生活在香港的海軍前輩林炳堯所在的藍蜜莉斯號（HMS Ramillies）軍艦負責在諾曼第登陸中砲擊德軍要塞……這段歷史也成為了海軍先賢與盟邦共同攜手、追趕世界潮流、戰時不忘學習的見證。

1946年6月，英國首都倫敦舉行了同盟國慶祝二戰勝利大閱兵，蘇聯缺席了這場閱兵式。分列式中，第一個受閱方陣是美軍。緊隨美軍亮相的第二個方陣，就是由72名留英中華民國海軍軍人組成的國軍受閱部隊。他們在陸海空三位掌旗官的引領下，邁著英式步伐，接受群眾和各國政要的歡呼與致敬。對於在二戰中幾乎失去了全部水面艦艇、以「不對稱作戰」拼盡全力而苦撐的中華民國海軍來說，這份榮耀顯得既閃亮、又沉重。

1928年，中華民國海軍自主建造的第一艘軍艦咸寧艦問世下水。1929年中東路抗俄戰爭時，中華民國海軍在同江海戰中英勇抵抗蘇聯的侵略。而今，幾乎沒有大型艦艇的烏克蘭海軍，也和二戰時期的中華民國海軍一樣，接續對抗威權主義侵略者。烏克蘭海軍使用巡弋飛彈、滿載炸藥的無人機與無人艇，針對俄羅斯黑海艦隊進行大規模「不對稱」攻擊；烏克蘭的海軍陸戰隊更是成為近海與內河流域作戰的重要突擊力量。從中東路抗俄、到二戰、再到眼下的烏克蘭衛國戰爭，都說明：凝聚了團結、智慧與勇氣的「不對稱作戰」，永遠都是實力相對弱勢一方在為自由而戰時可充分使用的反侵略利劍。

勿讓歷史沉沒在江底

自中華民國辛亥開國之日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就被定為海軍軍旗。故政權雖迭番變化，國祚幾經淬洗，時空亦早已物換星移，然海軍不論在何種時期、隸屬何種派系，不論在北洋還是黃埔，在長江水域還是東南近海，甚至在今天的台灣海峽，青天白日滿地紅始終飄揚艦桅之上。二戰時若沒有中華民國海軍這群年輕而胸懷「海軍救國」理想、刻苦而追比世界先進潮流的戰士，國軍抗敵主力便不會有轉進調整的時機；無數設備、文物、人員，也不可能從容抵達大後方，留下未來再起的火種；沒有江防佈雷和水上游擊攻勢，敵軍勢必將沿長江而上，直逼國軍戰時大本營；沒有海軍陸戰隊的忠勤職守和蕩平匪患，為國軍提供空中火力支援與掩護的美國盟軍機場設施及戰機，其安全也根本得不到保障。

當時的中華民國海軍成功運用「不對稱作戰」的支點與槓桿，撬動了如山巒一般沉重的二戰東方戰場。他們與英國、美國共同為自由民主而戰的輝煌歷程，寫下了人類文明史的壯麗詩篇。他們默默無聞的作戰經過，是「俏也不爭春」的遺憾與無奈。八十載過去了，如果這段歲月被無心忘卻了，被刻意掩蓋了，或是以功利實用主義的作為對待之，任由真相淹沒在長江水底，才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

從中東路抗俄之戰，到二戰這場人類為正義而出征的浴血，中華民國海軍歷經了抵禦莫斯科擴張與八年抗戰的烽火淬煉——他們沒有《英烈千秋》的慷慨、沒有《筧橋英烈傳》的豪邁、沒有《一把青》的浪漫，也沒有《八百壯士》的恢弘；甚至在原本戰場水域的兩岸，他們往昔的墓地、紀念碑也早已不復存在。但他們的時代座標，早已被歷史的鏡頭永遠銘記；也錨泊在後世人心的港灣中。為自由而戰，值得被銘記；為文明而戰，值得被歌頌。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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