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加拿大國會通過了聯邦立法，符合條件的成年人被允許醫療輔助死亡（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以下簡稱 MAID），即透過專業醫療人士的協助，合法結束他們的生命。而自那時起，加拿大的醫療輔助死亡法案，即我們俗稱的「安樂死」法案，還是引發社會上的許多討論甚至爭議，並持續不斷地進行調整與修正。
在這篇文章中，我希望以身為加拿大醫療專業人員的角度，和大家分享這段時間以來，我所見證的一些實際案例，與關於生死選擇的深刻思考：安樂死對我們每一個人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麼？
數字背後的生命：安樂死在加拿大的現狀
目前在加拿大申請安樂死（MAID）的人，依法需要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年滿 18 歲，且具備自我決策能力；
2. 有資格享受加拿大公共資助的醫療服務；
3. 自願提出請求，且此請求非出於外部壓力；
4. 在獲得所有必要資訊後，充分了解並同意接受安樂死；
5. 患有嚴重且無法治癒的疾病、病症或殘疾（精神疾病除外，直到 2027 年 3 月 17 日納入，詳見《安樂死擴及精神疾病，為何暫緩延後 3 年？》）；經歷持續且無法忍受的身體或心理痛苦，且在當事人認定所有可接受的條件下，仍無法獲得緩解或改善狀況。
再次強調：以上所有條件，缺一不可。
而從加拿大衛生部最新一期（2022 年）的報告中發現，自 2016 年該國實施 MAID 以來，到 2022 年為止已累計超過 4.4 萬案，且從數據顯示過去 6 年來MAID 的需求正穩步上升，2019-2022 的年均增長率達 31.1%。
這些數字的背後，反映出越來越多的加拿大人，選擇在末期疾病或無法忍受的痛苦中，尋求合法途徑來結束生命。加拿大衛生部更進一步針對選擇安樂死個人的病況與痛苦來源進行分析：在 2022 年接受安樂死的人，以罹患癌症者最多，其次是心血管疾病；其中最常見的痛苦來源是「無法參與有意義的活動」，再來則依序是「無法完成日常活動」，及「對疼痛控制不足」或「對無法控制疼痛的擔憂」。
患者的選擇與家屬的掙扎
上述冷冰冰的統計數字背後，具體來說是些怎麼樣的故事？患者們又是如何做出「安樂死」的決定呢？以下先列舉兩個公開資訊中，彼此十分不同的情況：
一位 75 歲患者，因肺癌所引起難以控制的疼痛及咳嗽惡化等問題，選擇入住安寧緩和病房。當時醫師認為他只剩下幾天的生命。由於患者總會在咳嗽時感到劇烈疼痛，連只是進行最輕微的活動，都會出現呼吸困難。他再也不想經歷這樣的煎熬，也不想要再繼續使用安寧鎮定劑來度過餘生。隨著他的痛苦一天天的加重，最後他選擇以醫療介入方式，協助結束他的生命，而他的家屬也尊重並支持他的決定（資料來源：加拿大衛生部）。
但今（2024）年各大媒體廣泛報導的案例，卻是家屬不願患者接受安樂死的狀況：加國卡加立（Calgary）地院法官裁定，允許一名 27 歲的女性 MV（化名）接受醫療協助死亡，然而她的父親一直試圖透過法律途徑加以阻止。MV 的父親認為女兒的健康狀況「整體良好」（報導中並未揭露實際病情），並認為她的身體症狀和自認無法再承受的痛苦，均是來自她的「心理狀況」。而法院所持有的醫學診斷文件顯示 MV 確實患有自閉症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但法官認為這不足以推翻 MV 的自我決定能力。
法官在書面裁決中表示：選擇生死是女兒（MV）的個人權利。但必須權衡的是，如果不頒布禁令，父親將遭受失去子女的深切悲痛；如果頒布禁令，則會剝奪女兒的自主權和尊嚴。而在這兩難之中，女兒或許可從父親盡力說服她生命價值的努力，及父親對她的愛與支持中找到一些安慰。
醫護人員的情感交織及倫理困境
除了家屬之外，對於患者的安樂死決定，也經常會陷入矛盾情緒甚至倫理困境的，當屬第一線的專業醫護人員了。以下分享的故事因為法規關係，均以化名並隱藏部分資訊呈現，卻是醫療現場人員最真實的見證：
住在長照機構中的瑞奇，是一位年紀稍長的患者，他長期飽受病痛折磨，每時每刻都在痛苦中度過。即使經歷多次治療，都無法帶走日漸加劇的折磨，於是他選擇 MAID 來獲得解脫。瑞奇的決定得到了批准，並確定了執行的日期和時間。他的醫師及主要照護者都能理解並尊重他的決定。
然而，當瑞奇開始向照顧過他的人一一道別時，這一切都變得更加真實及情緒化：許多照顧瑞奇日常生活的醫護人員，每天與他面對面，彼此之間早已建立了深厚的信任與情感。一些醫護人員開始力勸他能重新考慮這個決定，希望瑞奇能再給自己一次機會，而瑞奇的內心也開始產生動搖，決定暫時取消申請。然而，沒過多久時間，瑞奇的病痛仍然沒有一絲緩和的跡象，最後還是讓他做出相同的決定。
65 歲的丹娜與瑞奇住在同一個機構裡，她必須每天接受胰島素的注射來控制血糖，並日復一日靠麻醉止痛藥來控制無法忍受的疼痛。丹娜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每天透過禱告將生命的主權交給上帝，雖然承受身體上極大的痛苦，但因著丹娜堅定的信仰，相信每個人生命都有價值，一直不願意以 MAID 的方式結束自己生命。每天照顧丹娜的人，儘管都知道她的身體正承受著巨大且不可逆的痛苦，卻也都可以感受到她內心的平靜──直到那一天她沈沈的睡著，再也沒有醒來為止。
加拿大衛生部針對醫療協助死亡，訂了一份給醫療專業人員的指引，當中提到：「如果醫療從業人員已確定安樂死（MAID）與患者的價值觀和治療目標一致，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患者可能符合接受安樂死的條件，則醫療從業人員必須告知患者有關安樂死的資訊。醫療從業人員還應表達願意討論此話題的態度，並且要關注患者對於進一步對話的意願。」
這項規定於法有據，但對許多醫護人員來說無疑是另一項巨大的挑戰。雖然它符合醫療倫理中的「尊重自主」原則，但在另一個「不傷害」（Do no harm）的原則上，卻似乎存在著模糊的灰色地帶。也讓部分醫護因而對此十分排斥。
當死亡成為合法的選擇，我們會如何看待？
看完以上的故事，不知道你有什麼想法與感受？
陪伴著病人走過人生的最後一哩路，是我臨床工作的日常。從每一段獨特的人生故事裡，我看見每個人對生命意義有著不同的詮釋，如同我在換日線的另一篇文章中分享的「幸福，不是只要長命百歲」。很多時候，人們的掙扎與希望常常會在生命的終點前相遇，生死的選擇對每一個人及其家庭而言，無論從情感還是理性層面，都充滿了掙扎、勇氣與不確定。
每一個人終有一天都會從人生登出，而如何面對生死，尤其是安樂死這樣的主動選擇，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關乎愛、尊嚴、自由、信仰及個人對自我價值理解的複雜議題。
若台灣未來將安樂死合法化，我們都有可能成為上述故事中的某個主⻆，而要做出安樂死與否的抉擇──或許我們就是患者本人，或許事關我們最摯愛的家人。又若你也身為專業醫護人員，必須為患者說明與提供這樣的選項甚至建議，又會如何應對？
也想問：在台灣現行的媒體風氣、文化框架下，我們真的已經充份的理解與對話、取得共識，並準備好走向安樂死的立法之路嗎？
上述的問題，我沒有絕對的答案。但當我們面對這個法律、醫療與人文之間複雜糾葛的議題，必須先認清每一個選擇的背後，都充滿了無數截然不同的故事和複雜的情感。面對不同個體的生死選擇，更沒有絕對的答案。我們能做的，或許就是先從尊重、理解與陪伴開始吧。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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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重置人生──安樂死膠囊艙「Sarco」市場競爭力何在？瑞士人民又是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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