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姆人大屠殺紀念日：聆聽受害者的聲音

（德國之聲中文網）“親愛的班內特拉（Banetla），班貝格（Margarete Bamberger）給她在柏林的姐姐的信中寫道：“不得不告知你，我的兩個最小的孩子已經死了。”她的信是在1943年從奧斯威辛-比克瑙（ Auschwitz-Birkenau）的所謂“茨岡人（Zigeuner）人營地”偷拿出來的。班貝格和丈夫威利（ Willi） 以及他們的孩子們被關在那裡。她和丈夫得以幸存，孩子們卻都沒能存活下來。

1943年，班貝格請求收信人提供魚肝油、止咳糖漿、維生素C、洗衣粉和疥瘡藥：“即使是微小的東西，也能給我們帶來很大幫助”。 她在信的結尾用羅姆語暗指自己可怕的處境：“來自奈斯萊平（Baro Naßlepin）、埃倫塔（Elenta）和馬雷平（Marepin）的額外問候”——意思是“疾病、苦難和謀殺”。

她的信是羅姆人數字檔案（RomArchive）裡“受害者之聲 ”網站的60份證詞之一，讀者現在既可以閱讀原文，也可以聽到德語、英語和羅姆語的音頻。在歷史學家芬斯（Karola Fings）的協調下，歐洲學者收集了來自20個國家的受迫害少數群體成員的信件和證詞。這些國家分別是奧地利、白俄羅斯、比利時、波黑、克羅地亞、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法國、德國、匈牙利、意大利、拉脫維亞、荷蘭、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塞爾維亞、斯洛伐克、瑞士和烏克蘭。

這些資料的特別之處是：不僅肇事者有發言權，辛提人和羅姆人自己也可以發聲，海德堡大學反猶太主義研究中心的芬斯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如是強調。這些文本是在迫害期間或之後不久寫的，當時受害者對針對少數群體的罪行進行了指證，並試圖將犯罪者繩之以法。

1944年奧斯威辛-比克瑙大屠殺

和班貝格的孩子一樣，絕大多數囚犯都死於飢餓、疾病和暴力。芬斯說，1944年8月2日至3日的夜晚，對辛提人和羅姆人的種族主義迫害達到“恐怖的高潮”。

德國納粹黨衛軍拆散了家庭營地：他們將4300名大聲哭喊的人殺死，這是對辛提人和羅姆人進行種族滅絕的恐怖日子，這一罪行也被稱為Porajmos，意為“大吞噬”。歐洲議會已將8月2日定為歐洲辛提人和羅姆人大屠殺紀念日。由於新冠疫情，今年的紀念日活動主要是在網上進行。

施密特（Zilli Schmidt）的女兒、四歲的格雷特爾（Gretel）也在1944年的大屠殺中被毒氣毒死。格雷特爾的祖父母和姑姑以及姑姑的六個孩子也未能幸免於難。與其他適合工作的集中營囚犯一樣，格雷特爾的母親在屠殺前被帶走了。當她想從火車上跑向她的家人時，黨衛軍醫生門格勒（Josef Mengele）用一記耳光將她打回到車廂裡。這位母親回憶：“他救了我的命，但卻無濟於事。”

來自慕尼黑的霍倫雷納（Mano Höllenreiner）（10歲）也與他的父母一起被運往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集中營。他在奧斯威辛失去了許多親戚：表兄妹和他們的孩子、姑姑和 “我可憐的祖母，我非常愛她——也被毒死了”。

從天主教孤兒院到奧斯威辛集中營

庫爾茨（Franziska Kurz）的孩子奧托 （Otto）索尼婭（Sonja）、托馬斯（Thomas）和阿爾伯特（Albert）被人帶去了孤兒院。從那裡，他們又被遣送至奧斯威辛集中營。

1946年，庫爾茨寫信給聖約瑟夫護理所（St. Josefspflege）天主教孤兒院的女院長。警察當時曾口頭告訴她：“我的四個孩子在奧斯威辛”。她問：“您還想從我可憐的孩子身上得到什麼？”答案很簡單：“滅絕”。她被警告要“保持沉默”。否則，她和其最小的孩子瑪麗亞（Maria）也將被送入集中營。

奧托、索尼婭、托馬斯和阿爾伯特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被殺害。聖約瑟夫護理所的39名辛提兒童中，只有4人幸存。天主教會並未能保護他們。這並非個例。1943年5月，當面臨被遣送至奧斯威辛和強制絕育的威脅時，羅斯（Oskar Rose）寫信給布雷斯勞（Breslau）大主教尋求保護。他強調說，這無關個別家庭，“而是關系到羅馬天主教會的14000名成員。”

和其他的呼救聲一樣，這封信也沒有得到回應。芬斯說，在被德軍佔領的南斯拉夫和蘇聯有一些例子表明，反而是“穆斯林社區保護了羅姆人，使其免於被遣送。”

歐洲的種族滅絕-——遠不止奧斯威辛

德國納粹在歐洲的所到之處，辛提人和羅姆人都受到了迫害。許多人在難民營被屠殺或就地被槍殺。芬斯解釋：“具體取決於當地的佔領政策和盟友”。

她說，就德國佔領下的波蘭而言，除了滅絕營之外，還有大約180個已知的屠殺地點。對蘇聯或南斯拉夫來說，也是如此，“大多數受害者不是在集中營裡被謀殺，而是當場被槍殺”。

在被佔領的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即現在的捷克共和國，辛提人和羅姆人被關在萊提（Lety）和霍多寧（Hodonin）集中營，然後被遣送到奧斯威辛。 克羅地亞的亞塞諾瓦茨（Jasenovac）是“一個特別殘酷的集中營，許多人被毆打致死”。

克羅地亞羅姆人：“此行有去無回”

尼科利奇（Josip Joka Nikolić） 是一位音樂家，他回憶說：“從我出生到1942年，我和我的家人一直生活在普雷達維茨村（Predavec）。”突然有一天，憲兵和親法西斯的“克羅地亞獨立國”（NDH）的烏斯塔沙（Ustaša）破門而入，帶走了他的一家人，村裡的其他羅姆人家庭也經歷了同樣的遭遇，他們據說“要被重新安置”——老人孩子無一例外：他的妻子、八個月大的女兒、父母、兄弟及其家人。他們被牛車運到亞塞諾瓦茨（Jasenovac ）集中營。

尼科利奇意識到：“此行有去無回”。他被迫與妻子和孩子分開，不久後和其他男人一起被帶去處決。他設法逃脫並加入游擊隊的抵抗運動。他的全家人都死在亞塞諾瓦茨集中營。尼科利奇於1952年在針對“克羅地亞獨立國”內政部長的刑事訴訟中作證，但後者已逃往美國。

塞爾維亞羅姆人：“我最小的孩子被餓死了”

斯坦科維奇（Milena Stanković）回憶道，1941年10月底，德國人包圍了她所在的貝爾格萊德（Belgrad）的街區，“塞爾維亞國家安全局的兩名特工和兩名憲兵闖入我們的公寓”。她的丈夫和一個兄弟是政府雇員，她的繼子是音樂家，另一個兄弟是工人。他們都有孩子，都是塞爾維亞公民。他們被帶到一個關有約1500名羅姆人的集中營。幾天後，他們在城外被槍殺。

在男人們被殺的一個月後，帶著孩子的婦女們也被德國佔領者和塞爾維亞當局用卡車帶到了集中營。他們遭受著極度的寒冷和飢餓。米爾科維奇（Natalija Mirković）說：“因為我無法哺乳，我最小的孩子被餓死了。”

那些能證明有固定住所的人後來被釋放了，鄰居們紛紛伸出援手。其他人估計是與猶太人一起被殺了。1942年8月，德國駐塞爾維亞軍事管理部門的負責人宣布，塞爾維亞是唯一一個“解決了猶太人和茨岡人問題”的國家。

《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的辛提人和羅姆人紀念冊》收錄了來自11個歐洲國家被遣送到奧斯威辛-比克瑙的近21000人的名字。在歐洲被謀殺的總人數不詳

匈牙利羅姆人：“他用機槍把她的孩子從肚子裡打了出來”

1945年2月，當三、四十名憲兵來到匈牙利西部的一個羅姆人定居點時，拉卡托斯（Angela Lakatos）正在孕晚期，並出現了痙攣。她求助的時候，一名憲兵殘酷回應：“你們去死吧。”120名羅姆人被鎖在一個谷倉裡。他們為孩子們討水喝，卻遭到毆打。

先是男人被帶走，然後是年輕的女人。另一個挺著大肚子的孕婦走不動路時，遭到一名憲兵的毆打，另一名憲兵“用機槍把孩子從她肚子裡打了出來”。拉卡托斯和其他人被趕到一個坑裡，她回憶：“在那裡，我看到了我父親和兩個兄弟的屍體。”

她用圍巾蒙住頭，“因為不敢看即將發生的事情。隨之而來的是槍林彈雨。她被打中了八次。胳膊、腿、肚子都中了槍。其他人倒在她身上，為她擋住了不少子彈。幾個小時後，她從坑裡爬了出來。

拉卡托斯身受重傷，但得以幸存，她失去了整個家庭和未出生的孩子。戰爭結束後，她作為證人指證指揮官平特爾（József Pintér），並強調了其有針對性的行動。平特爾被判定為戰犯，並在1948年9月遭到處決——這也是為數不多的因殺害羅姆人而被追究責任的罪犯之一。

俄羅斯羅姆人：“被活活扔進坑裡”

克利洛娃（Lidija Nikitična Krylova）指出“德國侵略者在亞歷山德羅夫卡（Aleksandrovka）村對愛好和平的蘇聯公民、羅姆人集體農場成員犯下的噩夢般的罪行”。1942年4月，一名德國軍官拿著一份名單逐一喊出村民的名字。侵略者將非羅姆人放回家。

羅姆人則“像牲口一樣”被人用鞭子驅趕到一個坑的邊緣，並且被剝光衣服。侵略者將大一點的孩子在他們的母親面前射死，把幼兒從母親的懷裡扯出來扔進坑裡。

“不僅是孩子被活生生地扔進坑裡，“這位幸存者控訴道：德國侵略者把一位生病的老婦人也推進了坑裡。克利洛娃和一些人在最後一刻得以逃生。他們後來在蘇聯對納粹暴力罪行的調查中進行作證。

東歐的羅姆人被排除在賠償之外

芬斯說，在許多國家，辛提人和羅姆人是系統性種族滅絕的受害者這一事實鮮為人知。歐洲設立紀念日後才使人們意識到相關暴力和殺戮罪行的嚴重程度。芬斯目前負責一項關於德國納粹種族滅絕的百科全書的研究。德國聯邦外交部為該項目提供了120萬歐元的資金。

這位歷史學家是反茨岡主義獨立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最近提交了其最終報告。芬斯指出，除了明確承認種族滅絕並由真相委員會進行澄清外，還必須有物質賠償，不僅是在德國：“也涉及到生活在其他國家的人，特別是在東歐，他們在1945年後被完全排除在賠償之外”。此外，她表示，委員會還要求德國像對待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及其後代那樣承擔責任，“承認羅姆人是特別需要保護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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