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不少有識之士對民主國家提出的警訊,其中之一就在政客的發言不只愈來愈辛辣,還充斥滿滿惡意和仇恨,這些語言使用的影響,除了造成極端政治,還助長了社會暴力。賓州大學教授James Piazza曾在2020年提出一份研究統計,得出許多國家恐怖主義意識多來自政治極端化所導致,而仇恨言論的作用就是在加劇政治極端化。
James在他研究仇恨政治和恐怖主義的報告中提到幾個例子,包括1920到30年代的威瑪德國,在那政客仇恨言論最為興盛的時期,正是德國社會暗殺左翼政客和納粹份子鼓動街頭鬥毆最頻繁的一刻。另外,1970年代的阿根廷,也因為仇恨政治導致政治兩極化,進而助長右翼和左翼支持者各自以恐怖活動打擊對方,為當時阿根廷留下「骯髒戰爭」的印記。同樣的,1970到80年代的土耳其,也曾因仇恨政治有過一段左、右翼大動干戈的過去。至於1990年代的盧安達,胡圖族極端分子為壓制對手圖西族,便是大舉透過反圖西族的廣播電台煽動暴力,鼓勵支持者見到圖西族就扁。
James提出的警告,不只是仇恨政治將造成選民愈發走向極端,彼此難以溝通,更不可能找到共識,對國家發展百害而無一益,更嚴重在於它不只阻絕了不同政治立場者間的對話,還會反過來鼓動人們用暴力手段去宣達自己的意見。若將不同國家內部恐怖攻擊稍做對比,則會發現仇恨言論和暴力兩者間的連帶關係,例如2000年到2017年間,甚少政客使用仇恨語言的芬蘭,每年出於政治事件的暴力衝突平均為12.5件,同一時期,經常出現仇恨言論的比利時和賽普勒斯,平均每年發生政治暴力衝突為28.9件,是芬蘭的兩倍之多。至於俄羅斯、土耳其、蘇丹等等仇恨言論盛行的國家就更不用說,其政治暴力衝突每年都高達上百件。
當政客發言愈來愈不負責任,又或者怠惰於強化個人論述品質,過度沉迷以鼓動攻擊的言詞去帶動現場群眾氣氛,好讓自己得到關注和掌聲,就很容易直接忽略那些存在於政治言論和政治暴力行為間的關聯。無論是有意識還是下意識脫口而出仇恨言論,其結果皆相去不遠,就是政治愈走極端,極端到極致,就是合理化暴力行為,暴力行為一旦合理化,國家便永無寧日。
那麼,當我們回過頭來看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近日發言,就不難理解其中的嚴重性。12月25日,在一場指控蔡英文論文造假的群眾活動上,受邀出席演講的楊志良在嚴詞批評蔡英文時,突然話鋒一轉,特別詢問在場是否有國安局、調查局與警察人員。然後底下群眾有人回覆「有」。接著楊志良便說「各位朋友,下一次看到蔡英文的時候,你們要學…你知道韓國的朴正熙是怎麼死的嗎?你們知道嗎?」台下民眾則回「暗殺」。楊志良於是說「你講,我不敢講。」然後再說,「各位國安局的朋友、調查局、警察局的朋友,我剛剛哪一點講錯了你告訴我,如果是的話,下次你們就把蔡英文給抓起來!」
楊志良當然有質疑蔡英文論文的權利,問題是質疑論文何以連結到朴正熙?又他要底下民眾將朴正熙被暗殺,連結到蔡英文的用意是什麼?什麼叫「你講,我不敢講」?為什麼不敢講?「不敢講」不就是因為他知道這樣的連結就是在鼓動仇恨,但他擔心自己講了恐有法律問題,於是轉個彎把自己想講的話透過群眾講出來,於是就撇清了「教唆群眾暗殺總統」之責。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楊志良對蔡英文有多恨,氣憤到希望有人可以去暗殺她,只不過他懂得藉「口」殺人以「自保」而已。
楊志良此舉,一方面發洩了情緒,二方面雖然以「暗示口吻」去迴避個人言說責任,但和仇恨言論已無二致,以他和底下群眾的互動,尤其明顯符合James的警告,即政客的談話方式,可以把人們集聚在一起,並製造和另一群眾的對立,仇恨言論更將影響人們的行為,從而激化一個國家遭遇政治暴力的可能性。
楊志良驚駭言論族繁不及備載,口味一次比一次重鹹,而且顯然沒有收斂跡象,他自己控制不了,我們的社會又何以再再縱容?
※作者為《上報》主筆
官振燊 楊志良算中立客觀的一位前署長了。
大家應該珍惜台灣民主,嗯,民進黨、小英政權會珍惜嗎?踩踏人民直接民主、收編控制與閹割新聞自由、一路走來騙騙騙,真的珍惜民主嗎?
2021年12月29日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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