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曉凡
攝影師汪正翔於3月出版新書《旁觀的方式》是文化界最近重要的話題書。副書名為「一個台灣斜槓攝影師的影像絮語」，不僅紀錄他在拍攝現場的各種觀察，也是與攝影理論進行一場對話辯證。說是絮語，更像一套觀看台灣的新論述，而所謂的旁觀是什麼？書寫廢文比經營攝影作品來得更認真的汪正翔，正在用文字走出一條新的攝影實踐之路。
「臉書上那個我，比我本人更有趣。」工作現場嚴肅寡言的汪正翔，下了工作卻是個成天在臉書上碎碎念發「廢文」的大叔，對於個人臉書頁面的經營，比起攝影粉專「Sean Wang Photography」認真也活躍多了。
寫廢文的習慣是從波士頓回國後養成的。汪正翔台大歷史所畢業後，出國就讀波士頓博物館藝術學校（School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本來是想學怎麼拍照，學校教的卻全是理論，同學們談論著自我生命經驗如何轉化成創作，但汪正翔想知道的是快門、光圈的關係與設定。覺得無聊，也因為經濟壓力，索性不讀回國，決定開始接案，邊拍邊學。
媽媽給的特權，長成藝術的種子
剛回國那幾年過得低潮，作為接案攝影師，沒有穩定的案量，戶頭只剩下499元，寫文是苦中作樂的抒發。
汪正翔那時候什麼案子都接，畢業旅行、婚喪喜慶、尾牙⋯⋯很窮，但卻帶他看見另一個世界，「我成長過程就是一路讀書念到碩班，其實『我們這種人』的生活很封閉，活到了26、27歲，卻不知道社會長什麼樣子，這個工作讓我看到社會各個面貌，才驚覺原來每個人是這麼的不一樣。」
台大歷史所碩士畢業後，原本想繼續深造，申請台大歷史博士班卻意外落榜，為何沒有申請國外歷史博士班呢？他嘴巴說著讀GRE太辛苦，算了，實則內心已向著藝術。
從小，喜愛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柏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文青」媽媽，經常帶著患有遺傳性黃斑部病變的汪正翔和哥哥看展、看電影，也買相機給他們拍照。他說，那是媽媽的彌補心態，而彌補慢慢在他心裡長成特權，「她讓我覺得做這些與藝術相關的事是好的，是我擁有的特權，模模糊糊地，讓我覺得可以成為一位創作者。」
最終，汪正翔決定放棄GRE，轉而申請MFA（Master of Fine Arts）。
那段在美國的日子，汪正翔沒有太多感想：無聊、白人同學也不令人喜歡。是回國成為自由接案攝影師後，他接觸到了一些不同類型的人、看到了些什麼，有得說，也必須寫。
獨特的旁觀位置，取得制高點
攝影工作讓汪正翔取得一個特別的旁觀位置，「人都是處在結構當中的，他才會那樣講話、那樣穿著，但他自己並不自知。作為攝影師，我用旁觀的方式去觀察各式各樣的人，就好像取得一個制高點，去看人是如何被形塑出來。」
在2015年出版的私人工作誌《My Scenery Only for You：那些不美的台灣風景》中，汪正翔提到婚禮攝影：「新興的婚宴會館往往有著高挑的屋頂，這是為了方便攝影師取景；而老式的飯店，即便再怎麼高級，卻少了這個條件，所以畫面呈現起來差很多。」
「婚宴的流程其實不一定為了情感交流，更多的是為了製造方便拍攝的瞬間，所以有奉茶、舉杯、進場與擁抱這些動作；人們也許忘了習俗的根源，但不會忘記鏡頭就在前面。」
作為攝影師站上制高點還有什麼？汪正翔正經地說：「說笑話的權力，人能說笑話是很重要的。」許多發生在攝影現場令人窘迫的狀況，如今他都可以雲淡風輕地像笑話般說出。例如他曾在一場婚攝中為了捕抓華麗背景，跑到新娘背後拍攝，不料踩住她的裙擺，他笑說，可能因此才再也沒接到婚禮攝影的案子。
如今，汪正翔大多從事藝文攝影，經驗久了，擅於觀察被攝者的氣場、氣質，通常15分鐘就能完成拍攝，「我心裡會先有個人設，再把人（被攝者）放進去。」
他說，工作中遇到的被攝對象，多是不願意改變原有形像的作家、藝術家，只能在限制下盡力捕捉巧合，這一招是跟攝影前輩何經泰學的。
當年，汪正翔在一旁觀看何經泰拍攝作家唐諾，何經泰坐在原位毫無移動兩小時，只為等待作家的嘴巴、眼睛對在一起，呈現線條完美對襯的那一刻，「我以前拍照從沒想過要細微到這種程度，但因為那一次經驗，我知道人的表情不會理所當然好看，有對跟不對，要耐心捕捉一閃而逝的瞬間。」
〈有了iPhone與修圖App，我們還需要攝影師嗎？〉這是汪正翔新書《旁觀的方式》其中一篇篇名。遇見客戶拿出手機展示修圖軟體修出來的照片，問：「照片可不可以修成這樣？」汪正翔內心只想回：「那你自己拍就好。」但依舊會動手滿足客戶需求。
我們當然還是需要攝影師。汪正翔在書裡寫道，若把攝影比喻成文字，攝影師是「引用」而非翻譯，強調攝影師在捕捉隨機組合瞬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關於社會結構與自卑
汪正翔之所以對社會結構如此有感，是因為自由接案攝影師的身分，「我不隸屬任何團體，當你在社會中沒有一個位置，你就會特別敏感。」
在剛回國那幾年，那種晃悠悠無處安放感特別困擾著他，尤其是被台大歷史系的老師叫回去拍照時，感受更加深刻。
「其實每個讀台大歷史所的人，一開始都覺得自己會成為學者，所以我一開始拍照也有自己是次等的感覺，像是為什麼我是作為一位攝影大哥，而不是一個學者？特別是去拍學術研討會，看到那些學者專家，就會很自卑。不在這種情況的人可能就會覺得，作為研究者或攝影師都很好啊，但是對我來說，那個差異在一開始是很巨大的。」
前幾個月，汪正翔第一次接下電影劇照拍攝，劇組拍攝趕時間，像軍事化單位，「講笑話都不能說太長，我講笑話他們也都不笑。」他說拍攝時期的事情忘得差不多了，唯獨忘不掉劇組中一名司機大哥。
那日，一位演員問司機大哥：「大哥之前是開計程車的嗎？」原本是善意閒聊的起手式，怎知對方突然爆氣大聲吼道：「我不是計程車司機，我以前是運動治療師！」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就是過不去那一關。」如何跨過那一關？汪正翔也花了一段時間。看著考上博班的同學，在畢業後遇到找不到教職，或者志向不符卻來不及轉換跑道的困境時，他才慢慢釋懷——學術也不過是人生的其中一條路。
自卑到後來轉換成一種自問：「當你發現人生很多條路，那自己的處境是什麼？要往哪裡去？」
如果不思考藝術，人生好像就這樣過了
觀看結構，對汪正翔來說，便是面對結構中的一種方式。他自認不是太關心社會的人，先是旁觀了自己的位置，才因此觀察到社會。
2017年，在幫文化雜誌《新活水》拍攝幾期後，網路編輯來訊邀請他開設專欄，主題是關於社會面向，專欄簡介寫著：「尋找攝影與社會的交界之處，並不只是因為攝影可以反映社會，也是因為攝影是社會所構成的，觀察社會也就是觀察攝影。」
新書《旁觀的方式》主要集結自新活水專欄文章，汪正翔感謝擁有這樣的書寫機會，「過程中會看到自己在整個社會結構中如何運作，那會讓我從有點卑微的處境脫身。」他形容「旁觀」就像是一種後設，如同電玩時角色死掉飄起時俯瞰整個遊戲場景及相關角色的視角。
汪正翔接著補充，旁觀也是與理論保持距離的位置。《旁觀的方式》書名不免讓人想人想到著名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及約翰伯格《觀看的方式》，而這也確實反映這本書的核心價值，汪正翔將這幾年所讀的攝影知識、概念，與個人攝影經驗相結合。
他說，當對於概念越了解，也會更相信自己從事的攝影是有價值的。而在理論與經驗之間，汪正翔仍努力保有專屬自己的一塊空間，「我一直有種強烈的個人觀點，即使這一本書提到很多理論加以佐證，我還是試圖以我自己很個人的方式去論述，因為這是最適合我表達的方式。」
關於形而上的藝術思考，汪正翔也經常在臉書上自問自答。他笑稱「思考藝術」是學院外的人才有的焦慮，也許沒有答案，「但思考這件事讓我比較有信心。」信心來自於自覺身分有點不一樣──是攝影大哥、攝影師，更是關心藝術的人，就算他人看來沒有差別，「如果我不思考藝術，我會覺得人生好像就這樣過了。」
藝術給予自己的震撼，是來自台大博班落榜後，小一屆的學弟、作家黃崇凱作為安慰送上的一本書《意外的傑作》，「那本書講述現代藝術家的故事，他們一意孤行，把所有生命投入創作。現在看來，當然會覺得那是很典型現代藝術產物，如今的藝術家不像那樣了，但那時候很受震撼，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藝術帶給我的震撼。」
光宗耀祖的得獎瞬間
除了觀看，創作也是他面對社會結構的另一方式，汪正翔說，這種回應是有快感的，「我覺得很多當代藝術創作，其實是試圖去發現人如何被綁在結構裡，同時也確定了藝術家身處在結構之外。」
「我（喜歡）的美學有點衝突，我喜歡重一點、雜亂一點、髒一點的。」汪正翔的作品經常藏有反社會的微挑釁，後來他才慢慢理解，這些想法貼近觀念藝術的精神，「他們（觀念藝術家）拿攝影來做其他事，這讓我感到自由，我可以去做更多各式各樣的創作，有無限的可能。」
這幾年汪正翔瘋狂投獎、辦展，他坦言確實有種要進到結構裡的感覺。這樣汲汲營營的一部分原因是年近四十了（如今已經42歲了），已在業界累積一定攝影資歷，再無法擁有僥倖或意外得來的獎項，同時間，他的眼睛視力也不斷退化。
有想過什麼時候沒辦法再拍照嗎？「就這幾年了，45歲吧。」
聊到他寫作的散文〈這大概就是代溝：為什麼我一直不想談IG攝影〉，意料之外入選《九歌109年散文選》，汪正翔立馬開心起來：「那比我得什麼攝影獎都還要開心！光宗耀祖啊！有種不務正業的感覺。」
總是來回結構內外找尋位置，這些焦慮，靠寫廢文抒發，哪些投獎又沒上、年過40還稱不上藝術家⋯⋯的碎念，汪正翔強調，只要能說出來的都是過得去心坎的，「我也在拓展我的底線。」但也笑著補一句：「也是想戳戳藝術圈，不要這麼正經啦！」
在一次分享《旁觀的方式》講座中，有人舉手問汪正翔：「如果得了北美獎呢？」
「那就不抱怨了。」汪正翔毫不考慮地回答。（你認真？）
- 汪正翔｜《VERSE》雜誌「LONG INTERVIEW」欄目固定合作攝影師，他在《VERSE》的最新攝影作品為011期的〈劉若瑀：讓自己成為國際，而不是成為可以出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