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會議）已走過近 30 年的歷史，從 1995 年的 COP1 在德國柏林舉辦至今，這場全球氣候行動的年度盛會，已經成為國際間最重要的多邊會議之一。每年的 COP，不僅是各國政府推動氣候政策的場域，也是企業、非政府組織（NGO）以及公眾參與氣候行動的主要平臺。
而隨著規模日漸擴大，COP 也成為一個「錢潮」匯聚的場域，從主辦國到飯店、旅遊業者，甚至到所謂的「會議掮客」，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獲益方式。
關於 COP29 的議程討論與我個人的主持經驗，之前已經在《COP29 巴庫現場直擊：氣候金融、碳交易，與我負責主持的產學論壇》等文章中分享，歡迎讀者朋友們參考。
今天這篇文章，我們不談那些氣候變遷的「硬」議題，而是從另類的角度，來探討一下 COP29 在亞塞拜然巴庫的這場盛會，除了吸引全球永續領域的目光外，還帶來了哪些豐富的「經濟效益」，而這些錢，又到底流向了哪些可能的口袋？
一場 COP 能吸引多少「人潮」和「錢潮」？
要了解 COP 的經濟效益，首先必須聚焦其規模與影響力，因為人潮往往意味著錢潮。
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年度氣候峰會之一，今年的 COP29 吸引了約 3 萬名參與者。這數字雖較 2021 年於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 COP26（超過 4 萬人）、2022 年於埃及沙姆沙伊赫（Sharm El Sheikh）舉辦的 COP27（約 5 萬人），以及 2023 年在阿聯酋杜拜舉行的 COP28（號稱超過 10 萬人）為低，仍為主辦國亞塞拜然，帶來了龐大的經濟機遇（與相應挑戰）。
歷屆 COP 之所以日漸重視參與者規模，主要鎖定的自然是「會展經濟」效應：首先是國際會展本身帶來的直接收入，例如場地租金、參展費用及各類相關服務；第二是間接收入，例如旅遊、餐飲和交通行業的增收；第三則是長期效益，例如國家和城市「國際知名度」的提升，以及它們對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吸引力。
然而，會展經濟也並非全然美好，其對主辦國的基礎設施、公共資源及財政壓力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以 COP29 為例，亞塞拜然面臨的挑戰不僅來自會議的組織本身，還包括如何應對國際參與度的下降。特別是受其與鄰國亞美尼亞的武裝衝突影響，許多西方企業和組織選擇不參與此次會議，或降低參與的層級規模，擔心其資金間接支持了亞塞拜然的軍事行動。這類地緣政治因素對國際活動的參與人數和規模造成了顯著影響，也使其遠不如去年 COP28 在杜拜舉辦那樣的「盛況」。
即便如此，COP29 仍為本次主辦國亞塞拜然、主辦城市巴庫，帶來極為可觀的收益，當中甚至有些方式備受爭議。以下我們就一一檢視：
一、會場各項費用，比照「國際最高標準」
首先介紹一下 COP 會場本身的規劃，與它帶來的金流。
COP29 峰會主場館，位於佔地遼闊的巴庫奧林匹克體育場園區，COP 會議習慣將官方談判的核心地帶稱為「藍區」（Blue zone），並設有國家館和國際組織等展場，象徵著國家實力與外交資源；與之相對，綠區（Green zone）是各國企業與 NGO 的活躍場域，技術展示與倡議活動在此展開。（藍區與綠區的詳細介紹詳見文末備註）
至於其展位的收費標準，則依據面積的大小和與主要區域的距離而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最偏僻的綠區展位，租金也高達 10 萬美元（約新台幣 320 萬元），更不用說藍區那些豪華展位的成本。此外，各類隱形費用也成為主辦國的「搖錢樹」，場內的基本設施通通明碼標價：例如綠區的會議室，一小時的使用租金高達 300 美元（只能容納 6-8 人），連垃圾桶每日租金都要 8 美元，而若需現場支援（電腦設備，或同步口譯等等），費用單價更是高到令人瞠目結舌。
根據議程估算，為期 12 天的 COP29，共包含 35 場法定議程（mandated events）、七場特別活動及 34 個締約方大會議程（COP events），以及超過 50 場的國際記者會。先不計算展位收入，光是這種種活動所需要的「現場支援」，就至少為大會方帶來千萬美元以上的收入。
同時這次的 COP29 由於位於地緣政治相對敏感的國家，會場內的安保需求也因而提升，許多參與機構為確保活動順利進行，不得不支付額外的當地安保費用。這些費用根據不同的安全等級而有所提升，以中大型的國際組織代表團為例，約需每日數萬美元。
這種細緻而全面的收費模式，無疑為亞塞拜然提供了一個「高效的財政回報機制」。但也必須說亞塞拜然在組織與服務層面上的表現，確實可圈可點，特別是考慮到其作為新興主辦國的挑戰背景。
本次 COP29 主辦方共動員超過 1,000 名志願者，為與會者提供指引與支援服務，這些志願者多數能以流利的英語進行溝通，並在會場內外提供高效且友好的協助。此外，亞塞拜然政府還開設了數十條免費接駁路線，確保與會者在巴庫市內各主要交通樞紐與會場間的便捷流動。這些措施展現了主辦方在組織能力與資源調配上的專業性，使峰會得以在物流與服務方面運作順暢。
二、巴庫的服務業：一場峰會的狂歡
雖然 COP29 的總參與人數不若以往，但 3 萬多名國際旅客迅速湧入，仍是巴庫當地服務業者的「賺錢良機」：
如非常普通的商務旅館，在會議期間紛紛漲至天價，10 天收費高達 5,000 美元以上（約 16 萬新台幣），星級飯店更是單日就動輒突破 2,000 美元（約 6.4 萬新台幣），讓人不禁聯想到臺灣某些地方飯店在國旅熱潮時為人詬病的訂價，恐怕都沒這麼「敢喊」。
不僅如此，在地餐飲和交通服務也同步「升級」，如計程車費用就比平時高出至少 10 倍。餐飲業的訂價也至少 5 倍起跳。幸運的是，當地的叫車 app 如 Bolt 或 Uber，與一些國際連鎖品牌（如星巴克）提供了更為透明和接近全球標準的定價選擇，讓與會者免於被「當肥羊宰」。
大型國際會議的經濟效益是多方面的，除了飯店與餐飲業的直接收益，COP29 還帶動了本地零售、物流與活動策劃等行業的發展。這也是為何各國積極爭取主辦類似會議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奧運會的經濟模式則更為複雜，儘管短期內可能帶來大量遊客與收入，但高昂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本，也往往讓主辦城市背負沉重的財政壓力。
三、NGO 與 IGO：用場地換補助的「二房東模式」
另外，還有近年頗受各界爭議的一點。那就是部分擁有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UNFCCC）認可資格的非政府組織（NGOs）和國際組織（IGOs），在 COP 會場的「營運模式」：
它們在得以承租 COP 展場後，卻往往不僅限於展示其使命與行動，還能「透過靈活的資源調配，創造實質收益」──這種方式也被戲稱為「二房東模式」。
意思是，這些機構通常會以整體租賃的形式取得藍區內的展位、會議室或活動場地，然後再分時段或空間將其「轉租」給其他組織。例如，在熱門時段內舉辦一場 1 小時的專題研討會，其租金可能高達數千至數萬美元，具體價格取決於地點、設備需求以及時段的競爭激烈程度。
甚至一些國際知名 NGO，如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或國際紅十字會，也會將他們租下的部分展位轉租給「與其使命相關的組織」，條件則可能包括分攤活動成本，或附加贊助協議等等。
NGO 和 IGO 的「二房東模式」，還包括與特定民營企業或組織合作，以分擔資金壓力。例如，某些綠色技術企業或研究機構，會以贊助名義支付展位費用，換取展示自己創新成果的機會。
這種策略從正面來說，不僅能提升活動內容的多樣性，也能幫助 NGO 在財務上實現更高的靈活性與可持續性。但自然不可免地也引發了一些爭議：
例如，有人認為這樣的「盈利行為」嚴重偏離了 COP 作為公益性國際會議的初衷，且若「二房東」未能妥善把關、而是有錢拿就好，更會讓 COP 在許多展場中的活動完全變質；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全球氣候行動資金緊張現實下的必然選擇。甚至對許多 NGO 來說，這些收入可能是其一整年營運費用的重要來源，並能幫助它們在 COP 之外開展更多草根倡議或項目合作。
四、「COP 掮客」與藍區許可證的灰色交易
上述的案例主要集中在「綠區」，而同樣的模式如果發生在「藍區」，就顯然更為敏感與具爭議性了──因為這裡是政策討論與各國高層對話的核心空間，並能吸引眾多目標觀眾與國際媒體的關注。
COP 的國際規模與嚴格的資格限制，催生了一個隱秘的灰色市場── 「藍區許可證交易」。這種交易在 COP 圈內其實並不新鮮，但每屆大會都因地而異，衍生出新的故事與價碼。「藍區」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框架內最核心的區域，其入場資格僅限締約方代表、聯合國認可的 NGO、IGO 及特定機構，但這些資格審核通常要求數月甚至數年的準備與審核過程，一般企業或個人幾乎很難得其門而入。
但這也意味著，對於那些苦無官方資格、卻不擇手段希望進入「藍區」的企業或個人，他們往往會轉向一條灰色的渠道：掮客。
「COP 掮客」的操作模式，主要依賴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名額。許多經濟困難的小型締約國(以及某些擁有較多名額的 NGO 組織，但自己沒有要派那麼多代表參與大會)，雖然擁有一定數量的代表名額，但因財力或資源不足，無法派遣足額的團隊參與 COP。這些名額最終就被掮客低價收購，進而轉手出售給願意支付高價的企業或個人。例如在 COP29 期間，來自現場的消息來源透露，一張藍區許可證在中國市場的收購價約為 2-3 萬人民幣，而轉售價格則高達 5 萬人民幣甚至更多，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也徘徊在 1 萬至 1.2 萬美元之間。
而這樣的灰色市場並非毫無結構可言。掮客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有「內線資源」的中介，直接與擁有剩餘名額的發展中國家官方代表(或是大行NGO組織)聯繫，另一類則更像「經銷商」，從其他掮客手中收購後再加價轉賣。更複雜的情況是，許多轉售的藍區許可證還會被包裝成「全套服務」，包括協助入境、安排飯店，甚至安排在會場內的交流活動。對於那些初次參加 COP 且無法通過正規渠道申請的中小企業或個人，這樣的「服務」顯然具備一定吸引力。
這樣的交易在市場供需角度上看似合乎邏輯，但從合法性和道德的角度卻可能令人產生質疑。一方面，這些交易滿足了許多真正有意參與氣候行動的人士的需求，使得更多的聲音得以進入COP的核心區域（但往往也讓有心人有機可趁，藉機幫自己拉抬身價）。另一方面，這也暴露了COP的營運管理存在漏洞，特別是在名額分配的公平性上。一些批評者認為，這類交易可能削弱發展中國家代表團的話語權，因為部分名額並未真正由他們的政府或代表團使用，而是被更有財力的第三方占據。
然而，這個市場也反映了氣候行動的另一個現實：資源與聲音的分配始終存在不均。擁有資源的群體尋求進一步的影響力，而缺乏資源的國家則選擇將有限的資格變現，以換取其他形式的支持。或許，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一種市場化的適應行為，是氣候行動中不完美但現實的一部分。
更深一層看，上述這些現象，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在全球氣候行動的舞臺上，誰能真正擁有話語權？而這樣的話語權，又該如何更加公平地分配？
COP29 作為國際氣候行動的重要平台，不僅推動了全球減緩與適應行動，也成為一場經濟活動的盛宴。從主辦國的直接收益到服務業的紅利，再到 NGO 與掮客的運作，每一方都在這場全球盛事中找到自己的價值。然而，這樣的經濟模式也引發了公平性與透明度的討論。未來，或許 COP 需要更清晰地平衡氣候行動的公益屬性與經濟效益的分配，才能真正實現其最初的使命──為地球找到一條可持續的未來之路。
備註：COP 會議行之有年的藍區（Blue Zone）與綠區（Green Zone），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形成了整個會議的核心與外圍結構。藍區是會議的權力中樞，僅限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締約方、國際組織以及獲得認可的代表進入，這裡是國家館、正式談判、政策討論及高層會議的集中地，參與者多為政府官員與國際機構的代表。與此對比，綠區則是更開放的參與空間，專注於企業展示、技術創新和民間倡議活動。綠區匯集了全球的非政府組織、企業及學術機構，為氣候行動提供了一個多元的對話平臺。藍區象徵著政策與決策的制定，而綠區則更多地著眼於落地實踐與社會參與。這樣的區域劃分既保障了談判的專業性與高效性，又促進了公眾參與和跨界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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