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和一九八八年是台灣經濟和政治上最活躍多變的時期。島上正經歷狂熱的經濟發展，自然也引發了擴大政治參與的躁動。隨著民主進步黨這樣的反對勢力取得合法地位，全亞洲的目光都聚焦於台灣的民主進程。我正是在歷史的這個關鍵點以《遠東經濟評論》特派記者的身分來到台灣…
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許多國際觀察家已經看出，高速衝刺的台灣開始領先亞洲其他開發中國家，啟發了如南韓等落後國家。當時的南韓仍在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北韓侵略後的廢墟中重建，與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是緊密的政治盟邦。一九六一年透過軍事政變掌權的陸軍少將朴正熙，正是密切觀察台灣發展的其中一人，曾經造訪台灣與蔣介石會面。那次訪問不僅是為了鞏固與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同盟，也為考察學習台灣如何推動經濟發展。「當時的台灣至少領先我們十年，」朴正熙的首席經濟官僚，參與擬定並實施南韓早期經濟發展計畫的吳源哲（O Won-chol）博士曾經指出。
蔣經國過世的那一天
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總統於一九八八年一月逝世時，我才剛赴台北到任數月。在他過世前幾天聽到他病重的傳言後，我立刻撥電話到新聞局求證傳言是否屬實。「他身體好得很，」一名高階官員告訴我。然而，當我向官方圈子以外的消息來源打探蔣經國的健康狀況時，他們的反應是恐懼畏言。在台灣，蔣經國的病況是國家機密，不容媒體揣測。這是讓人心生畏懼的主題，非供公開討論。
就像任何身在媒體控管嚴格的國家的記者，我決定為這條新聞預作準備，以防消息為真。我立刻通知總部的編輯，提出封面故事的可能構想。如果蔣經國今天就過世了會如何──人們將如何記憶他？他留下怎樣的遺產？誰是他的接班人？換了領導人的台灣將如何發展？它會依然由國民黨領導，或者將在民進黨政權下往前走？這些是我當時想到的一些重大議題，但要找到答案並不容易。
幾天後，石破天驚的消息在我與幾位台灣朋友一起晚餐時傳來。朋友們突然間壓低聲音，開始悄聲討論這個消息：蔣經國在當天下午逝世了。但是我心裡納悶，為什麼要到幾個小時後才公布。如此重大的消息沒有立刻發布讓我深感震驚。我記得自已當時心想，哇，在台灣，重大消息是這樣發布的嗎？在其他國家，這樣的新聞幾乎會立即發布，甚或在領導者過世前就備受臆測。原來，總統的健康或死亡在其他國家是新聞臆測的主題，但在台灣不是？不僅如此，這個消息在台灣引發人心惶惶，人民看來對於隨後的可能發展深感恐懼。在其他國家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唯一的例外也許是如蘇聯這樣籠罩在祕密中的國家。無論如何，幸好我已經勾勒了封面故事的概略想法。
後來的事實證明，問題藏在細節中。雖然依據憲法總統應由副總統李登輝接任，但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浮現出來，亦即他是否會在執政的國民黨中常會當選代理主席。許多觀察者似乎深信，李登輝雖然會自動繼任為總統，卻不見得能入主真正掌握權力的中常會，因為那是已故的蔣經國根源自中國大陸的權力堡壘。國民黨象徵著可回溯到中國內戰時期的蔣介石—宋美齡權力結構，因此，由島上出生的領導者接掌簡直難以想像。至少，我那些報導台灣政治多年的資深同行，多數是這樣相信的──據說李登輝將接任總統，但是否成為國民黨領導人則仍有變數。這個位置預期將由「外省人」接任。
從南韓、菲律賓、台灣到印尼的民主浪潮
但是那些所謂資深觀察家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即許多台灣人的政治傾向已經改變，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台灣老百姓（相對於接近權力結構者），已經有所不同。我請教的幾位台灣專家都預測，國民黨高層的挺蔣保守派將難以輕易遂其所願。
我同意這樣的看法。身為待過亞洲不少國家的特派記者，我見證過在獨裁體制下，許多人面對突發而敏感的政治過渡期有何反應。在南越、南韓與印尼，我看到威權控制下的人們如何回應領導者轉換的許多例子。與包括國民黨內的幾個消息人士談過後，我相當確定可能有幾個感受到台灣新［政治］浪潮的「反叛者」。然而我做夢也想不到，國民黨中常會中促成改變的信使竟是名為宋楚瑜的少壯派！宋楚瑜曾任蔣經國英文祕書，但在政治上仍屬青澀。當時四十多歲的他相對年輕，在老人統治的國民黨擔任副祕書長，被七、八十歲的外省大老壓抑了鋒芒。當七十四歲的行政院長俞國華為了阻礙李登輝當選，建議延後黨主席投票時，宋楚瑜感覺到有一個陰謀正在成形。憤怒中，他倏然起身抗議，迫使黨內大老立即投票，確認由李登輝擔任代理黨主席。 註更多編注：李登輝接受張炎憲訪談則認為，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國民黨的中常會由余紀忠主持，常會前早已決定由行政院長俞國華在會議提議推出代理主席，但正式議程沒有放進俞國華的提案，副祕書長宋楚瑜見議程無此案，以為不討論此事，就先站起來講話，但中常會常會有臨時提案的情形。李登輝認為宋楚瑜是在對他表示好意，但「他說自己在推選代理主席上踢了臨門一腳，這種話並不實在」。李登輝口述，張炎憲、陳希煌訪問，何靜茹、許芳廷、陳鳳華、蔡欣雁、鄭麗榕、蕭景文紀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二：政壇新星》（台北市：允晨、台北縣：國史館，二○○八），頁二二九。
此舉迫使投票進行，實質上撼動了支撐國民黨領導高層權力結構的保守派大將，包括大老如閣揆俞國華，國民黨祕書長李煥，總統府祕書長沈昌煥，和參謀總長郝柏村將軍。
蔣經國逝世，解嚴，政治活動逐漸開放──這些發展全都預示了台灣數十年來首見的重大政治轉型。這些改變勢不可擋，絕非任何勢力所能阻止。以南韓為例，朴正熙於一九七九年遭暗殺後，開啟了一個不同的新時代，在又一名軍事獨裁者全斗煥統治下展開有限的自由化。但是他的領導受到其前任者的遺產所阻礙。不論全斗煥如何嘗試，要複製朴正熙的鐵腕統治絕非易事。最後，他對民主化讓步了。韓國人民也不會接受任何其他方案。全斗煥和其繼任者全都受到審判，以叛國罪與其他罪名定讞。一波波民主改革浪潮席捲其他國家。在菲律賓，總統馬可仕獨裁腐敗統治十三年後，於一九八六年被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推翻。再過十多年，一九九八年，印尼軍事強人蘇哈托在他統治的群島國家貪汙了數十億美元之後，也在類似情形下被迫下台。
馬可仕與蘇哈托政權，都因充斥家族政治王朝與竊盜統治（kleptocracy）開始分崩離析。正如台灣的蔣家，他們都在權力的位置上待得太久。國民黨的長期統治無法孤立於席捲亞洲的民主化浪潮之外。他們在人民的力量下垮台似乎無可避免，而且世界愈來愈小，不可能阻止一國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滲透影響另一個國家。媒體控制也無法阻擋新聞的跨國流動。此處舉兩個例子。我曾經在深入爪哇島中部旅行時，因為一名當地農人而深感訝異。聽聞我來自韓國後，他問我覺得都姓金的兩個著名的死對頭，金大中與金泳三，哪一位會當選總統。當地人不僅知道二金，還好奇兩個民主鬥士誰會勝出。
顯然，蘇哈托政權的媒體控制，並未成功將首爾發生示威的新聞隔絕在印尼之外。另外一次，菲律賓新任總統柯拉蓉·艾奎諾在我派駐的雅加達訪問，印尼民眾被禁止歡迎這位著名政治人物，但仍然對她感到好奇，於是我看見他們透過傳統村莊木柵欄的縫隙窺看，希望瞥見她的身影。他們違反了政府要他們待在家中，不得上街觀看並歡迎她的命令。
這和我在派駐地台灣所見大同小異。朋友們得知我來自韓國，此前在印尼擔任特派記者時遭驅逐出境（原因是我寫了幾篇政府認為不友善的文章），也對東南亞的民主化運動表達出相似的好奇心。後來我才透過朋友得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對我的背景也很感興趣，對我進行例行跟監。我和所有記者一樣，工作時盡量公開，我去哪裡、與誰會面等等，從來不是祕密。
壓抑與解放
剛到台北那幾個月，我與各行各業的人會面，如令人難以忘懷的國民黨老兵夏子勳（Xia Zi-xun，音譯），當時在台北當大樓清潔工的他年少時隨國民黨軍隊來台，此後三十九年間從未返鄉探望他的六名兄弟姊妹。如今他終於得以在蔣經國的政治鬆綁政策下造訪中國。這是令人動容的人間悲劇，與我在韓國時報導過，離散南北韓兩地家人團聚的故事，異曲同工。我也喜歡和立法委員朱高正談天、聽他說話，留學德國的他曾任大學教授，當時是反對黨民進黨的立院成員。以誇張行徑和辯才無礙知名的他，是台灣媒體政治新聞中的要角。我也見過深為敬重的民進黨黨主席姚嘉文，他曾因主張民主權利和台灣獨立而鋃鐺入獄。姚嘉文是講話輕聲細語的律師，也是基督教長老教會教徒，讓我想起家鄉同為反對派領袖與天主教徒的金大中。當然也不能忘記台灣首屈一指的新聞記者江春男，所有外國記者的知識與分析都要仰仗他。他沉著冷靜，手邊總備著一疊新雜誌的申請書，以防發行中的雜誌遭政府查禁。他是真正的專業精神典範。我們後來建立起堅定的互相瞭解與友誼。
與其他駐台記者一樣，我的報導中出現日益增加的街頭示威，由民進黨和其他各種主張的人士發起，抗爭主題從在中國選出後即從未改選過的萬年國會到爭取台灣獨立，不一而足。這樣的故事引人入勝，在任何其他國家都看不到，讓人得見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歷史，根源自其久遠以前和中國的關係。
我愈是挖掘台灣歷史中這些隱藏的篇章，就愈是著迷，而知道的愈多，我也愈感震驚。和世界許多其他政黨的歷史一樣，國民黨果然有許多不可告人之事。我原先一無所知的事實包括：旅居洛杉磯的華裔美籍記者劉宜良（江南）因撰寫對蔣經國不利的傳記，一九八四年在國民黨指使下遭竹聯幫成員暗殺；孫立人將軍的悲慘故事，八十八歲的他遭軟禁三十三年後獲釋，洗清了未經證實的共諜指控；還有前東北軍閥、「少帥」張學良驚人的故事，他發動西安事變，兵諫蔣介石立刻抗日，放棄剿共，因而遭軟禁並在一九四六年遭國民黨轉送至台灣。在台灣，少帥作為蔣介石的囚徒有不同居住地，時間長短不一，其中被軟禁在陽明山附近北投山腰上的招待所，就長達二十七年。若從他在一九三六年於中國遭捕後算起，他遭軟禁的時間是驚人的五十二年，可能是世上監禁時間最長的政治囚徒！（按：二十七年與五十二年，皆指至作者一九八八年派駐台灣為止）遭軟禁期間，張學良再婚，並且成為寬容不記仇的基督徒，期間只離開過住處幾次，上他最喜歡的館子。身為世界歷史上被監禁最久的政治人質，他的遭遇讓我想到《基督山恩仇記》的故事。（全文未完，本文摘自《春山文藝李登輝100年專輯》／春山出版）
※作者為南韓記者，主要為國際新聞媒體撰稿。一九八〇年以前，在首爾擔任《紐約時報》與《新聞週刊》當地通訊記者六年，其後二十年任香港《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特派記者，先後派駐於首爾、雅加達與台北。廣泛報導區域政治、社會與經濟議題，多篇文章刊登於美國、歐洲與亞洲主要報刊。近年來，為Yaleglobal.com與AsiaSentinel.com等線上雜誌撰寫韓國相關議題文章。另一半張珉淑（Chang Myong Sue，音譯）曾為專欄作家，後任《韓國日報》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