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議員扭曲資源配置，只會創造更多台灣崩世代

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包含薪資、工作機會、工作條件等就業環境都已發生重大的變化，進而影響勞動受僱者的生活環境與生活成本，最終也影響了民眾養兒育女的意願。

在此情況下，社會人口結構也逐漸調整。依據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4年至2070年）」報告顯示，我國工作年齡自2015年達最高峰1,737萬人即開始減少，2024年工作年齡人口預估為1,617萬人至2070年最低將減少為660萬人。45歲至64歲占工作年齡人口將由2024年的44.8%升高，最高占比至2070年可能為55.9%。為此，政府在2020年12月4日開始施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以因應我國人口結構高齡化的趨勢。

除了中高齡就業專法外，政府也於2022年11月推出「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2023年-2026年）」。換言之，面對人口結構的改變，政府近年已逐步推出因應未來人口結構與勞動力結構改變的相關政策。此外，因應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問題，托育與長照的問題也成為台灣全國性選舉關注的焦點，甚至也有國會議員提出照顧「壯」世代的立法需求

雖然我國人口結構未來會有重大改變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若國會議員在定義世代問題時，出了需與國際接軌外，最重要的是盤點台灣有無相關的政策，否則，輕易的立法可能讓法律變成保護特定群體或讓特定群體資源變多變壯的工具，並非真的對需要照顧者得到資源的挹注。

國會議員不應該再加重台灣工作人口的經濟負擔

事實上，當高齡人口比例愈來愈多時，代表青壯年工作賺錢所需負擔的社會福利支出也會愈來愈重。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指出，「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之比率預估由2024年之19.2%，提高至2070年之46.5%；同期間，年齡中位數由45.1歲提高至62.4歲；與此同時，由原3.6名青壯年人口扶養每1名老年人口，減少為每1名青壯年人口即需扶養1名老人。」

換句話說，未來勞動受僱者的社會經濟負擔將會愈來愈重。因此，在社會可以利用的資源逐漸變少，但社會福利支出將愈來愈高的當下，若國會議員又要求政府需要對已經被照顧的各世代投入更多資源，是不合理的。這只是在加重未來工作人口的經濟負擔，降低工作意願，進而讓台灣勞動短缺的問題更為嚴重，對台灣經濟與社會福利並無幫助。

要求政府立法剝奪年輕世代的有限資源並不合理

平心而論，當國會議員要定義一個世代時，應該要先問受他們關切世代的工作環境較差？所得較低？得到的社會福利是否較少？若上述問題是各年齡層常見的現象，則應該在既有的立法基礎下，將需要政府政策幫助的部分盤點清楚，否則必會發生資源重複投入，導致政策無效率的情況發生。

最後，當國會議員可以自己定義一個需要資源的世代，則另一群國會議員又提出一個需要被照顧的世代，則台灣的資源將因此而被用罄。此時，台灣真的需要解決的少子化與長期照護問題將沒有更多的資源可以挹注。若此，則台灣的少子化與高齡化問題將更為嚴重，除了創造資源變「壯」的特定世代，但並未讓台灣社會變得更壯，反而大幅降低台灣社會的韌性。

（首圖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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