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文化
李國鼎 一位決策者的高貴靈魂
我們所敬重的李國鼎先生於2001年5月31日在台北逝世，享年92歲。
我的老師顧應昌院士在英文傳真中建議：「李博士的友人、同事及仰慕者， 一定要想出最合適的方式，來紀念這位一生對台灣有傑出貢獻與成就的偉人。」 絕大多數人的貢獻，隨著時光隧道逐漸消失；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即使他們在世的時候，其貢獻因時代的見證就已經凸顯。
李氏正是這麼一位難得的人物。他既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之一，又是近20年來推動資訊科技的功臣，更是提倡第六倫的先驅。他推動改革的領域還包括了教育體制、企業管理、醫療網、社區發展、都市規畫等等。因此，他對台灣的貢獻是繼往開來、歷久彌新。
在今天這個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作秀、不想做事的年代，李氏一生的言行，樹立了一個從政者的典範——敢想、敢說、敢做、敢愛。
因為敢想，才能想得遠、想得深。因此李氏就不斷提出新觀念、新政策。
因為敢說，才能說真話、說實話。因此李氏不斷的寫文章、做演講。
因為敢做，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如果只敢想、敢說，而不敢做，那只是幻想和清談而已。
李氏鍥而不捨地積極推動開創性，以及有時具有爭議性的政策（如加工出口區及第六倫）。
因為敢愛，才能由所信基督教的愛心出發，愛國家、愛社會、愛眾人。
他在晚年時沉痛地說過：「我們的價值觀念愈來愈走向『貪』，愈來愈缺少『愛』。」 自從56歲（1966年）聖誕節受洗後，李氏寫過：「我的生活更有規律，神賜我智慧、勇氣、信心來應付與日俱增的問題。」
他更常常親筆抄錄《聖經》中〈哥林多前書〉第13章中的幾節話送贈友人及後輩：「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李氏的「愛」特別包括了愛才、惜才與用才。在經濟與財政部長任內，不斷選送優秀同事出國深造。
1987年春天接受《遠見》雜誌專訪中，他特別提出：「我工作的機關沒有一個是我自己的人，從來不以鄉親、學誼、戚誼來考慮用人，主要的原則是用人、待人以公平為原則，一樣地給他機會，用人的長處，改善其短處。因此凡有能力的均可脫穎而出，沒有差別，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事。」
很多位旅居在國外的我國專家或學者，常常只因為與李氏見面一次或一席談，就被他的使命感所感動，而決定回國投資、或擔任公職。郝柏村先生說得傳神：「李資政一輩子做的事，就是圖利他人。」
1985年李國鼎先生邀請到了張忠謀先生來台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參與科技研發。對當年李資政的勸說，張先生也直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即使在過去還沒有「泛政治化」的時代，任何一位肯想、肯說、肯做的部長，一面會得到人民及輿論的讚揚，另一面也會受到一些批評。
1981年3月所提出的「第六倫」，就是受到責難的一個例子。他誠懇地提出在現代化過程中，「群己關係」建立的迫切。其切中時弊的論點可說石破天驚，立刻得到了普遍的共鳴，但也馬上引起一位黨國元老的公開批判：「我國文化中只有五倫，哪有第六倫？」
李氏指出：「以五倫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所表現的優點是親切、關懷，缺點則是偏私、髒亂；以群己關係為特色的人際關係的優點是公正、秩序，缺點則是冷淡、疏遠。五倫屬於私德的範圍，群己關係屬於公德的範圍。五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簡單的傳統社會；第六倫的社會文化背景則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複雜的現代社會。」
李氏對台灣社會的熱愛反映在每一個他所鼓吹的觀念上。這位具有國際視野的資政，希望朝野共同努力，把ROC（Republic of China），提升為文化大國（Republic of Culture），把MIT（Made in Taiwan）「台灣製造」，換成永不沒落的「台灣奇蹟」（Miracle in Taiwan）。
在台灣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我曾先後提出過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科技人的理念，來反映社會對他們的殷切期望。進入21世紀，我又在鼓吹「知識人」這個更廣義的理念。這個理念是要使「知識人」與當前大家提倡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知識世紀」、「知識時代」接軌。
我心目中的「知識人」要擁有3個條件：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
科技腦：是指他們的思維方式及工作態度就是不馬虎、不敷衍；相信事實、相信數據；「對」的就要堅持、「錯」的就要放棄；並且追求創新；更注重績效──目標既定，全力以赴。
人文心：「人文心」是「以人為本」。有益於人類的「科技」，能帶來財富、效率、秩序、進步；正如有益於人類的「人文」，會帶來自由、公平、哲思、福祉。具有「人文心」的，就會發揮高尚的風範、謙和的氣質、大愛的情操，以及人性中的無私。
中華情：是包括了對中華歷史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嚮往，對兩岸和平的追求，對兩岸雙贏的鼓吹。
當前的「中國結」千萬不可變成死結。因此，兩岸的底線絕不可以「中國人打中國人」；兩岸交流的起點一定要從「中國人幫中國人」開始。兩岸的中國人，只有以「中華情」來解「中國結」。
1993年6月，李氏回到了離開了47年的故鄉與國土。在南京中央大學母校講經濟發展，在北京與朱鎔基先生談台灣經驗。一位北京朋友說：「那次李朱近2小時的長談，對大陸經濟改革的幅度與速度有深遠的影響。」我們放眼半世紀以來的政府首長與社會精英，同時兼有這三者的，當推李氏為第一人。李氏實在是一位完美的「知識人」。
在天下文化出版的《工作與信仰》一書的自序中，李氏寫著：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來自平凡的家庭。我在小時直到中學二年，也讀書，也頑皮，大了一點知道怎樣努力─讀書努力，工作努力，同時工作中不斷在求知，這一個求知的鐘擺仍在不斷運轉中。當我進入社會，不斷的繼續學以致用，我以基礎的科學知識，主動多方追求智識，解決問題。
如果這一位完美的「知識人」，這樣自謙是「一個平凡的人」，那就給了我們每一位平凡人足夠的鼓舞─不斷求知，讓求知的鐘擺不斷的運轉。
對一位曾經早期走過台灣艱困貧窮時代的「經濟老兵」，按理說，在當前每人所得14000美元時，應當充滿自信。但是當前泛政治化的瀰漫、從政者的私心、社會大眾的缺少愛心、是非觀念的模糊、群己關係之難以落實，都令這位年逾90的資政憂心。
從1969年起，每個暑假我都從美國回到台灣，一部分的時間是追隨李氏參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研究。30年來，根據自己的觀察，再也不容易找到一位政府首長對台灣的全面發展，會像李氏那樣投入那麼多的心血，參與那麼多的領域，做出了那麼多的貢獻，產生了那麼多的影響。
他在台灣及國外出版了近10本的中英文著作；南京的東南大學也已經出版了《國鼎文集》15冊，分別記錄了李氏近40年來的思維與作為。他發表的1100多篇的中文文章及近300篇的英文文章，是留給世人最珍貴的一部分遺產。此外，他獲得的十二個榮譽博士、以他的名字在著名大學所設立的講座，以及各國政府頒贈的勳章，也都是實至名歸。
在專業知識上，他是通才中的專才，專才中的通才；在做事做人上，他既「能」又「廉」，既「勤」又「實」。
綜合來說，李氏一生所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從不氣餒的使命感。他在台灣40年的公職生涯（從1948到1988，亦即從39歲到79歲），正就是台灣經濟奇蹟創造的歷程。決策者的高貴靈魂才是國家進步的最好保證。
在他所擁有的讚譽中，從「財經重臣」、「科技教父」，到「國之寶鼎」， 最使他安慰的是否在臨去前所獲得的榮耀：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的榮譽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