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獲授權。原文〈Adul Sam-on: the stateless boy who survived the Thai cave – and helped with the rescue〉刊載於The Conversation，作者Derina Johnson為都柏林三一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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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北部睡美人洞12名少年驚險脫困的過程，吸引了全球關注。但其中1名少年又特別顯得突出：14歲的阿杜爾（Adul Sam-on）是全隊唯一會說英語的人（他也通曉中文、緬甸語、泰語和佤族語），因此不但率先對發現他們的英國潛水員打招呼，在整個援救過程中更肩負了通譯的工作。
但阿杜爾是個沒有國籍的人。根據報導，他是佤族人，屬於緬甸境內不受承認的佤邦，因此無法發給合法的身分證件。阿杜爾6歲的時候就被父母「偷渡」到泰國，以免被戰火波及，也因此，他獲得了在家鄉不可能享有的受教育和成長機會。
但沒有國籍的阿杜爾面對的是不確定的未來。在某些人眼中，他是難民，但其他人卻將他視為「非法移民」。在泰國和世界各地，有數百萬人都像阿杜爾一樣，沒有國家和身分的保護，只有在發生洞窟受困這種戲劇化事件時，這些人的境遇和能力才被凸顯出來，否則長久以來都因為缺乏法定地位而遭受冷落。
挫折的人生
我在都柏林三一學院所做的博士研究，正是關於阿杜爾這些在泰緬邊境長大的無國籍少年所面臨的身分問題。官方數據顯示泰國境內無國籍人口約在40萬，但實際上的數字可能超過300萬。無國籍人口的產生，通常是因為相關單位拒絕發給公民證，或者因故而無法申請公民身份。
無論如何，沒有國籍的結果，是導致這些人生活處處碰壁。
有時就像是生活在牢獄裡，哪裡都不能去，也不能工作，宛如身繫囹圄。身邊的人當我不存在，我只想要能夠自由來去，就像一般人那樣不受限。
這些，是18歲的辛恩的內心吶喊。辛恩在泰國出生，沒有身分證件，她的工作是在專為沒有公民身分孩子所設立的「移民學習中心」裡的幼稚園老師。在當地警方安排下，她領到1張移民教師卡。這張非正式的身分證讓她在校園內暫受保護，但一離開學校她就有可能被捕。
明明是自己的國家，卻活得像個罪犯，辛恩務實地說：「雖然隨時可能被抓，但日子還是得過下去。」不管是上市場、看醫生、上教堂，還是拜訪親朋好友，該做的事情還是得做。我見過許多被捕等待遣送出境的年輕人，有些年紀只有14歲，家人必須支付2000泰銖（約台幣1800元）才能讓他們獲釋，對日薪只有150泰銖（約台幣140元）的家庭來說是沉重的負擔。
辛恩的挫折感是其他無國籍者的共同心聲：移民學習中心的學歷不被承認；工作機會和婚姻對象都付之闕如；遭雇主、警察剝削和虐待的情事時有所聞；不受法律的保護又沒有負擔得起的醫療資源。這些年輕的生命鎮日被恐懼和無形的禁錮所包圍。
被忽略的一群
就像阿杜爾一樣，即使生活充滿不確定因素，這些年輕人卻很少自憐自艾。「憂愁只是浪費時間，」20歲的翁說。翁告訴我，他的磨難──像是年僅6歲就得出外放牛──讓他對生命有更深入的看法，並且賺得溫飽。受苦，是必然的。
每個人都會經歷苦難，如果其他人能像我這樣堅持地挺過來，就會獲得力量和動力。
即使充滿悲傷、恐懼和不確定，這群年輕人卻大多選擇樂觀面對人生。維持積極的態度，是人類自保的方式之一。他們決定要「開心過日子」，像辛恩便時常安慰自己，她並不比別人更悲慘：「別人能活下去，我也可以。」
艱苦的人生令他們與眾不同。20歲的邵自稱是「邊境男孩」，他認為「人要存活，就必須融合。」紹不覺得自己是真正的「泰國人」或「緬甸人」，而是融合了多重國籍和種族。他也跟阿杜爾一樣，能操多種語言。
這些與眾不同的年輕人，卻只想過平常人的生活。20歲的桂，對小時逃離克倫邦戰亂的經歷仍歷歷在目，也從報章上讀到了地中海難民的處境。他說他能夠理解一般人對難民和移民的疑慮，但他只想要有個生存機會。
我不是麻煩製造者，或許有人對於自己的國家種族非常忠誠，但我根本不在乎歸屬於那個國家，我只想要有機會受教育、有工作、好好過日子。
阿杜爾和他的隊友與教練死裡逃生的經歷，感動了全球無數人。現在正是承認這些長期受到忽略、沒有身分的年輕人的最佳時機。有消息指出3位無國籍的隊員和教練有可能被發給公民身分，若消息屬實，此舉無疑將會改變他們的生命，泰國也將成為這些年輕生命未來發光發熱的幸運受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