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9年6月號(總第173期)文章。端傳媒與《二十一世紀》建立長期稿件資源合作關係,經雜誌與作者授權轉載。本文不代表端傳媒立場,但端傳媒期待透過此一契機,重新檢討當代中國社會公共輿論及思想狀況,後續將有多篇回應文章,敬請期待。
在2018年,中國社會出現了各種不安和焦慮情緒。關心政治和一些原先不關心政治的人士都有了一種普遍的危機感。在多種場合下,我反覆聽到了如下的聲音:有人說中國的外交戰略出了問題,說我們忘記了鄧公制訂的「韜光養晦」策略,導致了美國各路精英在遏制中國方面形成了共識;有人說中國的經濟政策出了大問題,導致了民營企業家的普遍不安和進一步的「國進民退」;有人說中國的統一戰線政策出了大問題,以至於近三十年來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關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緊張過;有人說中國的中下層官員目前存在着明顯的懶政怠政現象,給各項工作的實施帶來了困難;也有人說除了上海、浙江等少數地區外,中國各級政府財政遇到了嚴重困難⋯⋯
我並不否認這些說法的背後有着不同程度的事實依據,但是我想問的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甚麼時候不是問題一大堆?近二十五年來,中國經歷了許多重大挑戰:經濟過熱、銀行債務危機、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三農問題、環境污染、一波又一波的社會抗爭浪潮,以及數次公共衞生和食品安全危機等等。正因為如此,各種「中國崩潰論」在國際國內從來不缺乏鼓吹者和聽眾。但是中國卻在這些「危機」和「唱衰」過程中不斷發展,成了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在此過程中民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貧富差距顯著縮小。我們也許可以因此認為,這次來自民間的普遍焦慮情緒沒有甚麼可怕的。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基本上都把90年代以來的各種「社會危機」看作是前進中的曲折,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但這一波社會焦慮卻引起了我在一定程度上的擔心,因為最近中國的確發生了與以往不同的兩個根本性變化。
第一,以往的社會不安情緒針對的都是改革開放給社會帶來的一些負面代價。這類不安情緒雖然看起來嚴重,然而它們並不動搖文化大革命後由鄧小平建立起來的改革共識。改革開放的確帶來了大量的社會問題,但從總體上來說全民所獲得的好處始終要大得多,並且許多民眾所關切的社會問題在進一步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或者得到了解決,或者不再是主要問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社會焦慮的背後有一種對走「回頭路」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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