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釋出分享經濟紅利想法，使得超徵稅收再次成為話題焦點，工商團體反對稅務獎勵金助長惡質查稅？全國工業總會指出稅務人員分內外勤，沒獎金的人不做事，有獎金的人拚業績，全國商業總會也強調為了獎金，稅務人員可能把企業申報發票列為不合規定剔除，刁難企業必須補稅，是否因此而超徵？從2014到2018年超徵稅收約新台幣5,800億，主要來自政府稅制不透明、非法課稅，並非政府所提是因為景氣好。
適逢內閣總辭，民間呼籲新內閣將稅法打掉重練。此事並非空穴來風，而是由來已久，從93年超徵486億、94年超徵1877億、95年超徵1295億、96年超徵1191億、97年超徵195億、98年金融海嘯短徵2538億(財政部有發新聞稿解釋)、99年超徵46億、100年超徵687億、101年歐債危機短徵258億(財政部有發新聞稿解釋)、102年歐債危機短徵296億(財政部有發新聞稿解釋)、103年超徵1088億、104年超徵1878億、105年超徵1278億、106年超徵960億、107年超徵888億，官員不斷讓數字灌水，而國家則根據這些數據要求它的人民要達成稅收目標，平民老百姓只能承受超出原本該負荷的稅收…這不擺明景氣沒那麼好卻年年超徵嗎？
歷史有跡可循，如果只要維持國家正常的營運開銷，其實正常的稅收不但能應付而且大大有餘，偏偏政府好大喜功或另有圖謀，為一些財團或地方派系的利益開鑿一扇財務方便門，使得利益均霑。國庫的稅收被耗盡，地方百姓被過高的稅收壓榨，最終累積民怨，從選舉中想推翻無能的政府，可是換了新政府也無法改變官僚體系的運作，人民忍耐度越來越不耐煩，媒體也點出當前的困境，地方蓋了多少蚊子館，無作為的立法院和監察院，還有司法幫、財金幫、交通幫等等拉幫結派，吸蝕百姓血汗錢，就好像三頭怪獸，困住無法伸展的政府龐大體系，造成無效率的行政以及處處可見的浪費公帑，政府仍繼續推動未可驗收的前瞻計畫。百姓不禁要問錢從何處來? 錢從何處去!
最近筆者拜讀金老ㄕ評《龍椅背後的財政祕辛》他說作者郭建龍先生，透過具體的數據統計以及資料收集，以經濟學的角度觀看中國各朝各代的變化。比起抽象道德、才能，鉅細靡遺的數據很多時候更能客觀的呈現事實。同時也在啟示：一個人下決定的背後，往往在無形中受到時代限制下的環境影響。無怪乎古人對於智者的一種解釋是：「聖之時者」（明白時代趨勢且識時務的人）；而成功的領導者孫權更說過：「能用眾力，則無敵于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于聖人矣。」說的正是明白趨勢並善用力量的重要性。政府有三大撈錢途徑，看了這本書，你會發現現代執政者其實作風不難預料。
《龍椅背後的財政祕辛》本書告訴我們，國家的興盛或滅亡，全都藏在財政祕辛裡。本書在敘述這些歷史教訓時，會試圖尋找其中的規律，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池塘中，摻入一點古人的眼淚。在漢初，朝臣不插手經濟營運；後來，他們以私人身分涉足商業。而自武帝賣官之後，官員和商人就徹底合流了。宣帝時期經過大臣們的分析後，認為是吏治出了問題，如果要進一步發展民間經濟，必須整頓官場。與現代的肥貓財經幫等有雷同之處，使國家走向極盛或衰敗的邏輯，到底是什麼？歷史永遠是一面鏡子，只是今人一直重蹈覆轍。
筆者在網路上看到《全民拼經濟要學英國荷蘭》一文有感：荷蘭原為西班牙王國的屬地，遭哈布斯堡王朝橫徵暴斂，荷蘭人民奮起革命，經歷了八十年戰爭(1568~1648)才成立荷蘭共和國。英國經濟學家席克斯(John Hicks，1972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著有專書(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深入研究工業革命，他寫道：「工業革命真正的動力並非單純技術上的革新，而是金融革命」、「工業革命需要金融革命」、「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我們以為工業革命的成功是靠科技?原來也是靠稅制的健全與廉能政府所締造出來的!
合理的稅制、銀行借貸、股市交易、外匯等金融運作，能夠把資金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數量交給需要的人，所以形成了發展經濟的正循環。相反地，橫徵暴斂正如殺雞取卵，會毀滅一個經濟體，此刻正是考驗台灣當局領導者的智慧，當正規的稅收，不足以養活龐大的官僚體系時，政府就會想辦法尋找新的方法來獲得收入。古今中外，各國王朝的衰亡，也代表著財政危機所引起的失衡，已經到了該全盤檢討的地步，以維持國家正常的運轉。（推薦閱讀：汪浩觀點：台灣經濟的三大困境和四項對策）
＊作者為退休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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