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芽龍（Geylang），比起日本新宿歌舞伎町、或是泰國曼谷的娜娜廣場（Nana Plaza）等知名紅燈區，相對來說規模與名氣都小上許多。但有趣的是，它卻應該是目前亞洲各國，唯一能夠「真正合法從事性交易」的紅燈區。（詳見備註）
在白天，這裏與新加坡 CBD （中心商業區）以外的大多數地方，並無太大差異。略顯陳舊的民房林立，也有賓館、商鋪與寫字樓。但每到夜晚時分，這裏就會變成另一種面貌，性工作者開始三三兩兩出沒於路旁，招攬生意。
19 世紀起的獅城性產業
說起獅城的性產業，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紀。據《Ah Ku and Karayuki-san》（中文譯名為「阿駒與唐行小姐」）一書中描述，由於殖民時期大量的勞力引進當地，造成男女性別比例極度不平均，即便當時的英國殖民政府一開始將性交易視為非法，但在「需求驅動供給」之下，仍有為數不少的女性投入該行業——當然，當時其中不少人，是被拐賣或甚至被迫來到新加坡賣淫，她們多半來自中國與日本。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總督乾脆改採放任政策，但「嚴禁白人女性從事性工作」。據史料記載，所有以「白人女性」為主的妓院在 1916 年全數關閉；同時，隔年也頒佈命令禁止透過「拐賣」的方式讓婦女成為性工作者。
在這之後，新加坡殖民政府開始規劃所謂的「紅燈區」，讓性服務逐漸特區化、制度化，並且需要取得執照。雖然此時大多數的工作者並未遵照當局的法規，不過或許基於規模經濟的效益，此時的芽龍區和周邊，已經開始聚集較多相關行業人員。另外，大規模的「妓院」於 1930 年前後也被禁止，但個體的性工作者則屬合法。
新加坡獨立後，走向立法管制與專區政策
隨著時間推移，二戰期間新加坡受日本佔領，此時新加坡的性產業主要以服務日本軍人為主，規模更達到另一高峰。這個「盛況」一直持續到 1950 年初，甚至被當時的女權運動風雲人物希琳．福斯達（Shirin Fozdar）指責：「整個新加坡，根本是一座大型妓院」。
這樣的負面印象，也讓二戰後在當地掌權的人民行動黨及其領導人李光耀，於 1960 年中一度宣布性工作者違法；但在新加坡獨立後的 1970 年代，對於性產業的管理，又逐漸走向法制化與設立專區的政策路線——
之後，透過不斷的法律修訂，以及完善各項規範，大抵成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新加坡紅燈區樣貌：站在街角的個體性工作者，以及以「按摩店」、「桑拿」、「會所」為招牌的各式性交易場所。（註二）
根據官方統計，新加坡政府大約共發出了 1000 多張合法牌照給性工作者——不過想當然爾，實際從事該行業的人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例如在 2016 年，新加坡警方大規模掃蕩非法色情行業，陸續逮捕了超過 2000 位沒有合法執照、且屬於移民身份的性工作者。至於從事這行的工作者總數，一般估計是在15,000 到 20,000 人左右（2017）。
「黃卡」保障、也嚴格規範合法性工作者
暫且撇開非法和「灰色地帶」的性工作者不談，在新加坡，紅燈區內合法的性工作者，基本上其工作權是受到保障的，但需要取得執照、也需要納稅，同時有著十分嚴格的相關規定。
例如，不論是本地或外籍的性工作者，必須先與新加坡警方簽訂一份文件，保證遵守一系列嚴格規範，包含「下班之後要立刻回家」、「必須在特定區域招攬生意」、「外籍性工作者不得服務新加坡籍客人」等等。之後，便可取得政府核發的工作准證，俗稱「黃卡」（yellow card），方能從事性行為交易。
而「黃卡」的持有者，基本上除了必須每個月做健康檢查之外（費用自行負擔），尚需滿足幾個條件：（一）年齡在 21 至 35 歲之間； （二）不可以是穆斯林； （三）在身分證上的性別不可以是男性；（四）外籍工作者，必須來自核准的國家名單（例如：馬來西亞、中國、泰國、越南等）。（五）外籍人士的「黃卡」，簽證資格等同於 WP （詳見《新加坡簽證制度》一文），但兩年內需離境、且終身不得再以同樣身份進入新加坡。
根據新加坡政府 2017 年的統計，絕大多數持有黃卡，合法的性工作者是來自移民族群，目前以中國、泰國與越南居多，新加坡本地人則除非生活所迫，否則大多不太願意從事這類的工作。
畢竟，在傳統思維和刻板印象之下，從事性工作在當今新加坡社會的情境中，仍算不上一份體面的職業；更有甚者，即使是合法的性工作者，仍會遭到來自各方的歧視與攻擊。
新加坡非營利組織 The Project X 就陸續針對性工作者進行調查，發現「言語騷擾」和「肢體攻擊」，為該產業從業者最常面臨的兩大問題。其中某些「語言羞辱」，甚至可能來自警方或移民局官員。（註三）
而以上還是合法工作者提所供的數據，若是把樣本放大到其它灰色地帶的性從業人員，可能問題更加嚴重。
新加坡性工作者最常面臨的問題。圖／ https://theprojectx.org/situation-in-singapore/
合法規範，仍有助於減少剝削與公衛宣導
儘管在「性交易專區合法化」的新加坡，仍有不少非法的性工作者、也仍存在部分社會爭議，但整體而言，由於將這個經常被諸國「曖昧處理」的產業規範檯面化、法制化，相對來說也減少了執法上的灰色地帶，同時也較能確保合法性工作者的權益。
同時，為數眾多的非營利機構，也紛紛進行調研、招募義工，給予性工作必要的幫助。包含在主要紅燈區的芽蘢、德斯加路、豪杰大廈一帶免費發放保險套，定期組織宣導講座，並在健康公衛議題、法律諮詢等方面，提供性工作者協助等。
最後，我們簡單來看一下新加坡性工作者的收入：根據《南華早報》的資訊，在新加坡，最「陽春」 30 分鐘的性服務，收費大約在 50 新幣（約新台幣 1138 元）左右；而結合按摩、洗浴等「複合式服務」，或是加上旅館、過夜等費用，價格另計，可能在數百到數千新幣不等。
若一週工作五天，扣除掉「機構」、「媽媽桑」大約 20% - 40% 的抽成後，一名普通性工作者的月收入大約會落在新幣 4000 元（約新台幣 91,096 元）左右——當然，在這個行業裡，也有所謂的「紅牌」，她們的收入自然又會高上許多。
近年，是否成立「性交易專區」、並將專區內的「買賣雙方」除罪化，在台灣引起不少的討論。
個人認為，這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性產業，著實無法以所謂的法律禁止或道德訴求根絕。因此與其走「表面非法、實質不罰」的模糊地帶；不如在立法妥善規範與配套的前提下，一切按照制度規範與市場機制，讓交易雙方資訊公開透明，也能減少因「地下化」而衍生的種種弊端。
畢竟，兩造合意之下、有衛生保護措施的性服務，也就只是一種滿足慾望的產業而已，無論是服務提供方或購買方，都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惡行。
政府真正該做的，是如何盡可能地減少法規難以觸及、保障的「灰色地帶」；以及在那些地帶中所發生的不公平交易與非法行為。
新加坡在「性交易專區」上的種種作法，或許不見得都適合台灣，但其將產業攤在陽光下、落實法制管理的精神，或許頗值得台灣和亞洲各國參考借鏡。
執行編輯：陳慈晏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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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富裕的地方，貧窮起來越是可怕」——新加坡社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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