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刺激 1995》過了 25 周年再次重返大螢幕。在《刺激1995》裡面，主角安迪·杜佛蘭（Andy Dufresne）因為被誣陷謀殺妻子與小王而被判處兩個無期徒刑鋃鐺入獄，在因緣際會之下，他在獄中找出了真凶，但供出真凶的人卻被獄方設計槍殺，使得安迪被迫繼續為他未曾犯下的罪繼續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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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樣是在 1995 年，美國也發生了一件真實的故事。就如同安迪一般，一位名為羅納德．卡頓（Ronald Cotton）的年輕人，同樣被判處了兩個無期徒刑，他也在獄中找出了真凶，並透過最新的 DNA 鑑定技術，終於在蒙冤入獄 11 年後，獲得無罪釋放的判決。
然而，卡頓被處刑的原因，並不是謀殺，而是被指控性侵等五項罪名——五項他從未犯下的罪——而入獄。獄中的生活，和《刺激1995》描述的並無二致，卡頓必須要在非人道、隨時可能被其他囚犯痛毆的監獄中存活下來，同時忍住自殺或殺人的衝動，僅為了證明自己是無罪的。
正因為這起真實事件不是來自於謀殺而是性侵，因此，在《認錯：性侵受害者與被冤者的告白》裡，多了另外一個聲音：除了渴求自由的卡頓之外，還有一個是深受性侵所害的女性——珍妮佛．湯姆森（Jennifer Thompson），在遭受性侵後的各種創傷在呼喊著。
法律原先應該是要保障人民權益、懲戒罪犯的，所以法院上總是掛著天秤的符號；但，當天秤的兩頭，站著的是一名無辜在家被破門而入而遭性侵的年輕女子，與一名無辜被認錯，再加上「黑人」原罪的年輕男子，這樣的天秤，還能秤出正義嗎？
在這篇文章裡，我想帶讀者閱讀這本書，從珍妮佛與卡頓的視角，來看看他們在 1984 年 7 月 29 日之後，分別過著怎麼樣的生活？
遭逢性侵，讓一名女性「不再完整」
在北卡羅納州，住著一名名為珍妮佛的女性，和一般大學生一樣，正常地過著生活，到學校上學，和男朋友約會；然而，就在1984年夏夜的那一晚，一名陌生黑人撬開了房門，拿刀抵著她的脖子，對她說著「放輕鬆，妳很久沒爽一下了，是不是啊，寶貝？妳的男人跑到德國去了，是不是啊？」在性侵珍妮佛得逞之後，兇嫌又闖入另一戶，性侵了另一名女性，而這兩件事情，讓卡頓蒙上了11年的冤屈。
在性侵發生之後，許多讓人作嘔的事情，以及讓珍妮佛崩潰的事情接踵而來，為了找出兇手，在沒有時間緩和心情的情況下，就必須被送到醫院採集樣本，讓她深深感受到自己的身體就是刑案現場：唾液採集、陰道檢體採集、陰毛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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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被採集」完畢後，打電話給自己的母親時，母親最關心的卻是「會不會有人在貴婦水療中心，看見妳穿緊身韻律衣？」彷彿正如金智英被性騷擾時，她的父親對她說出的那些「裙子穿太短」、「不該隨便對別人笑」。
接著，她得面對的是做筆錄，而不是好好得到喘息，並且必須向自己的男友保羅，以及後來更多的人，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接著，她得到會議室裡，運用一組容貌拼圖（Identi-kit），拼出那張讓她作嘔的性侵犯臉孔樣貌。
妳不顧一切地想要遺忘，但在會議室刺眼的日光燈下，他們要妳不斷去回想，一遍、一遍又一遍。
當然，這樣的調查並不是終點。因為一些緣故，這起案子後來在法庭上，總共做了兩次宣判，對珍妮佛來說，她必須不斷重新見到她當時相信的加害人卡頓，並且在法庭的辯論上，珍妮佛必須當眾說出「他有把嘴唇放在妳的陰部上嗎？」「能不能為法庭說明他做的『口交』，確切包含什麼動作？」
而卡頓的辯護律師，為了讓案件導向「檢討被害人」的策略，刻意要珍妮佛講明那天晚上只穿著內衣褲，而且是「女短內褲」睡覺的這件事，以及是否有將百葉窗拉下，好讓別人不會看見她只穿著「女短內褲」？
事實上，讀完這本書，再回來看看卡頓的辯護律師，我不覺得他是個壞人，他不得不幫一個事實上無罪，但卻全世界都認定他有罪的被告想辦法脫身、減刑等等，不得不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辯護，似乎也是唯一的選擇了。
先讓我們回到容貌拼圖的時間點，在那之後，珍妮佛又因第一間醫院的疏失，在尚未注射青黴素與服用事後避孕藥的情況下，被送到另一家醫院。
另一間醫院，另一個性侵取證包。這件案子還有生物學上的問題需要處理；強暴犯不只使我心靈破碎、噩夢連連，還在他爬行過的軀體裡留下痕跡。
事實上，在這件事情過了一段時間後，珍妮佛竟收到因為到急診室就診，使用了不完整的性侵取證包做了檢查，所以欠了醫院大約五百美金。
這段話，在我讀起來就像是白色恐怖時期，無辜被以匪諜案處死的亡者家屬，還必須支付行刑的子彈費，才能將大體領回一樣，不寒而慄。
在她重回家裡之後，她知道她再也沒辦法住在這間出租公寓裡了，也懷疑自己到底還有沒有辦法獨處。於是男友保羅載她回他父母家，得到的卻是拒絕她和保羅同床：「看起來不得體。」
「不用擔心！我昨天才被強暴，今天並沒有任何想要做愛的欲望！」
這個晚上，珍妮佛失眠了，她害怕到哭不出來、無法呼吸，創傷後的回憶使她在半夜尖叫——創傷後的回憶在她腦中重複了好一陣子，只要她落單時，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就會在她腦中重複撥放；在稍後她搬到另一間新公寓時，她經常在半夜打電話到警局報警，告知警方她懷疑家中有陌生人入侵。
正因為被性侵的經驗，讓珍妮佛對於性感到非常的敏感，例如看到男友的朋友在看某部刻劃性愛內容與女性角色的電影時，便備感威脅。然而，世界不可能因為她的遭遇，而事事都迎合她，即使很困難，但她依然必須，一步一步慢慢地，讓自己可以重新適應這個社會。
但世界的不友善，有時候就真的過頭了：
畢竟人們總是不停地告訴我，我已經很幸運了。「他有打妳嗎？」他們問道「還是有用刀砍妳？」看見我搖頭後，他們也就聳聳肩。他們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深表遺憾，但似乎不認為這是什麼嚴重的大事，畢竟只是性愛而已。
殘酷的是，當女性發生這種事情時，許多作為男友的人，往往會陷入一種兩難。
某次在冰淇淋店獨處的時候，她的男友保羅問了她：「我搞不懂，」他掙扎著說，「妳為什麼不反抗？」
「我跟你說過了，我做了我認為要活下來就必須做的事。對方人高馬大又握有兄弟，他用刀抵住我的喉嚨。」
「那我要問妳，」他用較小的音量說，刻意避開我的眼神，「妳享受嗎？」
（中略）
那天在冰淇淋店，並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希望強暴犯當初有割花我的臉、打斷我的鼻子，或是在我身上留下某種暴力的印記，這樣我就能義正嚴辭地看著別人說：「你沒看到這個嗎？我正在受苦啊。」
這讓我想到了，和《認錯》同為游擊文化出版的另一本書，《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當中，餅乾被李國華性侵後的那一段劇情：
在小旅館門口，餅乾還是笑咪咪地問：「老師，我們要幹嘛？」
（中略）
那天，她回家，馬上獻身給男朋友。以前的界線是胸罩，一下子飛越，男朋友只是笨拙地驚喜。看到餅乾的眼睛有淚，才問出事情經過。餅乾的男朋友抽菸，三根菸的時間，他就決定跟餅乾分手。餅乾哭得比在小旅館裡還厲害，問為什麼？男朋友把第四根菸丟在地上，才抽了四分之一。菸是餅乾男朋友唯一的奢侈品。「我幹嘛跟髒掉的餅乾再一起？」餅乾求他留下。「所以妳剛剛才給我！髒死了，幹。」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雖然不像餅乾那樣立刻被甩，但在冰淇淋店這段對話出現的時候，珍妮佛就知道她跟保羅不可能走一輩子了，而最終也真的分手了。
在這之後，珍妮佛在一趟旅行中，沿途穿著保守，「希望自己不會引起任何與性有關的遐想」。
這趟旅程中，她邂逅了一名有興趣的男性，可悲的是，珍妮佛「必須」很小心，當她覺得可能跟這位男性繼續發展下去的時候，她卻得告訴這名男性她被性侵過的事實：
小文真的夠堅強，能夠陪伴我走下去嗎？還是他會像保羅一樣落荒而逃呢？
在父權體制的影響之下，曾遭受性侵害的女性卻不得不承受自己在擇偶市場裡「價碼下降」的事實。
還好，珍妮佛這次很幸運，最終和小文結婚了，並產下了三胞胎。
只是，被性侵的陰影一直到這時候都還沒真正離去，儘管已經過了11年，當她和小文有一天在看籃球轉播，看見電視上知名NBA球星史考提·皮朋(Scottie Pippen)在電視上看見卡頓長得太像卡頓時，她依然得關掉電視，才能避免自己再次陷入惡夢當中。
被性侵的陰影，儘管過了如此漫長的時間，依然沒有完全消失。
身為黑人，就是嫌疑人的證據
接著，我將帶讀者看看卡頓的遭遇。
在珍妮佛報警之後，警方讓她從 6 張照片指認出她記憶中真凶的面貌，而她指認了卡頓的照片，而在當時，卡頓就已經被警方懷疑是嫌疑犯了。
在幾天後，珍妮佛被帶到一間房間內，房間內站著舉著一到七號的七名黑人，其中五號是卡頓，其餘的都不是嫌疑犯，再一次，珍妮佛指出了五號卡頓。在英文的俗語裡，有一個詞是 picking cotton，在早期，picking cotton（採棉花）是黑奴的工作，也因此，picking cotton 這個詞，有一個對黑人的負面貶意在裡面，好死不死的，這位蒙冤的無辜黑人，名字就叫做 Cotton——這也是這本書的英文書名《picking cotton》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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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頭到尾，卡頓都是無罪的，是珍妮佛「認錯」了。案件發生的當天，他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現場的血跡也和他的血型不符，但卻因為他記錯日子，說出了錯的行蹤，而讓警方更加認定案件是由他犯下的。
但最根本的原罪是，他是個黑人，在卡頓的述說中，處處充滿了世界對黑人的不友善。
從一開始，卡頓主動到警局說明原因時，他就做好了「因為自己是黑人，他們就一定找得到理由把自己關起來」的準備，而他說的也沒有錯，他確實從主動「投案」之後，直到1995年6月，才終於恢復自由之身。
卡頓確實有前科，但他的前科就某種角度而言，被定罪的原因是「他是黑人，卻跟白人女生親熱」，在16歲時，某次喝醉酒，跑到曾與他親熱數次的女生家裡溜進她被窩，卻被女方的家人報警處理，再加上律師向他說，認罪協商可以將五十至九十五年的刑期減低到三年以下，使得他毫無選擇地認罪了。
正因為這起案子，再加上卡頓當時的女友是「白人年輕女性」，所以這些白人警方就認定珍妮佛案肯定也是卡頓幹的。
「剛才看到你女朋友，你以為你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啊？在城裡到處搞白女人，是不是？我們可逮到你了。」
而案件中，警方用了許多無法直接證明卡頓就是犯人的證據，一再地要卡頓解釋清楚，包含拿出一支手電筒，問他知不知道裡面的電池種類，卡頓說不知道，而警方就認定因為那是他從珍妮佛房內撿來的，所以才不知道裡面的電池種類。
在審判裡，卡頓被判了一個無期徒刑加上一個五十年的有期徒刑。兩年後，卡頓獲得了可能重審的機會，這次，法官卻完全忽略對卡頓有利的證據，其中包括卡頓在獄中找到指向真凶的證據；而陪審團當中的黑人則全部被技術性的剔除了。更甚者，新的助理檢察官是黑人，這讓卡頓陷入更不利的局面當中。
我以前也見過這種情況：和你一起工作的人（黑人）升官變成你的上司，然後他瞬間變得比所有白人老闆還要糟。
最終，這起案件獲得重審可能翻案的機會，卻給了卡頓更大的折磨——從一個無期徒刑加上一個五十年的有期徒刑，到兩個無期徒刑加上一個五十四年的有期徒刑。直到辛普森案（O. J. Simpson murder case）發生時，先進的DNA技術讓卡頓終於證明自己的清白。
救贖與倡議
然而，案件的結束並不代表雙方就此安寧：珍妮佛時時刻刻擔心著卡頓和他的家人會來找她或她的家人算帳，而卡頓則必須重新適應社會。卡頓害怕一個人出門，如果要出門，會盡量跟別人一起，去任何地方，他都會留下收據，也會確認商店的監視器能夠拍到他，好確保自己隨時隨地都有不在場證明。
「某種程度上，我們三人（卡頓、珍妮佛，以及該案的另一名受性侵者）都成為了同一個強暴犯的被害人。」
直到多年以後，卡頓依然不知道該如何親近女性、和她們建立關係：
「自從我被定了性侵罪後——即使是錯誤定罪——我就覺得與女性相處很不自在。」
讀到這裡，我看見了不僅僅珍妮佛揹著「性侵被害人」的十字架，卡頓也揹著「性侵加害人」的十字架——就如同有許多人不相信珍妮佛沒有全力抵抗而遭性侵一般，也有許多人不相信卡頓真的是無辜的，畢竟如果你是個好人，警察和被害者怎麼會無緣無辜誣陷你？在社會的眼光裡，那個十字架同樣沉重。
然而，通往救贖的路是這樣開始的。珍妮佛某天在超商裡，遇見了那位卡頓的辯護律師，也就是不斷強調「女短內褲」的律師，珍妮佛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他，因為在真相被查明之前，珍妮佛每天都恨著卡頓，以及為卡頓辯護的那位律師。但那位律師並沒有多說什麼，僅僅簡單地說了「我時常替妳禱告。」
卡頓在出獄後，花了很長的時間找到了工作、遇到了新女友也結了婚，但他的父親卻在不久之後病逝於安養院，11年的光陰，讓卡頓沒有機會和父親好好相處，從1984年到1995年，卡頓在獄中不斷地想起父親說的話，相信上帝終會還他清白，也就是這股力量，讓他在監獄裡想親手殺掉真凶的那一天時，終究選擇沒有動手。
1996年，一場節目邀請了珍妮佛和卡頓，希望能讓彼此談談自己經歷的故事。珍妮佛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卡頓，於是請主辦單位不要讓她們碰到面。直到電視節目開播之後，他才看到了卡頓在節目的尾聲說了一句：
「我想知道她想對我說的話，我想聽她親口對我說。」
珍妮佛看到這裡，被罪惡感壓得喘不過氣：「羅納德．卡頓跟我完全同齡，但就因為我從隊伍裡挑出了他……他失去了十一年與家人相處的歲月，十一年與愛人相守、結婚生子的光陰。」終於，她勇敢地拿起了電話，聯絡當年審判這起案子的警察，安排與卡頓的會面。
「就算我用盡我剩下的生命來告訴妳我有多抱歉，那也沒辦法表達我真正感覺的萬分之一。你會有原諒我的一天嗎？」
「我原諒妳，我並不生妳的氣，我不要妳剩下的人生都戰戰兢兢地擔心我可能會來找你麻煩，或傷害妳的家人。若妳四處張望，我一定不會在那裡伺機而動。我想要的只是我們都能繼續往前，擁有快樂的人生。」
在那之後的日子裡，珍妮佛和卡頓逐漸變成了好朋友，一起上了許多電視節目的採訪，講述了許多他們的故事，他們也一同參與了2007年特洛伊·安東尼·戴維思（Troy Anthony Davis）案無罪的聲援遊行，可惜的是，戴維思後來還是在2011年帶著自己無罪的遺言遭到執行；珍妮佛有時候也會受邀到各處演講，在演講當中，陳述關於被性侵害的痛苦，以及之後的寬恕之路，爾後並成為修復正義組織（Healing Justice Project）的創辦人兼理事長，並於2017年在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的年度論壇上，分享自己從性侵被害人成為倡議者，以及冤案過後，如何促成受冤者與被害人之間的修復式正義與和解。
「之前在警察局和法庭中，我們總是對立的兩造；現在在這裡，沒有什麼可以區隔我們了。」
——卡頓獲釋後，與珍妮佛初次見面時，心中冒出的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