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新新聞》發表評論《新冠疫情暴露中國治理薄弱環節》，作者張倩燁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中國政府在治理層面的應對，存在多個薄弱環節。2月中旬，湖北省、武漢市委書記換人，雖然看上去是一個大快人心的命令，但正式的通知並沒有解釋換人的原因，甚至外界從文本中看不出原來的官員是因履職不力而被撤職，還是未來另有任用。最高層首要關切的仍是政權穩定，因為對他們來說，疫情總是可以被"戰勝"的，需要關注的只是這場戰爭的傷亡人數、持續的時間和戰後恢復的成本。如果有人期望在"戰時"藉民意不滿挑戰政權的根基，這是絕對不會被允許的。
文章說，這是中國官僚體制的邊界：可以有限地追責，但不能完全被民意壓力脅迫。出於自救本能的意見表達，與良好願望的社會改革建議，像氣壓閥一樣限制在一定空間內。媒體可以監督的政府層級也從來都是有限的：黃岡市衛健委一問三不知的主任可以被媒體批評，但對國家衛健委官員的采訪就不是自由的。與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時的媒體自由度相比，20年新聞媒體可以操作的空間今不如昔。
害怕信息可能有災難性的後果
為報復觀點專欄的標題《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中國政府決定驅逐三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北京"大躍退"》，作者Bret Stephens說，任何讀過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專欄的讀者，無論標題還是內容，都會注意到裡面一點種族主義都沒有，盡管文章做出了強有力的論述，那就是冠狀病毒疫情如何暴露了中國體制整體上的弱點。熟悉《華爾街日報》的人都知道，和《紐約時報》一樣，它將新聞和觀點版塊嚴格區分開來，這意味著被驅逐的記者與米德專欄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毫無關系。
文章說，冠狀病毒危機暴露了中國政府一個深層次的弱點：中國政府害怕信息。它對2003年SARS疫情的處理方式並沒有多少不同。這也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任何依賴操縱或制造"真相"以求生存的政權，都必然會以類似的方式行事。他們沒有真正獨立的國內媒體。這意味著普通人無法獲得及時、准確和全面的信息--中國的統治者也無法獲得。其結果就是可能非常危險的謠言；可能帶來致命後果的無知；還有可能是災難性的誤判。
奧斯維辛之後不寫詩，改喊"武漢加油"？
近日，武漢《長江日報》就日本援助物資箱上的詩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發表了一篇文章，大意為"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等口號正名，文章還加了一句"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引起輿論紛紛。台灣《上報》發表評論《"武漢加油"的背後是什麼樣的靈魂》，作者哈奇士說， 先且不去比較今次疫情中中日兩國的民間公共用語的雅俗，就這篇文章前後的結構用語，不啻演繹了一個莫大的笑話。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德文barbarisch），出自德國哲學家阿多諾。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悍將，阿多諾一生對從啟蒙理性變異為工具理性帶來的科技壓迫，物化世界下人的異化，文化工業對大眾的意識形態欺騙批判不遺，其對世俗的資本主義社會最大診斷是"同一性"追求，從背後有層層資本操縱而表面看上"風格"多變的流行音樂，到淨化族群的法西斯集中營。而這種完全排斥異質的"同一性"發展模式，恰恰不正照應了類似《長江日報》評論員"宏偉的集體有一顆強大的靈魂"、"不惜一切代價"這般赤裸裸的宣告嗎？
作者說，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經歷過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特別會講故事的政權的摧殘，反對宏大敘事和不斷解構只會帶來權力壓迫的大主體，反思世俗現代性裡對同一性和廉價的線性進步史觀的追求，已是不可能再回頭。想起前一陣醫師李文亮病逝後被群眾塑造成民族英雄，生前受社會制度規訓一事被不斷挪用為支持功利式說真話（吹哨，對於大眾）的資源，而人們在虛擬網路忙完一番悼念後不了了之，可見批判的精神難於來自悅耳的話語。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