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安健康／林懷民】 母親的花圃
一九六九年出國留學的時候，母親送我到松山機場。臨別時她說：「你儘管去，不喜歡美國就回來！不一定要拿什麼博士學位！」
雲門赴歐公演前，她千叮萬囑：「要好好照應舞者，要讓大家吃飯、睡飽，不要讓大家著了涼……」千言萬語沒有一句提到她自己的兒子。
臨行前夕，母親戴上老花眼鏡，湊著檯燈為我的牛仔褲縫補綻。綴補著，談話是意識流的：小姪子的新牙，父親的感冒，花圃前夜開了一朵曇花……忽然嘆口氣：「你跟爸爸一樣，運動神經不發達，也沒音樂細胞，怎麼會去跳舞？」燈火下，母親的問號有無盡的無奈與低迴。
我的「庭訓」裡充滿了父親「震耳欲聾」的期許，卻不記得母親希望我變成什麼樣的人物——除了要我們兄弟做一個「有用的好人」。我成年後的發展事事使她震驚。外人提及時，她又「處變不驚」地告訴人：「他從小就喜歡的。」仿佛早有預感。
七二年回國教舞事出偶然，後來「玩物喪志」要成立舞團，母親苦勸數月，曉以大義，多次最後通牒。等我找定了練舞所，她卻靜靜送來明鏡數片。雲門之後，家裡變成我的客棧，晚間排練時，父母經常「散步路過」，在舞室門口悵望一陣。
母親出身新竹望族，留學東京。偶爾提到「學生時代」，不外是草月流、音樂會、咖啡屋……光復後遠嫁「下港」鄉間，跟著父親荷鋤下田，挑糞施肥。父親從政後，母親裡外一腳踢，在家背著幼弟理家務，手中一把戒尺督促我和弟妹做功課，父親電話一響，仿佛只是五分鐘，她又打扮整齊出門去了。夜半醒來，隔著蚊帳只見她跪坐桌前為家用赤字傷腦筋。
如今提將起來，她只說，嫁給父親把她的「神經線」訓練得又粗又韌。五十之前，她為父親的競選擔驚受怕。五十之後，她為雲門公演的票房捏把冷汗。銷票不是雲門的作風，她只有乾著急。
看到觀眾如潮，母親的驚多於喜，因為始終沒心理準備要作「藝術家的母親」，也不十分明白為什麼大家對她的兒子的作品會有興趣。然而，她是最積極的觀眾。首演之後，她和我開「座談會」。「你看到沒有？葛蘭姆舞者的裙子和平劇服裝都有顏色相稱的襯裡？」「人家女生頭上都是戴花的，不能從頭到尾，都梳包包頭！」「不錯，大家都很有進步，手指也有了表情。」「不能因為觀眾鼓掌就覺得自己很不錯了。」在種種「更上層樓」的建議之後，「座談會」的結語是「永恆的」：「過癮過足了吧？讓我們收收攤子，開始做正經事了。」
「母親是一個傾聽我們報告工作近況的忠實聽眾，默默地以四時不斷的鮮花迎接我們回家…」下一頁繼續讀
但是她心裡雪亮，始終明白雲門的工作是「茲事體大」的正經事，只是不免期盼做這件正經事的，最好不是自己的兒子，特別是她兒子步入「中年」之後。實驗舞展的消息，母親是在報上讀到的。電話來了：「報上說魏京生和一條繩子掙扎是什麼意思？」「繩子是布景。」「別騙我！我以母親的權利要求不許有繩子，會勒死的。只要有繩子就不許演！」「保證沒有繩子！」
首演下午排練時，忽然看到母親坐在黑黑的觀眾席中！「魏京生」很尷尬，只好把繩子給她摸：「你看是軟的，」把肚皮亮給她看：「你看，沒有一點痕跡，一點也不痛。」實踐堂裡人很多，母親很平靜地離去，託人轉告：「魏京生之舞，誇張的表情是不對的！」散場後回了家，母親很平靜地表示：「這是最後一次了！跳舞是年輕人的事。」說完就上樓。留下我和她為我準備的雞湯。
我們住在南部的時候，院子很大，母親養雞飼鵝，種了許多玉米、青菜。搬到台北，空間只宜於蒔花種樹，母親晨起澆水、施肥、剪枝、除蟲，一切在安靜中進行，有如她下廚、洗衣、掃地。突然，有一天，在例常的匆匆出門時，我發現搬入時龜裂的泥地在母親的晨昏灌溉下已經長了青苔，而側院早已草木扶疏，一片綠意。
父親和我們兄弟各自忙著自己的工作，母親只是一個傾聽我們報告工作近況的忠實聽眾，只是默默地以四時不斷的鮮花迎接我們回家。人去屋空之際，母親把無盡的無奈和低迴默默地注入她小小的花圃。父親的事業有起有落，我的工作恆常曲終人散，唯有母親「無業」的事業始終一枝獨秀四季常春。我發現自己常在力竭灰心時，對著母親繽紛蓬勃的花圃發呆，而得到重新出發的力量。
實踐堂表演結束後，有了難得的閒暇。母親很高興我終於給自己放了幾天假。
暮春，花圃盛放著最後一批杜鵑，招來台北罕見的粉蝶。聊著家常，我試著為母親按摩，才驚覺到她的雙肩僵硬如石。母親忽然提及，每日晨起，臂膀總是沒有知覺。我還沒來得及細問，她卻盤算起明天的工作：得去買支捕蝶網，毛蟲吃去許多花瓣和嫩葉……
該去學好按摩，我想。
──原刊於一九八二年聯合副刊
本文摘自《母親@我》／林懷民、辛意雲、林文月等／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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