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議員王浩宇爆料，高雄市長新聞局長王淺秋、台北市政府顧問蔡壁如、台北市政府發言人「學姊」黃瀞瑩都剛好在12月6日請辭，分別投入各自的2020大選任務，估計三人分別可領33萬、20幾萬、10幾萬元的年終獎金，3人疑似「貪圖年終，而蓄意拖延辭職的時間到12月」令人難以接受。為何這三人的年終盤算會「引發眾怒」？其間頗值得玩味。
「33萬元年終獎金」的臆測，是否能引起社會的潛藏不滿？（示意圖 / pixabay）
相信讀者自己或身邊的親友，都曾聽過、或曾打算於工作一段時間後「領到年終獎金」再轉換跑道，也有人是「做到月底」，希望能領到「完整一個月的薪水」才提出辭呈。任何人什麼時候辭職，只要不是尸位素餐，在什麼時候轉換跑道，照理講，應該是個人的選擇。
蔡壁如和「學姊」黃瀞瑩被指控在正式辭職前，已經請好幾天事假投入輔選，疑似違規，不過根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7 條規定，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的活動。2人請事假，似乎已規避刑責。
其實，許多位居要津者，也多曾請假、於「下班時間」輔選。例如應該是中立不偏的國家元首總統、全國最高行政機關的首長行政院長、國家最高立法單位的國會議長，但剛提到的幾名代表性人物，從最近的公開輔選場合或新聞上，都可以見到站台的身影。「公職人員請假或於下班時間輔選」是否適當，是否應該有更高的道德標準？未來是否要研究修法以提高標準，都可以討論。
但三人分別拿到年終獎金33萬、20幾萬、10幾萬元，會「引發眾怒」的，或許可能是「數字」吧？
台灣長期的低薪，讓許多人即使過勞，也只能換得基本的生活溫飽，而非富貴。當「某些職位」可以「穿得漂漂亮亮、只需指派他人工作、高高在上」就能「坐領高薪」，確實引起社會上不少人的眼紅與不滿。雖然說，三人的實際工作是否真如前述所言這樣美好，但「莫忘世上苦人多」，台灣長期低薪，確實醞釀了「仇富」的溫床。三人若說是「自己辛苦換來的代價」，或許也會有人跳出來，強調自己難道不辛苦？但為何只能換得最基本的溫飽？
33萬元數字，對郭台銘等人不算什麼，但可能是部分人「一整年辛勞工作」才有的收入，還要面臨「無薪假」、「被裁員」的恐懼。當一些小市民發現，有些人被高層雀屏中選成為「自己人」，獲得高薪與豐沛的年終賞賜，怎會沒有感觸？如果這樣的情緒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廣泛「發酵」，且成為選舉的動員靈敏開關，潛藏在社會的「低薪」和經濟問題，或許到了應該被重視和檢討的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