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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

小學數學能力影響長大後薪資 華人家庭這麼做

三采文化

更新於 2019年09月16日07:43 • 發布於 2019年09月16日08:00

文/ 《中國小小兵》萊諾拉.朱(Lenora Chu)

宋老師提出在宋慶齡被禁止的建議。「我們將透過測驗、課堂活動和實際應用來教孩子數學。」她對著一群為了了解中班學業目標而聚在一起的父母說。雖然她的提議違反了教育部的教改政策,但我們這十五位圍坐在紅木桌旁的父母,每個人臉上都流露出希望儘早讓孩子學習算術的渴望,樂於當她的共犯。因為如果孩子要面對的競爭,是一場由每年大約一千八百萬名中國新生兒組成的對手,沒有人想要為他們「減輕負擔」。

「孩子會學習二十以下的數字,並了解級數關係,例如『五比四多一』。」宋老師說話的時候,我們拚命點著頭。

中班的雷尼不過才五歲多。當我還在焦慮為他選擇的教育方式是否正確時,他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位乖巧的學生,每天跟著中文家教愉快地學習,自己整理書包,並在經過學校大門時向老師點頭問好 。

經過諸多困難的文化適應和行為調整後,我們可以享受成果了嗎?中國教育的優點,是我們讓雷尼繼續留下來的主要原因;而在我和多位教育工作者和專家深談後,總結出它的幾項優點。

數學教學就是其中之一。

快到週末的時候,雷尼帶了一個練習數數的作業回家,老師用紅筆在上面畫了幾道斜線。

「你在課堂上做這個練習嗎?」我問道。

「是的。」他說,表情看起來很落寞。

這個題目是一棟有六層樓、每層樓分成七個房間,共四十二個正方格的建築物,每個正方格都按順序編了號—第一層從一○一開始,第二層從二○一開始,以此類推;讓孩子在空格裡填上正確的數字—中班學生要對三位數有基本概念。

「雷尼,一○一、二○一之後是多少呢?」我問他,但我得到的回應是沉默。這樣的數學對於五歲孩子來說,太難了嗎?我很好奇。

宋老師顯然不這麼認為,她在作業簿上用紅筆寫了一句「需要加強練習」,也給了個分數:六分(滿分為八分)。

當我看著這個分數時,兒子也抬頭看了我一眼;他似乎認為我應該為這少掉的兩分負責。

「媽媽,妳為什麼不教我數學、閱讀,還有其他東西呢?龍龍的媽媽教他讀英文,梅梅的媽媽也教她加法。」他問道。

我開始在和雷尼的對話中加入數字,但是這樣的練習常因為他的好奇心而中斷,最後無疾而終。正如宋老師所說的,雷尼的注意力需要加強。

我和雷尼的對話通常是這樣進行的:

「蘭登現在一歲,你四歲;等蘭登兩歲時,你就五歲了;等蘭登三歲時……」

「等我和爸爸一樣大的時候,我會有小孩嗎?」他打斷我。

「當然,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有小孩。」我告訴他。

「誰會當我的小孩?」雷尼說。

「你必須找到一個人跟你一起生小孩。」

「蘭登不能當我的小孩嗎?」雷尼指著在地板上扭動的小弟弟說。

「不能,因為蘭登不會永遠是個小孩子。」我發現一個把話題拉回來的機會。「你永遠比蘭登大三歲,所以蘭登七歲的時候,你幾歲呢?」

「我要結婚才能生小孩嗎?」

其實我心裡想回答,無論是否結婚,最好要和一個願意一起撫養孩子的人,有穩定的關係;因為撫養小孩—特別是愛問問題的小孩—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

看來,我在教孩子數學上實在不是模範父母,但對我打擊更大的是,我找到一份比較中國和美國五歲兒童數學能力的報告。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雷尼在中國幼兒園的學習可以獲得什麼優勢?我們家非常不嚴謹的教育風格,會不會抵銷這些優勢?

該研究團隊的首席研究員周鄭(英文名:珍妮)在中國長大,現在是紐約市立大學的教授。他們以她最熟悉的紐約學生和北京學生做為研究對象—主要調查就讀小學一年級剛滿一個月的孩子,以盡量減少正規數學課程的影響。

他們得到的研究結果很明確:「在所有領域裡,中國孩子都優於美國孩子:數字與運算、幾何圖形、解題和推理。」周鄭和她的研究團隊如此寫道。

才六歲就有差了?我繼續讀下去。周鄭和她的團隊要求孩子完成一些任務,有些是簡單的任務,例如從一數到十、聽寫數字等。在這時候,美國和中國小學生幾乎不相上下,但是當題目變複雜時,差距就變明顯了。中國孩子可以認出更多平面和立體的圖形;在一到十的加法和減法上,中國孩子的分數也比美國學生多了兩倍。中國孩子的數學能力完全打敗美國孩子,例如有個問題是,請孩子將物品平均分配給特定的朋友數。

總而言之,中國孩子的數學成績是八十四分,美國孩子則是六十分。

為什麼呢?研究人員提出了一個理論:「數學存於所有的文化中,但是在重視它的文化中,獲得發展的程度也會更高。」

協助制定全國數學教科書的數學家劉健說,你會在公園散步時發現中國人重視數學的線索。「我曾看到一位奶奶帶著四歲孫子去廣場收集小石頭,他們直接用石頭來數數,這只是我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從小就會算術了。」

達西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教他背九九乘法。「妳的兒子一定要背,這很重要。」達西一邊喝著咖啡,一邊低頭用筆在餐巾紙上畫出九乘九的表格。「中國小孩在上小學前就會這個了。小學的數學考試,我們要在五分鐘內完成五十道題。」

當他開始填這份表格時,手指越動越快,讓我更加地焦慮。「別緊張,只要讓妳兒子熟記這些數字,可以幫他在學更複雜的概念時快速吸收。」達西向我保證。

阿曼達對中國人超強數學能力的解釋很簡單。

「我們不怕它,而且我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練習了。」阿曼達告訴我。在阿曼達還只有三歲的時候,她的母親用謎題教她數學:

有一道高度十公尺的牆。一隻蝸牛一天可以往上爬五公尺,但是當牠睡覺時,牠會向下滑二公尺。牠需要幾天才能爬到牆頂?

在多數西方孩子還在包尿布、學走路時,阿曼達已經接受便盆訓練了。她可以用童稚的聲音說出答案:蝸牛會在三天後爬到牆頂。

數學重要嗎?數學對未來影響的研究

在針對這個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後,我發現數學能力確實與一個人往後生活的學術成就、賺錢能力有關。有位研究人員分析了三萬五千名學齡前兒童的數據。他說,早期的學術技能,特別是數學,是預測兒童往後學業成就的「最重要因素」。總部位於倫敦的智庫發現,「小學期間的數學能力,將繼續影響往後二十至三十年的薪資收入。」

SAT的數學成績與成年後的高收入相關,但SAT的口語分數則未顯示這樣的關聯性(雖然我不知道這項研究該如何解釋像我這般的案例:我的SAT數學測驗優異,最後卻選擇成為一名作家,一個收入不穩定的工作)。

數學好還有其他與銀行帳戶無關的好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表示,數學好的人比較可能「主動參與,將自己視為參與者,而不是被政治過程決定的對象,甚至更有可能信任他人」。

數學能力對各國來說都很重要,許多研究報告讀起來,都像在安慰美國,彷彿它的國民都是拙於除法的傢伙。若讓美國學生的數學能力提升到加拿大或韓國學生的水準,將「分別使美國的經濟年增長率提高百分之零點九和百分之一點三」,一份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發表的報告如此說道。另一份報告發現,自動化和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場,將繼續減少低技能者的就業機會。研究人員寫道,像美國這樣的高薪資國家必須調整,否則會有收入差距變大和政治不穩定的風險。

這引發我的好奇心。中國家庭幾乎把數學當作生活的一部分—你幾乎可以說「書呆子」在中國社會是受歡迎的—但是課堂上呢?中美兩邊的老師在教數學時到底有何不同?雷尼可以在中國學到什麼,美國是否有類似的機制?中國人的方法真的比較好嗎?

為了找到答案,我決定來研究。

倪老師邀請我參觀他工作的小學;隔年我還訪問了明尼蘇達州、麻薩諸塞州、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州的學校,最後決定將重點放在波士頓地區的一所小學。

我選了兩間學校—一個位於上海市中心,一個位於麻薩諸塞州成績表現優異學區,將兩者截然不同的教學方法做比較。當然,中美在文化和體制上的差異很大,這絕非相同事物之間的比較。中國學校通常不會將有特殊需求的學生納入主流,這可以讓同教室的孩子的學習更為同步。在中國體制裡,孩子在各個階段都有退出的可能,而美國則是以能讓每個孩子受教為榮。(近來美國的教育標準是「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和「每個學生都能成功」。)

在中國,老師是課堂的核心。她要求學生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她身上,而她也得到了。在三十五分鐘的上課時間,她提出五十九個問題,有一半以上的同學都被點過名—不是叫名字,而是叫號碼—而且是完全地隨機。這是她在以團體為主的課堂上確認每個學生吸收情況的方法;她可以快速找到進度落後的人。老師以演講的方式上課,以計時比賽來練習。藉由精心編排的課程,她可以一下子就傳授多種內容。

美國老師就比較平易近人。她和學生坐在一起,喊著他們的名字。她很少直接要學生注意她,也很少使用小工具來引發、維持他們的興趣。她幾乎不下命令,只要求過三名學生在全班面前回答問題;其餘都是同學自願回答。在五十分鐘的課程裡,她用了演講、小組討論和一對一互動等不同的教學方式。當孩子們在小組討論時,丹尼絲老師花了整整八分鐘與一名名叫馬特的男孩談話。她給學生很多的機會可以說:「我不懂,請幫幫我。」她後來告訴我,透過小組討論,她可以很輕易地發現「誰還不懂」。

我還注意到研究人員稱之為「嚴謹、專注和連貫」的差異,這是亞洲數學教學一直備受稱讚的地方。這位中國老師以數學概念(平方根)的課程,直接引導學生進入更深層的概念理解(平方根和加數之間的關係);美國老師的數學課則比較關心計算,當孩子無法理解分數(五公釐是一公分的幾分之幾?)時,她會以孩子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來說明(一公尺是幾公分?)而不是要孩子懂更多。

●萊諾拉.朱(Lenora Chu)
華裔美國人,畢業於史丹佛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在美國工作10年,曾擔任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電視記者暨大學和私營企業的媒體顧問、《亞洲週刊》商業編輯,後來轉任商業和政治記者,於美國奈特瑞德報業集團(Knight Ridder)任職。曾為《紐約時報》、CNNMoney、Science、Marketplace、《基督教箴言科學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財星》、Money和Dwell雜誌等多家媒體撰文。目前與夫婿羅布.施密茨(Rob Schmitz,國家公共廣播電台上海特派記者)及兩位兒子居住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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