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歷史和地理因素，我國外交策略一直圍繞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但各國外交政策都以自身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而曾在外交部與聯合國機構工作的范姜（化名）直言，我國欠缺思考自身利益，只在意他國利益，強調「新加坡、以色列都不走二選一路線」。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陳方隅則稱，中國不放棄武力統一台灣的情況下，我國沒本錢「中立」，也難以「不偏向美國」。
「不能過度依賴特定國家的模糊支持，必須認知大陸發展和國際趨勢」，范姜表示，「我國外交困境的解套方法只有面對大陸，裝死不面對就只能靠美國，但美日架構及能講的話已很清楚，美國變動幅度不大，從結果論反推來看，我國前總統馬英九時期與大陸關係良好，讓我國的選擇更多，國際局勢簡單來看，美國就是老大哥，歐盟講人權，日本看美國態度，這些都不是左右台灣存亡的要點」。
范姜強調，我國若採取與中國對抗的態度，就會變成只能依賴美國，不過陳方隅明確表示：「台灣沒有強大到有維持中立的籌碼。」由於中國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且不放棄武力統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月已表明，要推進統一進程，「再中立都沒有用，只要不選擇統一就會被視為台獨」，陳方隅直言，不僅對中國無法採取中立模式，我國也不可能對美國持中立姿態。
1948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簽訂《中美經濟援助協定》，並在行政院下設美援運用委員會，隔年國民政府移至台灣，該委員會停止運作，直到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決定重啟對中華民國的援助，自1951至1965年間，我國每年平均獲得約1億美元貸款援助，而美國也協助台灣興建基礎建設、鼓勵學術合作及人才交流，並依據1954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進行軍事合作。
陳方隅指出，我國自1950年代開始就是依靠美國，才能發展存活至今，「美國不只給經濟和軍事援助，還分享技術及開放市場，這才有之後的東亞四小龍奇蹟。台灣的國防安全全是靠美國幫忙，才有現在的規模和配備，我們哪來的任何空間去說要保持中立？」對於不少國際關係學者提出的「避險」（hedging）策略，陳方隅認為，台灣從頭到尾就沒有「不偏向美國」的本錢。
避險策略是指不倒向任何一邊，彼此維持等距，互相折衝，而我國的新南向政策，即是為了在經濟上擺脫對中國與美國的完全依賴，但陳方隅稱：「東南亞國家有這樣的本錢，因為美國或中國的連結沒那麼深，但台灣不太可能做到在中美之間保持等距」。儘管美國當初給予我國大量援助，但也有不少人認為，台灣只是美國利用的一顆棋子，對此陳方隅直言：「夠重要才會成為籌碼」
「在國際關係上，各國對外關係都有可能是另一關係的籌碼」，陳方隅表示，「若台灣是籌碼，代表台灣的地位夠重要」。他還指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調查報告顯示，中國與美國各層級的交流過程中，一定會納入「一中原則」和相關條例，作為雙方達成交流的必要條件，「台灣早已被當成中美交流的籌碼，但今天的問題是，美國有可能把台灣『賣給』中國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陳方隅提到，從第一島鏈、太平洋門戶、影響東亞石油運輸的台灣海峽自由航行權等利益，「美國賣台後能換到什麼？」「我們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講美國會賣台，而是要去證明自己多重要」，陳方隅強調，「每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自身國家利益為考量，台灣要做的事情是持續強化並說服美國政策圈人士，台美之間具有共同利益，而且台灣可以做出貢獻，而不是去質疑美國」。
「事實上兩岸關係好或不好，根本全由中共決定。」陳方隅指出，我國不斷強調《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關係條例》的重要性，而這2部法規都隱含「一中」意義，而在釋出對中國友善的訊號時，我國不可能走向反美立場，國民黨執政時期也非常親近美國，而立法院國民黨團書記長吳志揚2019年2月8日「警告」，美國不要因為兩岸之間升高緊張局勢而從中牟利，對此陳方隅稱：「我認為此言論只是政治動員的需求。」
「有些反美情緒是統派分子炒作，疑美論講到極致就是失敗主義，認為美國會把台灣賣掉、台灣撐不了多久、美國不會幫台灣等等，想要營造的氣氛就是：假設中共打過來，我們抵抗沒有效」，陳方隅說，「這些都是政治動員的語言……從整個歷史結構來看，台灣根本就不可能不親美」。至於「棄台論」，陳方隅強調，該論述的假設是中國強大、美國衰弱，但此假設目前不成立，棄台論調也就不成立。
關於美國主要兩大黨對中國的態度，陳方隅解釋，共和黨有長期的反共傳統，所以有比較多人幫台灣說話，而民主黨認為，與中國多交流就會促使中國自由化，直到近1、2年才改變態度，「習近平修掉任期限制是最後一根稻草，愈來愈多自由派人士體認到，中國不可能自由化了」，並稱美國政策界過去會以中美關係為最優先考量，台灣不要惹麻煩，但現在愈來愈多人覺得中國才是麻煩製造者。
台灣數位外交協會理事長郭家佑則指出，越南與我國無邦交，越南官方又與中國關係密切，「但民間對中國印象並不好，台灣很有機會發展關係」，而捐贈物資是我國援外合作的常見方式，但很容易被取代，加上我國外交重心始終放在對美國及中國的關係，沒有深入研究周邊國家，欠缺了解受援國家民眾的實質需求，因此強化公眾外交，與當地群眾交流更加重要。
「台灣與越南的醫療合作已超過20年，但越南人看病都愛南韓、新加坡合作的醫院，不會選擇台灣」，郭家佑直言，作為台灣真正競爭對手的南韓，從流行文化下手，加上南韓企業進駐大打集體戰，讓越南人哈韓，儘管我國推出的援助合作計畫也很好，但部分不符當地大眾需求，且少有長期合作方案，這些都對深化與當地的關係造成影響。
台北醫學大學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生李晨忻表示，我國因地理、氣候因素與越南相似，像是登革熱和B型肝炎這類傳染病的防疫上，日本與南韓完全做不來，而現在越南的傳染疾病，不少台灣早在20年前就徹底滅絕，「台灣的實踐力很強，但需要長遠計畫，還要在民間推廣」。李晨忻與郭家佑指出，依據美國醫療外交戰略分級來看，我國目前僅做到中期合作。
曾派駐伊拉克的美國軍醫大學（USU）兼職助理教授馬洛吉（Aizen J. Marrogi），與伊拉克前國防部長杜萊米（Saadoun al-Dulaimi）2014年在美國《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s Quarterly）刊登專章，把醫療外交戰略目標分為五級，而我國醫療外交合作只在第3級，即援助防治傳染病，對當地社區有長期成效，但未能達到全國性影響。（推薦閱讀：「沒有邦交國，與港澳有何不同？」 知己知彼、不走悲情主義才為台灣外交加分）
而要推廣台灣醫療形象，透過社群平台會有很大成效，「越南是唯一可用臉書（Facebook）的共產國家，而越南逾9500萬人口中，有1/3可使用網路，使用臉書者近5000萬人，台灣有很大的切入機會」，郭家佑說，越南社群平台很缺內容，台灣則有很強大的數位內容生產能力，我國應主動出擊，透過數位宣傳和公眾外交，大規模接觸當地民眾，而文化調查是外交政策的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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