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著 H&M 的衣服，聽著 Spotify 上的音樂，房間裡用的是 IKEA 的家具，也許開著 Volvo 的汽車。這些我們生活中再自然也不過的國際品牌，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全部都是「瑞典製造」。
除了擁有眾多國際企業之外，如果我們看看可以拿來評量「國家 / 地區表現」的全球性指標，在過去幾十年來，人口不到 1,000 萬人的瑞典，驚人地在所有指標上都名列前茅。如果說地球是一間教室，每個國家 / 地區是一個學生，那瑞典無疑是品學兼優、樣樣出色的「資優生」！
讓我們先簡單看看，瑞典過去 5 年的幾個數據：
◆ 2018 年聯合國永續經營指標排名世界第一
◆ 2017 年富比世調查「全球最適合做生意」的國家排名世界第一
◆ 2017 年 US News 調查全球最適合女性居住的國家排名世界第一
◆ 2015 年新創企業獨角獸（市值 10 億美元以上）數佔人口比例全歐洲第一
◆ 2013 年世界幸福指數排名世界第 5
◆ 2018 年全球人均 GDP 排名世界第 11
在哈佛商學院的全球新興市場（Global Emerging Market）這堂課，我們研究各個國家 / 地方的發展脈絡並換位思考 —— 如果你是這裡的政府 / 企業 / 人民，你會怎麼做？其中一個發人深省的案例是，瑞典如何從一個氣候寒冷、人口又少的小國，在數十年內發展成為一個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且擁有眾多新創及國際企業的「資優生」國家呢？
1950–1970年代：全世界都想學的「瑞典模式」
近代瑞典的第一次經濟崛起，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的歐洲大國因為戰爭百廢待興，於戰爭中保持中立的瑞典於是抓緊機會，出口鐵礦、木製品、鋼鐵製品到歐洲用於重建，賺進了大量的財富。
有趣的是，這些突如其來的財富，並沒有像許多國家導致貧富不均及社會動盪——原因是瑞典長久以來奉行「瑞典模式（Swedish Model）」的信念（註：包含於「北歐模式（Nordic Model）」的概念之下） —— 高稅率、福利國家、工會集體談判、自由市場，一言以蔽之就是「重視重分配的資本主義」。長期執政的社民黨更透過薪水控制、稅制及社會福利支出，確保國內的財富分配平衡。
薪水控制：舉例來說，政策規定嚴格的「同工同酬」，不管公司的獲利情形、大小、地點，只要做的事一樣，雇主就必須給你一樣的薪水；另外，出口產業若因為賺錢調漲薪資 1% ，政府要求所有產業也必須調漲 1% 。最後，為了防止薪資調漲過高對產業競爭力帶來的衝擊，政府也限制薪資調漲幅度不得高於生產力成長幅度，確保這是「合理範圍」內的調薪，避免通貨膨脹。
稅制與社會福利：雖然瑞典的公司稅並不高，但在加上資本利得稅與財富稅後，整體稅率卻是全世界數一數二高的。課徵到的錢，主要用來支持高昂的社會福利支出，從出生到死亡，覆蓋的層面之廣，讓瑞典有「福利之國（Welfare State）」的美稱。
舉今天的例子來說，瑞典的教育是免費的，從小學到大學不收任何學費，政府還提供各種獎學金以及學生貸款；瑞典的父母在小孩長大到 8 歲前，可自由分配長達 480 天的給薪育嬰假（領 80% 薪水），另外父親額外有 90 天的給薪育嬰假，鼓勵男性花時間帶小孩。
「又有錢又平等」的瑞典模式，在 1970 年代的國際間紅極一時，許多國家派出它們的經濟學者來到瑞典取經，想著要怎麼樣才能成為下一個瑞典。
1980–1990年代：自己造成的「死亡漩渦」
然而，出口暢旺的經濟狂歡派對，終究得迎來終局——別忘了瑞典的經濟成長幾乎完全仰賴於出口，但隨著全球石油危機導致的經濟蕭條，出口產業的動能一下子減緩；更慘的是，政府在擁有極大影響力的特殊利益團體掌控下，「解套」了薪水調漲必須與生產力增加掛鉤的公式，讓瑞典的產業兩年內成本一下子暴漲了 30%，又再度衝擊了出口競爭力。
失去競爭力的企業被迫開始裁員，政府為了吸收失業人口則擴張許多政府相關職位，政府支出提高，只好進一步提高稅率，企業競爭力又被削弱。
1990 年代初期，瑞典 GDP 衰退 6% ，出口大跌 17% ，整個瑞典經濟就像陷入自己造成的「死亡漩渦」之中。
2000 年代至今：浴火重生的科技創業大國
經歷過崛起與低谷，瑞典政府與人民也開始真正深刻地思考：「我們究竟想要怎麼樣的生活呢？社會福利支出，如何與經濟發展取得平衡呢？」
經過幾任政府的輪替，稅制改革及市場自由化，瑞典人民對這些問題給出了答案：「是的，瑞典應該是一個福利之國，但必須量入為出，並確定社會福利支出能為國家生產力帶來貢獻！」
沿著這個脈絡思考，政府聚焦到了「資訊科技」與「新創企業」兩大領域。
資訊科技：雖然瑞典開始佈建網路的時間較晚，但速度與決心卻極為驚人。在 1995 – 2005 短短十年間，網路滲透率由 5% 暴漲到 85% ，手機滲透率由 22% 到飆破 100%（意思是平均每個人擁有超過一隻以上的手機）；相比發明網路與手機的美國，在2005 年的網路及手機滲透率卻分別只有 68% 和 69% 。
瑞典愛立信集團（ERICSSON）也利用在瑞典市場的成功經驗，積極參與制定 3G 和 4G 標準， 2000 年成為全球最大的 3G 系統供應商； 2009 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啓用全球首個 LTE4G 網路。手機與網路及早的普及，也讓瑞典成為資訊科技與新創企業的溫床。
世界資訊科技巨人 — 瑞典愛立信集團（ERICSSON）總部。圖／截自www.ericsson.com
新創企業：比起「新創企業之國」以色列，是政府「由上而下」地主導政策（詳見《「槍桿、吵架與創業」──以色列如何成為新創企業之國？》一文）；瑞典反而是「由下而上」的營造支持創業的環境。
許多瑞典創業家一再地提到：「良好的社會福利制度就像安全網，讓我更能無後顧之憂地投入創業之中。」新創太陽能公司 Trine 的創辦人 Sam Manaberi 也說：「（創業失敗）最壞的情況就是我沒有薪水，但是我的小孩還是能享有醫療及教育。」他繼續說道：「這跟我在美國的情形，比起來真的好太多了⋯⋯。」
同時，充沛的創投基金（Venture Capital）以及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資源，也讓募資變得相對容易。曾在瑞典領先私募基金工作的 Ken Zhou 提到：「在歐洲市場，除了倫敦之外，投資基金最關注的就是瑞典⋯⋯除了企業本身創新且有出口競爭力之外，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穩定性也至關重要，因為我們重視的是長期回報。」
資金、人才、社福制度、網路環境、政府效率，種種看似「被動」的因素疊加起來，卻形成了歐洲支持創業最好的環境。 2015 年，瑞典的新創企業獨角獸（市值 10 億美元以上）數量佔人口比例全歐洲第一，誕生了包括 Skype 、 Spotify 、Mojang（知名遊戲 Minecraft 開發商） ⋯⋯ 等耳熟能詳的新創企業，被譽為「獨角獸工廠」。
2019 年的今日，瑞典可以很驕傲地說：「我們辦到了！我們打造了新的『瑞典模式』！」在保有極高人均 GDP（瑞典 53,873 美元；美國 62,606 美元；台灣 24,971美元）的同時，瑞典也有著極高的社會福利支出佔 GDP 比例（瑞典 26.1%；美國18.7%；台灣11.4%），尤其在世界幸福指數或人類發展指數上，排名都名列前茅。
瑞典的「獨角獸」新創企業代表：Skype、Spotify、Klarna、King、MOJANG。圖／Michal Gromek / CC Attribution-ShareAlike License
「資優生」背後的三個關鍵成功要素
為了瞭解瑞典經濟發展背後關鍵成功要素，我訪談了曾在瑞典領先私募基金工作的瑞典朋友 Ken ，並歸結為三個原因：文化、信任、科研。
「Lagom」文化：Ken告訴我說：「”Lagom ”是瑞典語，翻譯成中文的意思是：『不太少，不太多，剛剛好。』⋯⋯這是瑞典人保持快樂的秘密。」我聽著心裡不禁想起小時候課本上寫的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之道」。 Ken 繼續說道：「如果你觀察瑞典最大的家族企業 Wallenberg 家族，他們擁有像是 Ericsson、 Electrolux、 ABB等大型公司，甚至在1970年代擁有40%的瑞典股市市值⋯⋯Wallenberg 家族的經營理念主要不是追求財富累積，而是永續經營回饋社會。因此，他透過基金會將除了再投資之外的盈餘捐給大學，自成立以來已捐出美金27億元。」他看著我說道：「也許這在美國聽起來很奇怪，但大多數的瑞典人並不覺得『比鄰居有錢』是一件多麼值得炫耀的事情。」
對政府的「信任」：如果仔細想想「瑞典模式」為什麼可以成功執行？勞工為什麼能夠接受政府對於薪資調漲的諸多規定？在最底層支撐的，還是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 Ken 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說明：「現在的瑞典首相是 Stefan Löfven，他以前是工廠的焊工工人，慢慢由工會代表一路做到金屬工人聯盟的主席，最後成為社民黨主席與總統。」他繼續說道：「許多人民認為首相可以了解市井小民的心聲⋯⋯因為他也曾經是其中一個。」另外，瑞典政府也是世界排名第三清廉的政府，鮮少聽有貪腐案例，這當然也助於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對「科研」的重視：你可能不知道，世界科學研究的桂冠「諾貝爾獎」，就是瑞典化學家阿佛烈．諾貝爾以他的遺產設立的。自 1901 年設立以來，諾貝爾基金會共計頒發 935 個獎項，其中瑞典曾得過 22 個諾貝爾獎。另外，除了前面提到對於教育的支持之外，瑞典對於研發的重視也在世界前茅， 2015 年投入的研發經費佔 GDP 比例高達 3.27% （美國約2.74%；台灣約3.10%），是世界第 4 高。
每年由瑞典國王頒發的諾貝爾獎，被認為是科學研究者的最高桂冠。圖／AFP / Getty Image
想想台灣
「資優生」瑞典的種種表現固然令人稱羨，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他們也面臨著許多自己的難題：比方說最近幾年因為政治 / 經濟移民引起的移民問題，造成瑞典境內民粹主義（Populism）的呼聲日漸高漲；還有部分企業因為稅率過高，將總部移往歐洲其他國家造成的人才流失問題，這些都是瑞典正在面臨並著手解決的難題。
台灣不可能直接拷貝瑞典的成功模式，也不應該對其舉措照單全收。尤其是許多在瑞典可以被執行的政策，背後有數百年的文化、與公共論辨後的共識作為支持，搬來台灣恐怕也只會「水土不服」。但是看著瑞典的案例，的確有幾個我們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
1. 在「政治光譜」上，我們要站在那裡？
也許是台灣的歷史使然，「資本主義」這個單詞，一再地重複出現在我們的教科書之中，神聖不可侵犯。但沒有人告訴我們的是，它帶來甚麼好處？甚麼壞處？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即使選擇資本主義，它也不是一個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模式。
我們可以走像是美國、新加坡一樣，讓市場在法制下自由競爭、贏者全拿，作為最終的裁決者，這樣可能「拼經濟」最有效率，卻也可能造成最大的貧富差距；我們也可以走像瑞典、法國一樣相對重視「重分配」，致力打造出社會福利之國，但也要承擔競爭力下跌或企業出走的風險。
台灣的兩黨政治，是以對於主權的不同意識形態分隔，但對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卻沒有顯著區分。在長久以來缺乏「經濟左派（支持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政黨的情況之下，我們對於何謂左派思想缺乏認識，許多人認為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信仰；但如果我們看看台灣在世界排名領先的健保制度，以及大大領先美國、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差距越大排名越前，新加坡第 35 名；美國第 39 名；台灣第 111 名），又無法不承認台灣人民對於財富重分配的重視。
培養人民對於政治光譜的理解，對於「經濟左派（支持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經濟右派（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認知，並且刺激討論，甚至最後形成共識，會是幫助執政黨在擬定經濟策略時的重要基礎。
2. 我們如何重建對於政府的信任？
2018 年，台灣在世界貪腐指數調查中排名第 31 名（排名越前表示政府越清廉，瑞典、新加坡並列第 3 名；美國第 22名 ），看起來還行？但如果我們往回拉到 1998 年，排名是第 29 名—— 20 年間，排名上上下下略有變動，表示台灣的貪腐問題，可以說在 20 年間毫無長進！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政府如何杜絕並嚴懲貪腐案件？我們如何從小教育杜絕貪腐的價值觀？是重建人民對政府信任的第一步。
另外，在對於不同族群溝通渠道日漸分散的現代，如何在不同渠道上做好政策溝通（如：報紙、廣播、Facebook、Instagram、政府官網、工作會、實體站點…等），增加與人民溝通頻率並確保資訊正確性，也是一大關鍵。
瑞典在對於人民或是觀光客的溝通一向做的既創新又到位，比方像是瑞典馬爾摩市立的「真人圖書館」，讓讀者可以借出一個真人，用 30 分鐘的時間與你談談偏見，包括無業遊民、政治難民、愛滋病帶原者、穆斯林等等；瑞典觀光局設立「瑞典專線」讓你可以「打電話給瑞典」，一個志願服務的瑞典居民會接起你的電話，以他的經驗回答你所有問題；瑞典的政府官網做得像是新創企業的產品介紹頁一樣，以英文清楚解答「產品資訊」，包括歷史、政策、文化等等五花八門關於瑞典的問題⋯⋯。我們的政府也應該發揮創意，更全面、更開放地與人民溝通，逐步重建失去的信任。
執行編輯：陳慈晏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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