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作品，今年在坎城影展官方競賽單元獲得金棕櫚獎榮耀的《小偷家族》，深刻描繪社會低層的悲歌──這群以「偷」為羈絆的家人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員，他們缺乏關心、不受世人關注，對外人來說，偷竊這樣的行為也許可恥，可我們卻從來沒想過，他們這一切身不由己的故事，有著多少外人未必知道的苦衷。
談到日本（Japan），也許對大多數的民眾來說，它總是傳遞一種現代且進步的象徵，但隱藏在那光鮮亮麗外觀下的，卻是許多窮忙掙扎的無奈──大多數上班族正被生活壓力壓得喘不過氣，面對無止盡的勞務，他們放棄了休閒生活、犧牲健康，甚至連成家的慾望，也成了當前最難以想像的幸福。
不生孩子的人是自私的？
日前，日本自民黨秘書長二階俊博強調，鑒於日本嚴重少子化的危機，「選擇不生孩子的人是自私的。」此話引起了許多日本民眾的議論。事實上，這樣的問題除了反饋嚴重的老化危機，貧窮問題也成了待解煩憂。
事實上，雖然日本是亞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當年創造的經濟奇蹟讓日本歷經了20年的衰敗仍然能保持完美的體系，安倍晉三更努力致力於經濟復甦。然而實際上，日本的貧困、窮忙問題，卻真實地與日俱增。
日本勞動人口的五大階層
《japantimes》報導，社會學家橋本健二將日本的勞動人口分為五類。最高級的為業主階級或老闆，他們的人數約為250萬人，占總工作人口的4.1％，平均年收入為600萬日圓（約台幣160萬）。
第二層為新中產階級人員，人數約為1285萬，占所有工作人口的20.6％，其中包括行政、工程和高等教育工作人員，平均年收入接近500萬日圓（約台幣135萬）。
第三階層為正式的員工，也是最一般的上班族，共有約2200萬人，占工作人口的35％；第四層之傳統中產階級由中小企業組成，共有約800萬人。
而最底層的員工，是沒有正式聘書的約聘人員，數量高達約930萬人，占總工作人口15％。正常來說，正式全職員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工會聯合會等組織的保護，但非正規之約聘員工幾乎沒有什麼保證，進而爭取加薪或獲得福利。
他強調，幾乎所有兼職員工都屬於下層階級，「幾十年來他們的規模已經擴大，並成為一個固定的階層，而且在這個充滿詬病的制度上，他們很難有翻身的機會。」
橋本健二說，最大的問題是，「一旦一個人被雇用為約聘員工，即使他們換工作，也很難擺脫約聘的身分，因此即使經濟好轉，下層階級人民的生活也不會有任何改善。」
企業為節省成本 終身職制度已恍如隔世
日本獨特的招聘問題，讓許許多多一開始以約聘性質求職的員工，再也很難覓得正職的機會；同時，許多公司已嚴重的在削減中層管理職的職位。
根據統計，2005年時，40歲的正職員工中有26％擔任部門主管人物，但10年後的2015年，擔任主管人的比例僅剩20％。專家強調，「但真正讓窮忙人愈來愈多的主因，還是很大一部分人在大學畢業後被迫從事約聘工作。」
主因在於企業不想擔太多責任、也能減少公司整體的人事成本開銷。
真正的況狀是，日本已經不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繁華富有的社會，歷經了「失落的20年」，一家企業願意聘請一個員工一輩子的狀況早已恍如隔世，取而代之的是泡沫經濟後，以派遣公司為主體新興產業崛起，這種非典型的員工也許薪水並不算低，但經年累月未獲保障的結果，已經面臨崩潰的臨界點。
一名45歲的男子受訪時表示，他在大學時主修工程學，但畢業後卻找不到全職工作，於是他只好從事一項非正規的臨時工，這也讓他隨著年紀的增大，愈來愈難轉行，未來前景也更加堪慮。
日本正出現獨特的「7040」現象
10幾年過去，正職的員工已經成家立業，有完善的制度和保障；但還有一群人，卻只能勉強餬口，扣掉各種生活的開銷、房租、水電，有時連看電影跟朋友吃飯都得忍痛拒絕，最後朋友不約了、社交生活沒有了，他們只對人生感到絕望。
這一群體的困境，引發了所謂「7040」的問題：40歲的孩子還和70歲的父母住在一起。
專家強調，在日本的社會中，許多年輕人目前還在依靠父母的養老金生活，而這樣的狀況以女性最為明顯。根據統計，在40歲至50歲還與父母同住的單身女性中，有66.8％同時在依賴父母的儲蓄和收入，只有26.6％依靠自己賺錢的生活。
然而，在政府編制相關的數據中，這些人卻不會被算為貧窮人口，因為收入的統計是由家庭而非個人計算的，橋本健二說，「40歲還被撫養與10歲被撫養的定義來說是一樣的。」
可悲的是，一旦父母過世，這些人會被迫面臨嚴重的生活問題，屆時引發的龐大社福體系的動盪，恐怕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夠解決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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