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1964年1月1日報導
＜指證者＞
在王接連續三次未出庭，甚至連調查庭發出拘票仍不現身後，警方才驚覺，他們從未真正掌握這位關鍵證人的行蹤。
儘管他們之前傳訊她到案談話時，便知悉她是約案發前三週才到黃玉春隔壁的趙家工作，與鄰舍皆不熟，且並非經由傭工介紹所到趙家任職，而是由一位老太太牽線。但他們卻未發現，她在趙家燒燬遷離後，雖總是每傳必到，但其實一直是處於行蹤神祕的狀態：
警方都是透過她妹妹聯絡她，但連其妹也不知其案發後之住處，皆得依賴她主動聯繫其妹，其妹才得以告知警方傳訊之事。更糟的是，之後連她在製藥工廠擔任燒飯女傭的妹妹，也辭職不知去向了。
在關鍵證人屢傳不到的情況下，是否繼續羈押張韻淑成了大難題，而警方也十分焦急，深怕被社會大眾誤會，是他們對破案證據感到心虛，才將王接藏了起來。
而王接究竟為何避不見面？背後是否有何不可告人之隱情？
警方趕緊詢問介紹她到趙家工作的那名老太太，對方告知警員王接回雲林老家去了，然而警方與記者在其雲林老家未找到人，反倒因此得知她坎坷的身世：
原來她生於民國23年9月3日，原籍雲林縣四湖鄉，父親王皆因家境貧窮，在她才兩個月大時，便將她送至麥寮鄉蔡家做童養媳。
當時台灣農村仍有童養媳的習俗，因缺乏節育觀念子女眾多，再加上重男輕女，為了減輕經濟負擔，將女兒送到別家當童養媳。對養家而言，也可節省婚禮龐大的聘金開銷，並增加勞動力，讓童養媳協助家務，包括下廚、縫紉及下田工作等。
然而，王接的「未婚夫」蔡充閭並未成為她的丈夫，反倒在她六歲時結了婚，對象另有其人。王接未受教育，在蔡充閭結婚時因仍年幼，並無太大反應。但懂事後漸漸覺得與蔡家有隔閡，21歲時便將姓名從「蔡王接」改為「王接」，後來更離家北上工作，並悻悻然宣告自己將終身不嫁。即使她已年近30，去年有人熱心給她作媒，也遭到回絕。
蔡充閭說，王接在農曆7月中（國曆9月初）曾回雲林住了約一個月，並在農曆8月中（國曆10月初）回去台北，接著便無消無息。然而當記者告知他王接失蹤且可能遭遇不測時，他卻絲毫沒有緊張的樣子。
麥寮當地居民則繪聲繪影地說，王接曾抱怨警方傳訊她長達兩個禮拜，還要她在裡面倒茶掃地，她感到厭煩而躲回雲林。也有人說，曾在市場內聽到蔡充閭提到她，說她不願再作證，以免捲入糾紛。
尋尋覓覓兩個多月後，《徵信新聞報》的記者黃海終於聯繫上她，她已換了新雇主，也改名「阿珠」。
王接的新雇主趙氏夫婦得知「阿珠」便是報紙上那個失蹤的王接時，先是不可置信，接著答應讓她出來與記者見面。她步出廚房時，身穿暗色格子襯衫與深綠色窄裙，手上仍沾有溼答答的油水，並不時用手整理蓬鬆短髮。
當被問到是否知道法院在找她，她說「我不知道」，當被問到是否知道報紙登了許多她失蹤的消息，她笑著回答：「我又不識字，怎麼會知道呢？」並略顯害羞地說：「我是沒有唸過書的。」
「妳在這裡工作，你家裡的人知道嗎？」記者問。
「他們不知道。」
「妳在外面做事，家裡的人都不知道妳在什麼地方嗎？」
她嬌嗔地回：「我又不是小孩子！」
「假使這次法院再傳妳去作證，妳願意去嗎？」
她猶豫了一會兒：「我覺得對我的工作不方便。過去是警察局，一連去了許多次，每次都是很長的時間，影響我的工作。」
「到法院去作證，是每個國民的義務，依法規定，還可以供給妳車旅費；比如妳在家裡要坐火車出來，可以向法院領車費的。」
「那不是領車費的事，我……」她欲言又止。
「是不是有人要妳不必作證？」
她接連搖頭，沒有正面回答。
「妳對當時火警現場看到的情形，還能記憶嗎？」
「當然還記得。」她又重新描述一次目擊黃衣女郎的情況。
「妳既然對當時的情形很清楚，法院請妳作證，為什麼不去呢？」
「我不希望看到那個女子。」她面色沉重：「開庭是不是與那個女子在一起的？」
「不一定的，由法官看情形。」
「但是要我看到那個女子，非常不好。」她蹙起眉頭。
兩週後，當她重回案發現場作證時，簡直與先前判若兩人：
蹙眉的神情轉為藏不住的笑意，暗色襯衫窄裙換成橘黃色毛衣及黑色齊膝短裙，蹬著三寸黑色高跟鞋的她，不時舉起手來，與擁擠群眾中的朋友打招呼。
她終於走出廚房，擺脫記者報導中的「下女」稱號，成為萬頭鑽動巷弄中，那耀眼的一顆星。
當背後的記者呼喚她，想拍其正面照時，她先笑問：「叫什麼，是不是要請客？」，對方回道：「好的，我請客！」後，她嬌羞回頭，被捕捉進鏡頭中，與另一頭已變得微胖且憔悴，穿著暗紅碎花小襖及黑褲黑鞋的張韻淑成為強大對比。
儘管已是冬季，但圍觀群眾將現場擠得熱呼呼，巷內滿滿的人，垃圾桶上有人，樹上有人，就連磚牆上也全是人！
由於人潮如海浪般，好不容易推開了又湧上來，混亂的場面持續二十分鐘後，警察們總算想出對策。他們將樹上牆上的圍觀群眾勸下來，拿了幾根草繩圍出個臨時法庭，在黃玉春家斜對面的31號門前，擺了一個方桌及兩張凳子。
王接告知呂一鳴推事，當時見到那可疑女子出現在電線桿旁，並往電話亭走去，呂推事以腳步測量，從王接當時所站的22號門口到電線桿，是11步的距離。
接著穿黃色青年裝、頂著光頭的三輪車伕陳復生，也帶著呂推事走向他當時停車之處，並一路挺著胸膛滔滔不絕。呂推事再算出，從黃玉春家到陳的車子是91步。
然而奇怪的是，兩週前仍說自己對目擊情形記憶清晰的王接，改口稱時間久了（當時約為案發後半年）記不起來；且原本說看到一個女人從黃宅出來，也改口為：聽到24號的大門響了一聲，轉頭看到一個女人，但不敢確定那女人是從24號出來的。
而當庭上拿出數件不同顏色的洋裝讓她指認時，她凝視良久說全都不像，遭庭上反問「為何在刑警大隊說是這種顏色？」時，則回道「我是說比這種顏色再淡一點。」至於陳復生仍一口咬定，當時所見的便是這種米黃色衣服。
關鍵證人王接說詞的改變，是否會影響本案的風向呢？
張韻淑將於民國52年的最後一天，迎來影響她一生的重大判決。
《中國時報》1964年1月1日報導
那日天氣晴朗暖和，張韻淑身穿短襖長褲，頭髮梳理整齊，脣上有淡淡的玫瑰紅脣膏。她帶著準備與親人重逢的喜悅神情，走進了候審室。
法警遞給她一包象徵吉利的「雙喜菸」，她邊抽邊說：「我的母親、弟弟、妹妹都來了，他們準備接我出去」，法警也附和道：「是的，今天要向妳恭喜了。」
走進法庭時，她表情鎮定，眼神安詳，彷彿對自己的命運充滿信心。
近百位旁聽者見她進場，有的好奇望著她，有的為她輕聲嘆息，還有人竊竊私語：「這個小女子就是杭州南路那件案子的凶手嗎？」
開庭後，她被帶到法庭案桌前方，全場起立肅靜，呂推事捧著判決書，以低沉嗓音唸出：
「張韻淑連續殺人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又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又竊盜處有期徒刑一年，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法庭頓時鴉雀無聲，宛如陷入真空，幾秒後，寧靜空氣中出現了張韻淑嘶啞的哭喊：
「我冤枉，我沒有罪，我是冤枉的呀！」
張韻淑的哭喊聲好似沒有盡頭地不斷纏繞著，其母劉玉珍更是昏倒在地，被送往台大醫院急救。
自此開始，張韻淑的律師金品琅與控方，針對先前的疑點展開進一步攻防：
金律師首先質疑，地院的判決缺乏直接證據，所根據的旁證又充滿矛盾，實在無法令人心服。
關於張韻淑的不在場證明，他指出三名法醫的鑑定報告皆稱：死者係在飯後一小時之內死亡。而黃玉春夫婦供證死者吃飯時間在下午2點前，所以死者遇害時間應為下午3點前，而非之前認定的4點。
《聯合報》1964年2月4日報導
而張韻淑是在下午3點40分才離家，顯然並非凶手。
楊日松等法醫則作證說，根據解剖結果死亡時間約為飯後一小時左右，但如死者有胃病或情緒緊張，則可能延長至兩小時。
但鄭春娥的父親鄭述鶴說女兒身體很好，將此可能排除。
法醫宮可仁則稱，根據解剖結果，食物入胃已達一小時左右雖無疑問，但無人能證明死者在午後3點至4點間未再吃進相同食物。
金律師反駁道，二名死者下午2點前進食後，又在3、4點鐘再次進食，不合常理。且依據檢驗結果，其胃部殘存未消化之米飯豆菜等食物，並未發現有兩種不同之消化情形，因此兩人應只有進食一次。
法醫宮可仁再反駁，認為死者胃內有不同的消化程度之食物存在，不排除有兩次進食的情況。
至於張韻淑在案發後存進銀行的五千元，是否即為黃玉春家遺失的五千元現鈔？
金律師指出，黃玉春根本沒有遺失五千元，他在去年4月提回存款一萬元後，便於5月用這一萬元購買了一千張軍人儲蓄券，所以根本沒有所謂的餘款五千元。
黃玉春則反駁，說自己被偷的五千元，的確是從合會儲蓄公司萬華分公司提回，該款是以其長子黃其立名義所存入。
關於張韻淑的犯案動機，亦即為了取回寄存於黃家之六兩金子不成憤而行凶，金律師指出：黃玉春之妻曾在筆錄時說金子是被告寄存的，隨時可取回。既然如此，張韻淑直接向黃家索取即可，何必像小偷一樣地搜找？而且以她與黃家的關係，也可以想辦法把鄭春娥支開，何需滅口殺人？
張韻淑與黃玉春二人甚至為了六兩金子之事，在法庭上爭吵起來。
張韻淑說：「我丈夫因案入獄時，朋友送給我六兩黃金以及金鍊一條，做生活費用，當時是在黃玉春家裡，我就將六兩黃金交給黃玉春夫婦保管。至於那條金鍊因鍊鎖上刻有他們結婚的日期，是一件結婚的紀念品，所以我不忍心收下，又退還給他們。」
黃玉春反駁：「那六兩黃金是我內弟蘇昌良寄存，並不是張韻淑的。」
張韻淑指責黃玉春說謊且沒良心後，黃玉春喊道：「你殺了我兒子，放火燒了我的房子，還說我沒良心。」
「我是冤枉！」
「有那麼多人看到，有那麼多的證據，你是冤枉的？」
語畢，黃玉春向法官表示不願與張韻淑站在一塊兒，法官命他先退下。
張韻淑繼續說：「當時我把黃金寄存黃玉春處時候，我丈夫已經被關起來，他們否認是我寄存，是恐怕因此牽出貪汙案。」並暗示她丈夫是替人頂罪。
除了張韻淑的犯案動機缺乏說服力外，控方也因引用兩名目擊證人之證詞而遭到質疑：
金律師指出，王接作證時曾稱「她（張韻淑）的兩肩較寬，不像那女人」，後來指認衣物時，也說她的三件衣服顏色都不對。由此可見，當日的黃衣女郎並不是張韻淑，但控方卻引用此證詞認定她是凶手。
而陳復生在重回現場時，說自己的車子當時放在巷子正中央，但如此做會妨礙汽車通行，且當時約為下午5點交通繁忙，此種行為實在不合情理。
陳復生反駁道，當時車子下方有塊不平的地，他怕汽車駛過會將髒水濺到身上。
金律師指出，當日為晴天並未下雨，地上何來髒水？且本案發生在炎熱的夏季，下午5點太陽仍然很大，陳不將車停在巷道邊陰涼處，反倒放在巷道中央任其被豔陽曝晒，實在怪異。金律師繼續說，黃玉春家離陳復生的車有91步之遙，20、22與24號的大門都是相同款式，24號門口又有電線桿阻擋視線，從陳停車的地方應無法見到張韻淑從黃家走出，所以不該採信陳之證詞。
陳復生仍堅稱：「當日是陰天，沒有生意，所以被告走出該宅時我即極為注意。」
金律師再反駁，根據氣象紀錄，當天為晴天而非陰天。
在雙方你來我往中，部分疑點越辯越明，然而仍有部分未能釐清。
但誰也沒有料到，此時案情又出現了一枚超級震撼彈。
《中國時報》1964年3月15日報導
「黃衣女郎」真的存在嗎？
這個在案件初期曾讓警方懷疑的問題，在對王接使用測謊器後遭到排除。
然而，隨著案件的不斷升溫，這個關鍵問題的答案，竟被多名人士推翻！
王接一再宣稱，火災前她站在22號門口，巷內並無他人，但警方找到了數名當時經過巷內之證人：
住在19號的劉太太張玉卿說，當天下午4點半後她曾外出買醬油，並未在22號門前見到王接。約10分鐘後她走回家，除了沒看到王接，也沒見到有女人從24號出來。
同巷的女傭王菜及陳鴛鴦則作證道，案發當日下午太陽很大，4點30分左右，陳鴛鴦從菜市場買菜回來時，曾經過王菜雇主家，兩人並站在23號門口談天，並未聞到燒焦味。直到4點50分，兩人分開各自回家後，王菜聽見21號的老太太喊失火，她才又出來。但她並沒見到24號有人出入，且只看到一個男人在踢24號的門，等門被踢開時火已燒至大門，他根本無法進入。
除了王接外，之前屢遭質疑的陳復生證詞也被推翻，三輪車伕王明東與安為禎作證，陳復生在案發前後根本不在該巷內。當時的排班三輪車皆有固定的停車候客處，每個路口為一組，由組長統籌車輛調派。與陳復生同組的王明東說，當天按照排班順序，依次是陳復生、他、趙清雨和安為禎當班。案發當天下午4點，他到143巷電話亭前去接陳復生的班，接著陳復生便離去。
安為禎則說，他在約4點30分去接替趙清雨，當時並未見到陳復生，不久後便發生火災，他在圍觀火災時，仍未看到陳復生。
儘管王接堅持其所言屬實，但「黃衣女郎」是否存在已成了一個巨大問號， 案情也陷入更大的膠著。
此時，一道身穿藍色厚布夾克與灰褲的神祕背影，在暗夜中，緩緩朝警局方向走去……
《中國時報》1964年4月2日報導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