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所謂的"與中國脫鉤"已經成為"冷戰2.0"的"戰鬥號角"，前德國外長加布裡爾在給旗下擁有多家德國知名報刊的DvH-Medien報業集團的專欄《全球挑戰》（Global Challenges）撰寫的客座評論中這樣寫道。這樣的一場經濟上和地緣政治上的叛逃，對於歐洲來說可能會成為一記寫入歷史的烏龍球，他自己也清楚地認識到了：他一邊提問"如果不和中國合作，像氣候保護、防止核擴散以及未來的疫病大作戰這樣的全人類任務，要怎麼來完成？"同時也明確指出，如果和中國結束長達數十年的合作。受到損害的也會是德國，因為"德國是全球化的大贏家"。
然而，要如何面對一個越來越自信的中國呢？加布裡爾建議，西方的民主國家應該和亞洲的民主政體進行更緊密合作，這樣才能"在世貿組織改革、明確要求市場平等對待和共同向非洲提出合作建議等行動的輔助之下"，對中國構成制衡競爭。這是一個好主意。
截然不同的個人與集體觀念
問題在於，在連歐洲各國都不能對中國采取統一路線的情況下，他這個主意到底有多現實呢？是否要爭取俄羅斯和土耳其加入的事情就更不用提了。和亞洲國家一起建立這樣一個抗衡中國的聯盟自然也不會更容易。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可能還願意入伙，但是日本、韓國和印尼就難了，連印度都不好說。
其中的原因顯而易見：這些國家雖然都是民主政體，但是他們和歐洲之間的文化差異，最終還是大於同為民主國家的共同感。最重要的差異在於：這些國家對於個人和集體的關系有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理解。在亞洲文化之下，個人更願意為了成全集體利益而暫時把自己的利益擱置一邊，而後則能夠從集體的成功中獲得個人的收益。因此，亞洲的民主體系有著與西方不同的特性。這一點在對待新冠疫情的方式上已經得到了充分體現。
殖民歷史的烙印
此外，我們也不能忘記這些國家所走過的歷史：西方國家在殖民時代對他們的壓迫已經形成了深深的烙印。而且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和西方不同，這也是一個關鍵因素。
尤其重要的是，亞洲和西方社會的根本生活理念就是不一樣的。亞洲社會全部都屬於新興社會，雖然可能從發展崛起的速度和程度上有所區別。而西方社會則是早已經發展定型的社會，主要聚焦的是如何固守既得利益。這一點在兩者面對新技術的開放程度上可見一斑。亞洲和西方，尤其是歐洲之間，在這方面有著巨大的差別。
亞洲人的沖勁兒
亞洲社會的樂觀向上態度，從一些數字就可以看出：2019年，亞洲各國和中國加在一起，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佔據了世界經濟增長的63%。而美國和歐洲加在一起才佔到15%。只有4%的增長是來自歐洲。而在1980年，歐洲佔有的比例還是30%。這樣的經歷自然也會給人們的心態造成巨大的影響。如今，亞洲各國之間在生產、進出口、投資和消費方面的互相交流已經超出了與歐美之間的互動。亞洲還在中國的倡議之下成立了自己的跨境合作機構，比如亞投行。今年年內，亞洲各國還要和中國簽訂亞太自由貿易協定，如果進展順利的話印度也會加入。屆時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盡管香港目前的局勢發展令人擔憂，南中國海持續劍拔弩張，新疆再教育營的醜聞曝光，中印發生邊境沖突，但是這些顯然都無法改變上面的即成事實。恰恰相反：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還在不斷增長。10年來，中國一直都是東盟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而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東盟（ASEAN）在今年第一季度也首次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過去這個最大的貿易伙伴是歐盟。東盟各國的人口總數達6.22億，歐盟總人口是5.13億。在亞洲人口中，佔比例最高的宗教信仰群體是穆斯林（24%），其次是佛教徒（18%）和基督徒（17%）。盡管如此，他們仍然可以很好地共處，包括和信奉孔儒之道的中國。
在新冠疫情之後，東盟國家面對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但是這個趨勢現在已經很明顯了：盡管存在政治分歧和宗教差異，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走得越來越近。即使是韓國和中國，在經歷了一些艱難的歲月之後，最近雙邊關系又得到了明顯的改善。這裡面的例外可能就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兩個明確站在北京對立面的國家了。而日本的情況就復雜的多了，執政的自民黨對於如何應對港版國安法的議題在內部爭吵不休。一部分自民黨成員認為，應該取消習近平一項此前已經列入計劃但尚未確定日期的訪日行程；而其他成員，包括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Toshihiro Nikai）認為這樣有些過激，一項這樣的反華決議可能會"讓我們前輩努力取得的成績毀於一旦"。
在上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會議上，在涉及是否要對北京新出台的港版國安法加以譴責的表決中，出人意料的投票結果也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一共有53個國家對這部國安法表示支持，只有27個國家提出批評，其中包括大多數歐洲國家。而在亞太地區，只有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這三個國家站出來譴責北京的做法。
亞洲的新模範 對於亞洲各國來說，西方國家早已經不再是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唯一標桿，而新加坡、中國和韓國也成為了成功的典範。
比如在法治國家、新聞自由、職業培訓和環境保護領域，歐洲的民主國家的確是堪稱榜樣。但是歐洲國家在政治上也被視為毫無計劃的拖延者和優柔寡斷的踟躕者。歐洲，尤其是美國對於新冠疫情的處理方式，也無法增強新興亞洲國家對於西方的信任感。也許真如一些人所說的那樣，19世紀是歐洲人書寫的歷史，20世紀是屬於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則將被亞洲打上深深的烙印。
當然，歐洲還是可以嘗試加布裡爾所提出的建議：歐盟應該去爭取和亞洲民主國家建立團結。然而要想做到這一點，歐洲必須首先做出表率，布魯塞爾也須同時進行冷靜的分析，亞洲人看世界的視角和歐洲人有什麼不同。否則，很有可能會出現歐洲民主的代表和亞洲民主的代表坐在一起，卻話不投機的局面。
德國之聲專欄作者澤林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