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709大抓捕"事件到今天已經整整五年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律師和維權人士被抓捕，或者是被吊銷律師執照。您認為這是否顯示中國政府加強了對於維權律師的打壓力度？
孔傑榮：我不認為從2015年至今，對"709律師"的打壓範圍和強度有所增加，但是我想它原先和其它的"打壓行動"一樣，最初設定的是有時限的一場運動，而如今已經成為一個長久持續下去的進程。這是因為當局並未達到預定的打壓目標，盡管它已經給維權律師、他們的委托人以及他們的家屬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習近平的政權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都面臨著日益緊張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這樣的形勢促使中共將任何對其政治路線表達異議或者哪怕只是提出質疑的聲音，都予以打壓。
德國之聲：對於在"709大抓捕"行動中成為目標的律師們，比如江天勇和王全璋，他們雖然已經刑滿"釋放"，但是江天勇目前在河南父母家居住，仍然被安全人員全天候監視；而王全璋在妻子突患闌尾炎之後，則被允許到北京和家人團聚。您如何評價這些完成了服刑，原本應該完全恢復自由的律師們，目前仍然受到持續監視或者人身自由受限的狀況？
孔傑榮："709律師"的遭遇顯示了中共政權已經在我稱之為"不自由的釋放"（non-release release）的操作手法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種做法會給公眾造成一種印象，這些被定罪的維權律師得到了寬大處理，在刑事審理程序和長期服刑結束之後，已經被釋放。但是事實上，釋放的條件是他們的自由要繼續受到嚴格限制。所以這種"釋放"通常都是指出獄之後就要讓他們保持沉默，采取的手段包括持續的監視、騷擾，還有不斷威脅他們如果試圖伸張自己所謂被釋放之後的自由權利的話，就會被重新送進監獄。人們都不知道，當年備受矚目的高智晟律師現在怎麼樣了--他在"709事件"之前就已經被"釋放"，但是這些年再也沒有露過面。
德國之聲：隨著針對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的打壓日益加劇，似乎對於律師來說，挑戰政府威權、揭露中國社會弱勢群體所受不公待遇的空間越來越狹窄。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中國律師還有什麼途徑可以捍衛自己的價值和觀點呢？
孔傑榮：最近王全璋的"釋放"是個非典型性案例，因為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不確定之後，他還是被允許有限度地和其他的維權律師朋友見面，也接受了一些外國記者的采訪。他在爭取對於自己之前受到的不公正定罪進行復核和推翻，譴責當局以長時間隔絕的酷刑來迫使他認罪。但是最近沒有聽到有關他的消息，所以也很難說他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效。
As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zhongwen=trad&maca=chi-VAS-Line_Lang-30661-xml-linetoday#709crackdown approaches, the ongoing 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lawyers and legal scholars in China has made me think of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of 1957-58.
The latest on my blog:https://t.co/0P9iXkfj7R— Jerome Cohen 孔傑榮(柯恩) (@jeromeacohen) July 8, 2020
中國的律師如今從事捍衛人權事業的空間是極為狹小的。他們在這種抗爭行動中總是受到種種掣肘，而且時刻處在"達摩克裡斯之劍"的威懾之下。但是他們必須嘗試著繼續為委托人提供辯護，同時又盡量不越過那條荒謬的紅線，否則就會使自己陷入艱難境地，被送上法庭，被定罪。現在他們很少能向國內外的媒體求助，但是我們只希望能夠把他們的故事以非正式的渠道介紹給感興趣的外國律師、觀察人士和其他組織機構，從而讓全世界都了解到他們的困境。
自從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很多法學界人士都擔心，北京也許會把他們在中國內地慣用的手段用在香港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的身上。
德國之聲：您認為在國安法生效後，我們今天談到的這類案例發生在香港的幾率有多高？我們會不會看到當局對大陸維權律師采取的策略在香港重現？
孔傑榮：從現在開始，香港律師必須要生活在對於類似打壓方式的恐懼中。很多律師已經在調整戰略和對策，從而避免落入這張將會不斷收緊的政治之網。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道，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