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傅洛達（Andreas Fulda)博士，您為什麼認為，德國一貫以來的"以貿易促轉變"的對華政策已經以失敗告終了呢？
傅洛達：1995年，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訪華期間拜訪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成為最早訪問中國軍隊的西方首腦之一。此舉無疑是向中共領導層發出了一個不容置疑的信號，那就是1989年反腐敗促民主運動所遭到的鎮壓，對聯邦德國政府來說，已經成為歷史。從此以後，德國對華政策幾乎都以經濟利益為主導。
1998年，施羅德當選總理後，延續了科爾片面的對華貿易政策。2005年，施羅德甚至公開主張歐盟應結束對華武器禁運政策，直到美國進行干預之後，這場不光彩的討論才被畫上句號。
而2005年之後，默克爾總理又基本延續了前任科爾和施羅德的對華政策。為了公允起見，有必要提及默克爾每次訪華期間，都會會晤中國公民社會的代表。但是，這種舉措的象征意義遠比實際意義要大，因為它並沒有導致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獲得德方更多的財政、技術以及人員支持。
同其前任科爾和施羅德一樣，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訪華議題也幾乎全部圍繞德國的經濟利益。"以貿易促改變"的口號演變成了政治策略，用來平息和緩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狀況的批評。如果有人繼續追問人權話題，德國政府就會以官方的德中人權對話做出回應。而事實上，這種對話既無成果可言，對話本身也徒有虛名，根本稱不上是對話。
之所以說，德國"以貿促變"的對華政策已經失敗，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現代化進程並沒有帶來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中國的例子已經否定了傳統現代化理論的這一基本觀點。恰恰相反，中國的一黨專政體制卻擁有了更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更具威脅性的軍事力量。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已成為一種威脅。150多萬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被強制送進拘押營或勞改營，香港民眾的政治和公民權利遭到剝奪，台灣民眾不得不切實擔憂中國人民解放軍武力進犯的危險。而對於這些核心挑戰，德國總理默克爾卻沒有做出回應。
有鑑於此，德國民眾必須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德國政府以其不加區分的外貿政策去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日趨專制的政治體制的做法是正確的嗎？
德國之聲：那您認為，德國聯邦政府應制定怎樣的對華政策才是正確的呢？
傅洛達：德國聯邦政府被一個政治經濟圈所圍繞，在這個圈子內，經濟界代表對政治運作擁有過大的影響力。大量咨詢公司參與德國立法過程，早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而且，我們有理由認為，來自汽車、化工以及信息技術產業的院外游說團體對德國對華政策的戰略走向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
有鑑於此，現在已經時不可待，聯邦議院和聯邦政府必須盡快建立游說團體登記制度，讓所有的游說團體都記錄在案。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一黨專制政權無法通過德國私營經濟的游說團體對聯邦政府的對華政策產生影響。德國電信在華為和5G網絡問題上所采取的令人疑竇叢生的策略，恰恰說明，增加政界和經濟界的透明度以及建立通報制度非常有必要。
德國之聲：您在請願書中提到，德國在歐盟整體對華政策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您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傅洛達：無論是難民危機、歐盟疫情救助一攬子計劃，還是歐盟的對華政策，德國都是關鍵。而每個成員國是否具有堅決果斷的領導層，決定著歐盟對外及安全政策的發展走向。
2020年7月1日，德國將出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責任重大，該國不僅要改變其錯誤的對華政策，還要推進歐盟制定統一的、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對華政策。我們需要一場根本性的改變。
安德裡亞斯·傅洛達博士（Dr. Andreas Fulda)：德國政治學及中國問題專家，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在歐中關系及中國公民社會方面著述甚多，新作《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民主運動》前不久由英國勞特裡奇出版社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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