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在總理李克強推動下，中國官媒正在為"地攤經濟"正名，恢復其活力。
我用正名和恢復，而非用激活，是因為後者意味著"地攤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態存在於中國的現實，只是活力不行，但事實是，"地攤經濟"只是曾存在於中國，主要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初，在本世紀開始後尤其近十多年來，隨著各地開展城市文明創優爭先工程，要把城市打扮得光鮮亮麗，以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等為代表的"地攤經濟"在中國的大中城市基本絕跡，可能在夏天城市的一些街道還能見到。官方對"地攤經濟"的打壓和掃蕩，不僅僅是地方官員的面子問題，也是政績需要。
壓力所致
此番重啟"地攤經濟"，當然是當下經濟形勢的壓力所致，用李克強的話說，"前所未有"。今年四月，中國政府在之前"六穩"工作（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外，新提出"六保"任務，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六穩"、"六保"也出現在剛剛結束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這已成為中國今後一個時期的經濟工作重點。但無論"六穩"還是"六保"，就業都位居首要，說明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到，在新冠疫情和美中關系惡化的狀況下，經濟急劇萎縮給大眾就業和民生帶來的影響很可能造成社會動蕩從而沖擊中共統治。
中國經濟因新冠疫情在第一季度史無前例地下跌了六個百分點，第二季度也難以實現正增長，後兩季經濟可能會好轉，但這是在假定疫情不會出現第二波的情況下，再加上美中關系持續走壞，此乃中國政府首次在今年不設經濟增長指標的原因，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特別是外部市場無法控制。經濟困境使得中國政府預先張揚的兩大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脫貧--很可能無法完成。根據李克強在兩會記者會上透露的數據，中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尚不足一千元人民幣，雖然他之後解釋這六億人包括沒有工作的老人和小孩等，卻也讓外界一窺中國貧困的真實狀況比人們想象得更為嚴重。這兩個彰顯中共統治合法性的目標任務若不能如期完成，中國政府固然有解釋的理由，民眾可能也會理解，但多少有損中共的統治和習近平的權威。
讓中國政府憂慮的不只是這兩個目標任務，更有疫情對就業的沖擊及由此可能導致的對社會秩序的危害。李克強日前在對山東的考察中坦率承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一般服務業從業人員等低收入人群在這次疫情中受沖擊明顯，他們中很多是貧困戶、失業人員、低保和臨時救助對象等困難群眾，涉及幾億人。他在兩會記者會上舉了幾例，一個農民工在外打工30多年，今年還沒找到工作，全家陷入困境；一些個體工商戶，已經歇業幾個月；一些外貿企業現在沒有訂單。另外，今年還有874萬大學畢業生進入市場。
擔心流民生變
無疑中國政府害怕出現疫情造成大量失業的現象，在城鄉制造大批流民。歷史經驗表明，中國一些王朝直接亡於大災出現的流民生變。雖然中共現在比歷史上的多數王朝都顯得更為強大，而且有民族主義支撐，不可能出現歷史上一再出現的流民起義，然眼下畢竟是多事之秋，哪怕是小規模的社會動蕩，也可能釀成海嘯，就像美國此次騷亂一樣。所以中國政府警惕這種事情的發生。
當務之急是穩和保就業。只要人們有一份事可做，即使收入縮水，但總強過失業。要穩、保就業，就必須善待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和個體戶，因為它們是提供就業的主體。而恰恰也是它們，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傷害最大。
中國政府一方面將解決中小微企業的困難作為紆困重點，另一方面，鑑於外需的不確定性，必須讓人們自力更生、自謀出路，這就需要廢除過去束縛民眾自謀生路的許多政策、規章和做法，解除官員為了自身政績和利益而捆綁民眾的雙手。故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中央文明辦明確要求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的原因，正是這個文明城市測評考核窒息了大中城市曾經繁榮的"地攤經濟"，在考核的排名壓力下，城市政府以"地攤經濟"影響市容治安、阻塞交通及環境衛生問題為由，用自己的權力意志蠻橫地扼殺了它。
"地攤經濟"是人類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業活動之一，許多國際化大都市如紐約、倫敦、巴黎、羅馬，都有小攤販、集市、夜市、周末市場、跳蚤市場等各種不同的地攤個體經營形式，但中國的城市政府在向國際化城市看齊的過程中，單純追求城市管理的潔淨、整齊，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驅趕封殺小商小販等地攤經濟，由此也常常造成流動商販和城管的矛盾，甚至發生血案，引發群體事件。關於這方面的報道很多。
環境倒逼變革
中國政府這回看中的當然是"地攤經濟"能夠幫助政府緩解就業壓力，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定的經濟保障，成都放松對"地攤經濟"的控制，創造了10萬人的就業，已經作為典型被官媒宣傳。其實，"地攤經濟"還能極大增強社會創造力，豐富城市的文化結構，營造一種特殊的城市街頭文化。某種意義上，中國的改革也是由"地攤經濟"逼出來的。李克強在記者會上舉了一個"大碗茶"的例子，當時中國政府為解決幾千萬回城知青的就業，不得不默許他們在城市街道巷尾擺攤設點，突破了那時在理論和政策上還屬禁區的個私經濟。改革的大背景無疑是解決普遍的貧困問題，但幾千萬知青返城後的生計及其騷動對城市社會秩序的現實威脅，則是更直接的觸發因素。
此事說明環境倒逼變革。現在又到了這個關口，重啟"地攤經濟"就是內外環境的倒逼結果。事實上，這種倒逼，不光體現在"地攤經濟"上，也體現在對市場經濟的再強調和更大力度的開放上。
習平上台後，盡管有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雄心勃勃的經濟改革規劃，但由於政治上的保守倒退以及強化經濟統制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改革確實一度停滯，其後遺症至今還在輿論發酵。但我認為，習近平不是不要改革，或者主觀上要扼殺改革，否則無法解釋他為什麼要成立中央改革委這一機構並親自主掌。另外，在中共最高層，也存在以李克強和劉鶴為代表的市場改革派一直在牽制著習，雖然這個牽制的力量還很弱。習最近在兩會代表團的討論中，也稱不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假使他以前確實有這個想法，那麼現在表明他明白在中國走過改革40年後，任何力量，哪怕它看起來一時特別強大，都無法再使中國回歸計劃時代。
習的真正問題在於，他認為在強化黨領導一切的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可以推進經濟改革，兩者能夠做到並行不悖。但這一認知是有問題的，是對中國改革歷史的誤讀。
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否認，在他主政的這些年，中國出台的冠之改革名號的政策和舉措比胡錦濤時代多得多，這當然有外界主要是美國逼迫的因素。在去年為因應美中貿易戰而在一些領域實行更大力度和更高水平的開放的基礎上，最近中國政府又出台了海南自貿港建設方案，要把海南建成全球高水平的自貿港，中國政府稱此乃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根本要求。海南自貿港將在部分產品中實行零關稅，並且外籍人士可以在自貿港內的部分法定機構、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擔任法定代表人。在官方的宣傳中，自貿港被說成是習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改革開放重大舉措。
如果說海南自貿港的建設是要對抗美國實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以顯示中國高舉自由貿易的形象，那麼今年4月和5月中國政府出台的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和關於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兩份文件，則意味著當局非常清楚，假如不在經濟體制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尋求突破創新，釋放民間和企業的活力，中國就無法建成內需型經濟體和消費型社會，無法擺脫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從這一角度看，"地攤經濟"的重啟，也是其中一環。
然而，政治控制下的改革，前面說了，已為中國自身的改革歷史否決了，硬要把黨的全面控制和經濟改革捏在一起，邏輯上兩者不是互補和融合，而是出現排異反應，因此其結果要麼是改革壓倒了黨的政治控制，讓黨的全面領導邊緣化、面具化；要麼是政治控制扼殺了改革，使改革徒具形式。從目前的形勢看，中國的外部壓力還會進一步強化，全球去中國化的趨勢會進一步明顯，這對改革很可能是有利的，假以時日，會削弱黨對全局的控制，從而削弱習近平的權力。
"地攤經濟"的重啟以及市場改革的部署，表明中共也在被危機推動求變。只要外部壓力足夠大及由此造成的內部經濟足夠差，中共放松對中國社會內部的政治控制，乃至政治開放的可能性不排除。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