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鑾的家在南部一處工業區旁，長年空汙讓天色總像洗過的抹布一樣灰濛，四線道的大馬路上機車比汽車還多。高職畢業後阿鑾就在工業區做工。父親身體走下坡時，阿鑾剛過20歲，他迷上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來維持做工的體力，至今一用20多年。
法務部毒品犯罪相關統計裡數以萬計的人，有著同一張臉——勞動階級、社經地位不高，阿鑾也是其一。但數字無法反映藥癮族群的全貌，更多是透露了警察捉捕嫌疑人的內在邏輯，相對弱勢的人觸法後，越容易進入司法系統，在出監與入監的循環中一路滑坡下去。
在看守所見到律師時，阿鑾（化名）只提了兩件事：一是他被冤枉了，二是請律師聯絡他二姐，讓二姐來看看他。律師王正宏允諾幫他轉達，但打了幾個電話，總沒接通。幾次聯繫不上，王正宏思忖，像阿鑾這樣頻繁因吸毒入監的個案，多半和家人不睦，這次又扯上販毒，只怕二姐不會再原諒他，還是先弄清楚阿鑾的意圖再說。
又見面時，王正宏問阿鑾，想和二姐說些什麼，阿鑾說，阿爸中風，無法行走「我只是想叫二姐記得推阿爸出去曬太陽。」
王正宏後來才知道，阿鑾家有5個孩子，他是最小一個，母親早在國小時過世，父親則是做水泥工養大一家子。大姐和三姐國中後便離家、再後來便嫁人了；四哥則是涉及背信詐欺之類的刑案，跑路到中部，斷了聯絡。屋裏只剩二姐與阿鑾最親近，二姐出嫁後，就剩阿鑾和父親相伴。
長年的體力活讓阿鑾的爸爸年過50，身體已超限利用不堪負荷。做不了工，只能租塊農地種種菜，但總是突然腳軟跌坐，或半夜腳麻腳痛，喚著阿鑾來協助。沒多久阿爸突然中風，進了醫院才知，無故腳軟便是中風前兆，「但做工的人，能動就是活著，根本不會去醫院檢查，又哪裡知道。」王正宏說。從此，照顧老父與養家的責任，全在阿鑾肩頭。
阿鑾的家在南部一處工業區旁，距離省道不過10分鐘車程，放眼望去四周多是4、5層樓的老公寓，長年空汙讓天色總像洗過的抹布一樣灰濛，四線道的大馬路上機車比汽車還多。高職畢業後阿鑾就在工業區做工，和爸爸操持著差不多的行當。父親身體走下坡時，阿鑾剛過20歲，他迷上二級毒品安非他命，至今一用20多年。
作為強效興奮劑，安非他命讓阿鑾能在夜間照顧阿爸的睡眠不足，和日間高強度的體力活之間維持精神；但藥物依賴也讓他留下3次前科，包括2次勒戒，和一次因施用毒品入監服刑6個月。
八四四二的誘惑 讓工人陷藥癮
阿鑾和法務部毒品犯罪相關統計裡數以萬計的人有著同一張臉。根據數據資料，單就施用與持有毒品來看，去年整年涉及這2項犯罪的嫌疑人約4萬9千人，其中低階技術工佔了1萬6千人，占比超過30%；無業者則有1萬3千人，一般技術工4千300人。3種職業別的人數，合計超過68%。
龐大的毒品案件當事人，多是社經地位不高的勞動階級，曾在書中描述勞動階級用藥情境的工人作家林立青分析，這與體力勞動的敘薪方式息息相關，「工地薪水算法是『八、四、四、二』：前8小時算一天的工錢2千500，再來加班4小時又算2千500；做超過16小時後，每加班2小時，就給一天工錢。」靠勞力掙飯吃的工人，做越久越有賺頭，但維士比等提神飲料，已撐不住一天所需的勞力，工地裡口耳相傳著另一種特效藥，便是安非他命。
工人一天連續工作超過16小時，收入便可超過7千500，市售的興奮劑安非他每公克訂價約1千到3千不等，能分作兩次使用，用藥換取更長的工時，「工人會覺得這樣很划算。」林立青說，在工地裡「你一眼就看得出誰用藥。但也只能叫他們去看醫生，然後提醒他們自己注意一點，不然還能怎樣呢？」
解癮戒毒協會同樣也見過不少藥物成癮的勞工，協會辦公室主任康慧貞回憶，她曾有個用藥超過25年的個案，做的是焊接工，個案年幼時父親家暴，爸媽離異後和母親同住。母親好賭，晚上幫忙洗碗打工，他則是清晨出門工作。兩人在一個屋簷下生活，卻是各過各的。40出頭的年紀，每天早上起床先用一口安非他命再出門上工。人生沒有其他嗜好娛樂，毒品像是他長年的一場苦戀。
這幾年各界逐漸接受物質成癮者是病人而非壞人的觀念，全台各地陸續成立戒癮醫療資源，第一線戒癮門診也發現，藥癮患者中，大多數屬於社經地位較低的族群，「我還遇過一家三口，分別在桃園監獄、女監和少輔院服刑的。」任職桃園療養院的臨床心理師劉瑞禎苦笑，這一家三口，無業的父親長期不在家，一回家就用藥，「兒子為了親近父親，跟著一起吸毒。媽媽怨嘆父子沉迷毒品，覺得自己幹嘛這麼清醒、痛苦，最後開始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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