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治初次思考，是1979年美麗島事件，她高三，發覺報上的名字都是常來拜訪的人。「陳菊、呂秀蓮我都記憶深刻，陳菊聲音很大，每次來就大喊：『楊貴仙（楊逵本名楊貴，熟人稱為楊貴仙），我陳菊，我來了。』呂秀蓮那時正在做新女性主義，這對當年的我很新鮮。」可是這些人都被抓了，少女害怕。「我跟阿公說，你要注意，可能接下來就是你了，電話簿要處理一下，阿公講：『嘸啥好驚啦，我這麼老了，被抓也關不了幾年。』我當時就覺得這個人腦袋有點…這麼危險，你怎麼這樣反應？」
求學離開祖父 自責背叛他
少女喜歡現代小說，知道中文系不教這些，因此大學志願填外文系與歷史系，楊逵建議她就近讀東海大學，但她不想再跟老人同住，刻意不填，去了台北讀輔仁大學歷史系。「那是我第一次背叛阿公。」她語氣自責，像是犯了嚴重的錯誤。楊逵沒她照顧，因此搬離東海花園，在親友家住不慣，四處遷徙，身體狀況開始走下坡。
大三時，楊翠一度又照顧起楊逵，2人借住楊逵友人在鶯歌的居所，楊逵見孫女讀歷史系想法成熟，慎重關上落地窗、拉上窗簾，開始談過去。「那半年我記憶最深刻，是他唯一面對面跟我講台灣歷史，像二二八事件台中發生什麼事、嘉義死了多少人。」楊逵也講起過去政治受難經歷，期待孫女為他寫傳記。
「所以我後來寫阿公的傳記，就是因為有個promise，遺憾沒在阿公生前完成。當時我訪談了2次，但沒想到老人家這麼早就走。」為了考碩士班，她搬離楊逵身邊，不到2個月，楊逵過世。「我心裡一直在想，如果我沒搬離鶯歌，阿公不會…死。」她眼眶紅著，語氣低低的。可是妳被賦予照顧阿公的責任，對一個女孩來說，責任似乎太大了？「小時候確實有想過，怎麼那麼衰？因為所有孫子都沒有人這樣。」
楊逵過世後，她決定回台中讀東海大學碩士班，因同學的朋友的朋友轉交，取得了楊逵在綠島的筆記簿，裡頭都是寫給子女的書信。那時，她看父親一路從深夜讀到清晨，過去總是怨楊逵讓整個家族陷入貧窮、恐懼，讀完楊逵的勉勵信，流了淚，心中的怨才解開。
理解失親傷痛 萌生責任感
她說即便成長在政治受難者家庭，對傷痛的理解是緩慢的，畢竟父母不會主動聊，做子女的也不敢問，整個家族心中的愛恨也就難以說清。1992年，她為阮美姝撰寫口述歷史，阮美姝19歲時父親阮朝日在二二八事件失蹤，她後來在日本讀到《台灣苦悶的歷史》，才知父親因叛亂罪遭處死，開始調查二二八事件真相。有了幫其他受難者做口述歷史的經驗，楊翠才理解其中傷痛有多深沉。
她也發現母親的傷痛從沒被問過。外公董登源在中國鋁業公司上班，因高雄工作委員會叛亂案被捕，該案被認定為共產黨幕後組織。楊翠曾為母親做口述歷史。她問母親，外公是因為玩收音機，被認為與匪方通訊而被抓嗎？母親不懂，只回問：「玩收音機有錯嗎？」她遺憾自己太晚與母親聊，隔年母親陷入幻聽，童年的陰影又浮現，發病時常覺得有人要闖入，後來家人妥善陪伴才好轉。
為政治受難者做口述歷史的經驗，讓楊翠始終對歷史有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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