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的時候，因為兒子魏揚在第一線，楊翠因此浮上檯面，家族背景也成為關注的焦點，問她可有影響？她說的確有，過去一直低調，大學參加過文學社後，就沒參加過任何組織了，政黨當然也沒有。從年少開始，她總是處在邊緣，以身為知識份子的立場關心台灣社會。
太陽花對她來說，有變，也有不變。「不變的是我關懷的事情與理念，無論政黨輪替再輪替，我的論述都沒有改變，即便我進入促轉會也是。比較大的改變是我突然變成一個公眾人物，這事情讓我不能適應，以往用論述說話，但現在你有個身分，這個身分會被想像，我覺得困擾的，是我說的話跟以前一樣，但是常常因為身分而被誤解，或是過度期待。」
兒子魏揚是家族的第四代。「他很像楊逵。我後來釐清了家族四代，從楊逵到魏揚，第一代跟第四代就是行動者，他們必須要為自己的行動承擔風險，第二代是我父母那一代，是傷痛者，他們承擔傷痛。」
她曾疑惑過自己的位置。「那我是什麼呢？我一直在問我自己。我後來就把我自己定義為翻譯者，我要把他們的故事說出去讓社會大眾了解，包括我的研究、教學，乃至於轉型正義的工作。」也因此，光是去年她就跑了22場轉型正義的講座，只要有學校老師或學生邀請她就去，常常是無償的。
所以家族算是一脈相承嗎？這個問題她曾撰文反對，認為許多人認為魏揚會成為行動者是血的傳承，她認為這種想法是一種思想暴力，忽略的行動者的自我覺醒。
此刻我問起，她依然反駁。「我對於繼承或傳承的說法不以為然，每個人都是行動主體，他在不同的時空背景當中，剛好遇到起風的時刻，他就乘風飛行。」
「楊逵1906年出生，十幾二十歲的時候，剛好是台灣1920年代，有台灣第一波的文化運動、農民組合，恭逢其時，他就成為了一個行動者。他如果不是那個年代出生，他也遇不上。」
「魏揚1988年出生，2008年前後，他剛好進大學，剛好遇到事件，剛好有機會在學長的帶領下參與野草莓學運，這都是剛好遇到了起風的時期。」
她說太陽花學運也是如此，「兒子因為一個契機參予一件事情，對我來講也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別人的孩子也在做，剛好有個問題他們站出來，我覺得兒子沒有特別，跟其他人的兒子是一樣的。」
問她作為母親，看魏揚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她說天真、認真、執著，看準事情就非常認真去作，讀國小時曾跟體制有過不一致的磨合，例如學校老師若出五個功課，可是魏揚若想寫篇文章或看一本書，就可能不想寫功課。
她從小對待魏揚就像朋友一樣，母子相處多是聊天講故事。「他興趣很廣泛，文學也喜歡，哲學也喜歡，社會學也喜歡，性別也喜歡，藝術也喜歡，他還喜歡遊戲，所以他在清華大學人社系如魚得水，什麼都可以學。」
她記得魏揚大一時，家人一起吃飯，「他會常常跟我講，哲學老師上課說了什麼。有一次上社會學，聊的時候他因為開心就很大聲說，馬麻我跟你講呦，我們上一個老師的課，他講女性的身體呀，子宮呀，乳房呀，主體性呀，然後旁邊的人就一直看著我們這一桌，奇怪這些人怎麼會在這邊講這個。」
野草莓運動時，她建議魏揚去參加。「我說你們清華大學已經有場子在小吃部，你要不要去靜坐？我覺得知識份子就是要關懷，你不能說希望社會變好，等別人把社會變好，你才成為好的社會的一員，你當然是要參予，不能把責任推給別人，別人在參予的時候還要批評他，我會覺得就是有責任。」
今年四月行政院占領案從無罪改判為4個月，可有跟魏揚聊過坐牢這件事？楊翠說，打從2012年魏揚參與社會運動開始，母子二人都有心理準備了。「黑島青成立的時候他當總召，其實在前一年他們就已經有行動了，他寫私訊說：『馬麻，明天有個行動，我擔任總召，最壞的情況可能是會被抓去，先跟你講一聲。』」那時她回訊告訴魏揚：「『你只要想清楚你要做的事情是為什麼？你的理念是什麼？你為什麼要採取這個策略？然後你就承擔風險。』」
楊翠說，她曾跟魏揚提起楊逵的一篇散文〈恨霸如仇的母親〉，寫的是楊逵原本打算去考總督府醫學院，之後成為醫生改變家境，但後來讀了文學，深深覺得要用文字改變世界，因此想到日本學文學藝術，向母親說明，母親只問他學成歸國後能否把日本警察趕走？之後變賣家產籌錢讓楊逵出國，學成歸國後，楊逵作社會運動時常沒錢，回家時母親總是塞錢給楊逵，有一次楊逵跟一群社會運動同志被關，關押的地方離新化老家近，便帶著一群同志回家，「然後媽媽招待這些在別人眼中是汙名化的、做社會運動的人，非常熱情的招待他們吃飯。」
「我跟兒子講，我看這篇非常感動，我覺得行動者要有一個自覺，第一個，我知道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第二個，承擔風險，作為母親，就是信賴尊重跟支持，這是我能作的。」也因此，無論魏揚一審被判無罪，二審判4個月，對她來說心情都很平靜，兒子也一樣，整個家族也都做好心理準備了。
時代與背景、祖父與兒子，歷史學者以分析與探討的方式來談自己的家族，兒子從此也成為一則家族故事。問她可會哀嘆自己沒有遇到起風的時刻而成為一個運動者？「完全沒有。我其實對人生沒有太多非得要如何，必然要如何的想法，也沒有羨慕過。」可是他們的起風時刻，也直接影響你人生，你對自己的期望是過比較單純的學術生活吧？「當然。」
她說人生中自己最歡喜的一段時間，「應該是我在靜宜大學，從1993年，一直到2001年。」學者性格使然，連談自己歡喜的日子，也要界定年代。那段時間她當兼任講師，因為溫柔親切，學生會找她聊心裡話，模仿她的娃娃音開她玩笑。當講師雖然沒有本薪，只能領鐘點費，又必須四處跑學校講課，但不用面對體制，又能跟學生貼近，讓她感到快樂。「當兼任講師過了這麼多年，我的學生幾乎每年到我們家去包水餃，可以把我們家從一樓坐到四樓，坐滿滿，我也會帶他們到東海花園去控窯，看楊逵的墓，那是我最開心的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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