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結束，我們到附近走逛，牯嶺街周邊老房子，沿圍牆走如巡禮。像他說的，開刀前做了很多小旅行，重走一遍去過的地方。採訪到第三次了，我始終在等他透露軟弱的一面，他也終於說，去了一趟京都，到「釘拔地藏廟」去。廟裡充滿鉗子和釘子，他向神明祈求：「拔去我腦中的瘤吧！」說自己沒有信仰的人，在疾病面前，終究坦承了脆弱。
如今，他一個人，和2隻貓同居，自己下廚，樂在其中。我想起他說的，進出版界前，因替代役做過社工，負責台北中山區的獨居老人家訪。「我要去找到那些失蹤名單，跑各式各樣的地方。那時候中山區有各式各樣的大廈，都是天井型的，從外面看都不錯，但你走進去，真的就像《重慶森林》，除了那上面照進來的光，其他都是黑的。」他自己貢獻了這麼一個寂寞的場景，我也就直接問了：現在獨居，會想到那時候嗎？
「從來沒有耶。」你一個人在家裡會不會擔心癲癇發作？「不會耶。」你下班後回家的生活？看書？早早睡覺？「對啊。」你會不會時常意識到，腦裡還有個東西，可能正在生長？他說：「會。」問到沒東西問了，我說，你希望自己的生活痕跡抹除到二個箱子裝完，裡面裝的是什麼？
隨時能走 才能好好活
家人嗎？父母都走了，哥哥人間蒸發，姊姊另有家庭，桃園的老家房子也賣了，最後連他負責保管的神主牌，也丟了。他說小時候的回憶都沒了，我們看著他在電腦裡找到幾張家人合照，他說：「竟然沒有印象。」彷彿隨著腦瘤割除的，還有整個童年回憶。
書嗎？他搬過幾次家，每次搬就丟幾箱。也丟掉了「最想大口吃飯，懷念一個便當吃完的感覺」，丟掉「能到處去旅行的渴望」，丟掉「過於沉重的人際關係」。二個箱子最後剩下的，竟然是生活必需品，牙刷、餐具、保險單之類，把生命降低為生存，隨時能走，才能好好活著。
日子清寡至此，空出來的位置，放了什麼？他想起父親過世前，曾被詐騙集團騙走許多錢，「一堆支票、本票，都要不回來了。」以前的他不理解父親為何被騙，自己病後就懂了，是一種「被需要」的需求未能獲得滿足，「詐騙集團可能編了各種藉口向父親借錢，讓父親感覺被需要，不像我們只想幫他、把他當病人看。」病後，他曾想過：自己之所以生病，是不是與家庭疏離的結果？終於理解了父親，也算是「回家」的一小步了。
那麼出版這件事，在病後，對你個人或社會的意義是什麼？他說：「我覺得它在我生病前後，有很大的改變。生病前我對於能夠存留下來的東西還非常有感覺，所以對於一個一個東西能夠用手拿到，還是覺得很重要。但生病後，我比較傾向於活在當下。我今天有做出一件事情來，我覺得很棒，有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沒有那麼在意。」
我聽著，感覺他也在說一個自己的故事，10年來死而復生的故事，畢竟不留痕跡，就不用增加箱子的重量。
最近2年，他轉而關心地方創生，「這跟年紀是相關的。年紀愈大到最後就是老和死亡，這裡面，新的居住模式要不要出現？新的工作模式要不要出現？老年人怎麼樣好好地離開這個世界？」一連拋出的許多問題，在編輯眼中，都是對死亡的凝視，最後都可能變成一本書，或者一點體悟，輕輕地，放在箱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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