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羅．裘唐諾
反對宿命論
這場流行病鼓勵我們將自己當成某個共同體的一分子，我們這時的行為舉止在正常狀況下根本難以想像，也因此認清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密不可分，而且自己做出抉擇時要考慮到別人的性命和福祉。
在這場疫情之下，我們重新發現自己是單一有機體中的一部分。
在疫情之下，我們再度成為同一個社群。
這又回到疫情初期不斷被提起的反對意見：如果真如報導所言，病毒不算致命，尤其對健康的年輕人而言，那麼我為何不能自己掌控命運，繼續如常過日子？
身為自由公民，如果我們想聽天由命，不也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嗎？
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不能拿自己去冒險。理由至少有兩個。
第一個理由純粹與數字相關。感染新冠肺炎之後得接受醫護的比例不可小覷。雖然往後可能有所改變，但根據目前估計的數字，確診病患有百分之十必須住院。
短時間內出現太多染病患者，即使只有百分之十，也是大數目，病患過多，病床和醫護人手都不足以應付。事實上，數目會大到壓垮整個醫護系統。
第二個理由純粹關於人道考量。「易感染」人口中有一小部分的染病風險更高，就是年長者和原本就有病症的人，我們姑且稱他們為「超易感染」族群。
如果健康又年輕的我們越常暴露在病毒中，就會自動縮短病毒和他們的距離。發生流行病時，「易感染」族群一定要保護自己，才能保護他人；「易感染」族群也有緩衝作用。
在疫情擴散的期間，我們所作所為，或不作不為，都不只影響到自己。
即使疫情結束，我希望大家永遠別忘記這個教訓。
所以我尋尋覓覓，想找個簡潔的公式或好記的警語，結果在 1972 年的《科學》週刊上找到：「多則不同。」
菲利浦．華倫．安德森寫下這句話時，他指的是分子，但也說到我們：眾人齊心協力的累積成果，不同於每個人各自努力的加總效果。
如果我們的人數夠多，我們每人的抉擇都會影響全世界，有時這個理念抽象又難以理解：面對傳染病，不團結就是缺乏想像力。（推薦閱讀：BBC 百大女性！專訪棉樂悅事創辦人林念慈：每個人都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圖片｜來源
再次反對宿命論
我們應該照顧的共同體不是附近鄰里或我們的城市，不是某個地區，不是義大利，甚至不是歐洲。
面對傳染病，所謂的共同體就是所有人類。
如果我們以為捍衛了義大利的醫護系統，現在必須停止自嗨。
另外一個想法更具挑戰性：我們想想，如果新冠肺炎在非洲也輕鬆擴散，將會（可能）有什麼後果，因為當地的醫院更落後，也許根本沒有醫療設施。
2010 年，我到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金沙薩訪問「無國界醫生」代表團。
該團專門負責預防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傳染、協助陽性病患，尤其是性工作者及其孩子。
我依舊清楚記得充當妓院的倉庫，裡面住了許多家庭，每戶之間只用骯髒的破布隔開，母親就在孩子旁邊賣身。
我之所以印象深刻，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見證這麼可怕的遭遇——不是「不人性」所能形容——我異常震驚。
我試著想像病毒入侵那間倉庫，就因為我們不夠努力，無法控制疫情，就因為我們非得參加那個慶生派對。
誰來承擔我們聽天由命的後果？
我們「易感染」的程度並不相同，「超易感染」族群不僅根據年紀、醫療條件區分，上千萬人因為社會條件、財務狀況而落入這個類別。
儘管我們認為這些人的地理位置相當遙遠，其實他們的命運與我們息息相關。（延伸閱讀：「培訓女職員很浪費公司資源」性別友善的職場環境，不該是女性自己的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