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爾街，巴菲特的股東信如同一盞明燈，引領投資者在複雜的市場中尋找方向。但這一次，我們不僅僅是翻閱一封信，而是在縱深挖掘這位股神背後的慈善哲學、家族繼任計劃以及對財富傳承的深思。
巴菲特透露，自2006年首次做出捐款承諾以來，他持有的巴郡(Berkshire Hathaway)A類股份已減少了56.6%，剩餘的20多萬股A類股也承諾將在身後全數捐出。可以說，這是全球慈善史上最慷慨的行動之一。
事實上，巴菲特對財富傳承的態度，從來都不是「讓孩子們躺着過一輩子」。他和第一任妻子Susan Thompson早在2004年就取得一個共識：極度富有的父母應該給孩子留下「足夠的財富，讓他們可以有所作為，但不應該多到讓他們無所事事」。在Susan過世後，她的30億美元遺產中，96%捐給了基金會，剩下的每個孩子只分得1000萬美元。
事實上，巴菲特的孩子也並未沉迷於父親的財富，他們從2006年開始參與慈善事業，表現出令人滿意的執行力。巴菲特甚至為子女設立了相當奇特的「一致同意」機制，要求所有基金會決策必須獲得三個子女的共同首肯。這看似民主，實則暗藏玄機。
股神深諳人性，知道巨額財富如同巨大的磁鐵，會吸引無數「機會主義者」。「一致同意」規則巧妙地為子女提供了擋箭牌，讓他們可以優雅地拒絕各種「糖衣陷阱」。試想一下，面對一個求助者，只需一句「我兄弟/姐妹不會同意」，便可輕鬆脫身。
然而，這裏的一個潛台詞是，巴菲特的三個孩子(分別是71歲、69歲和66歲)已經不是青壯年了。他們是否有足夠的體力和智慧，管理這筆巨額財富，尤其是在慈善環境和經濟條件快速變化的情況下？巴菲特顯然也考慮到了這一點，也為此指定了三名年輕的潛在繼任受託人，作為「B計劃」。
巴菲特的股東信中，最引人深思的是對時間的冷靜描述。他坦言：「時間終究會取勝，但它是善變的──有時甚至不公平、殘酷。」這句話不僅是對個人命運的感慨，更是一場與復利的博弈。巴菲特出生於1930年，當時正值大蕭條。他的財富積累，主要發生在生命的後半段，尤其是過去20年。這是複利的威力——在財富增長的曲線上，最後的幾年往往決定了整體的高度。巴菲特形像地將這種增長比喻為「踩香蕉皮」：只要不犯錯，財富就會自動增長。
當然，這種增長也伴隨着一個問題：如何讓這筆巨大的財富在他去世後持續產生社會效益？巴菲特的答案是，將99.5%的財富捐給慈善機構，而不是建立世襲的財富帝國。他認為，極度炫耀的生活方式雖然合法，但並不可取。從他持股的減少到慈善捐贈的增加，巴菲特用實際行動詮釋了「複利」的真正含義——不僅是在財富上的增長，還包括影響力的擴散。
巴菲特強調，財富的傳承不只是數字的轉移，更是價值觀的延續。他提到，孩子們在母親的教導下，學會如何管理財富而不被所困擾。這不僅是一個家庭治理的成功案例，更是一個社會倫理的縮影，甚至這可能預示着更和諧的財富傳承模式。
巴菲特的股東信，既是一份個人遺囑，也是一部財富哲學的指南。他用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一個簡單而深刻的真理：財富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擁有，而在於使用方式。正如他在信中所說：「我依然感受到自己的幸運，這種幸運始於1930年我以白人男性的身份出生在美國。」這種對特權的自省，讓巴菲特與眾不同。他的故事，是一個人如何用理性與信念，將巨額財富轉化為社會效益的典範。
徐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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