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斯杜化路蘭（Christopher Nolan）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就如其新作《奧本海默》（Oppenheimer）描繪的原子彈之父，彼此也是 paradoxical 的人物，不過那是在不同的領域而論。物理學家奧本海默 paradoxical 的部分在於他為了結束二戰戰火拯救人民，創造了能瞬間毁滅萬民的軍事武器，及惹人質疑且難以說明的政治立場；而路蘭作為當代地位顯赫的電影人，或曰作者導演，事實上，從未完全呈現一套富戲劇色彩、具系統的鏡頭語言。相較比他年紀略輕卻同樣備受矚目的 Damien Chazelle 在以太空人岩士唐傳記為題的《登月第一人》（First Man）仿效 John Cassavetes 的手搖和模擬真實的拍攝風格，通過陰沉藍調的畫面質感營造揮之不去的憂鬱，路蘭沒有那種強調場面調度或氣氛的拍攝手段。即使我也認同《奧本海默》是路蘭至今創作最好的作品，其電影的「好」，卻非如影迷觀賞希治閣、馬田史高西斯或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別出心裁的電影技藝時被震懾的觸動。看過《奧本海默》後，我真切感受路蘭的本事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電影性（cinematic），而是一種直截了當的展現。
這裡說「直截了當的展現」當然不是指路蘭在《奧本海默》時序錯亂的意識流及客觀敘事，我所指的是路蘭在題旨和劇情訊息上的表達。影片類似前作《鄧寇克大行動》（Dunkirk）在彩色及黑白段落的起首印現標題文字，以「核裂變」（fission）和「核聚變」（fusion）兩大科學名詞替兩種敘事作出區間，時聚時裂。電影要求我們專注於容或難解的歷史細節上，旨在於關鍵時刻以清晰的音量和言辭，把作品的核心向觀眾透露。而《奧本海默》的關鍵是人類的自毁、美國的政治現實、構成人的東西，以及將理論實踐成物質的經驗與後果。
奧本海默跟大部分偉大電影所描繪的男性角色類同，是一個頭腦聰明、有才幹的偉人，卻需持續承受良心對自己的責備、外間對自己的誤解，成為一個無人能接近的孤獨人物，帶著遺憾、罪疚與惡夢活過餘生。他的偉業像 Orson Welles《大國民》（Citizen Kane）描繪的傳媒大亨，具有影響世界的力量；後半生像史高西斯《娛樂大亨》（The Aviator）的 Howard Hughes 一樣被城府極深的政客質疑；心底的壓抑與夢魘像《登月第一人》無法忘掉傷痛的岩士唐（對，它是一齣低調的傑作）。跟上述同是 character study 的影片比較起來，路蘭由始至終放重的是人物的經驗（角色備受折磨的精神狀態是其中一部份，卻非特別的重心）——美國專為研發核彈而於 Los Alamos 建設了一所大型實驗室兼市鎮、奧本海默如何跟一眾科學家與軍隊政客協調，搶先德國與俄羅斯一步製造核彈——還有展現事件本身的震撼性。在《鄧寇克大行動》是戰機於海上追逐的長時間空戰與陸地的撒兵行動，在《奧本海默》便是「三位一體」核爆實驗。
比起前作《天能》（Tenet）重視官能刺激的奇觀，《奧本海默》耗費大量戲劇鋪排和製作心機重現核爆，是有其必要且具風險的一著。電影前半段漫長的科學討論及爆炸試驗，就是為了這場震驚天地的核爆試驗，路蘭像戲裡的奧本海默一般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這一場的展現。結果，路蘭在展現核爆的段落前，聚焦眾人戴上護目鏡，他們趴在沙地上，為按下按鈕感到空前的壓力，乃至核爆發生的時刻，全以平實的鏡頭置位和冷靜的剪接節奏具體地表現，實際地重現歷史的真實，連核爆時候的寂靜、之後頃刻發出巨響，都是根據曾在現場的物理學家所述而重塑。這一點很能代表路蘭對待電影製作/創作的態度，他追求真實、不容藝術性的想像或形式主義的表達。正如戲中奧本海默將物理學的計算實踐為鐵一般的實質，路蘭以彷彿是紀錄片常有的 re-enactment 手法，一五一十地連同基建和畫面具體地展現歷史。路蘭如奧本海默一般被賦予龐大資源完成此事，鋪天蓋地的宣傳和訪問都在強調電影會展現核爆威力、捨棄電腦特技，那是集體對電影人罕見的縱容（看野心勃勃的電影人魏德聖在台灣影圈引起的爭議，便見路蘭正享受著國王一般的待遇）。可幸的是路蘭的確能利用大製作的規模，以教人震驚的火光赤焰，展現出故事題材的重量，達扣人心弦之效。
路蘭經常被類比為重視細節的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我認為他們比較契合的地方是對技術與製作都有一份執著和推進的決心，只不過前者在創新技術（《奧本海默》創造了前所未有的 65mm 黑白菲林）之中保守懷舊，後者是不斷把電影技術推陳出新的先驅者，兩人在電影技藝與創作精神都有著不少差異。而路蘭堅持採用菲林拍攝，成為菲林和 IMAX 的代言人一般，其實讓我想到的是站在另一極端的史提芬蘇德堡（Steven Soderbergh）。蘇德堡近年的所有作品都在強調數碼攝影、手機攝影的畫面優點與可行性，連隨的敘事與分鏡都帶有一股流麗的力量，風格相當現代。《奧本海默》的傳統作法、漫長與嚴肅，則近乎是跟現代電影的特色作對，然而剪接處理往往用人物密集的對話鏡頭組成戲劇段落，包括大量晦澀的科學術語並隱含複雜的二戰歷史背景，兼且交織著不同時間線的角色經歷，自成一格。姑勿論路蘭的敘事是真材實料還是掩眼法，他在《奧本海默》為人物傳記片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審判視點，在這個敘事框架及「強調每格菲林也是如何珍貴」的前提下，我們都特別專注於主角的一舉一動。
《奧本海默》是路蘭首次從內在、封閉的人物心理及世界觀走出來，回應我們身處由政客及流行的意識形態掌控的社會。電影聚焦奧本海默在研發核彈後，經歷麥卡錫主義橫行的時代，由於親屬是忠誠的共產黨員，而且支援左派改革的運動，故受政壇人物針對並要求解釋一切行為背後的所思所想。路蘭的處理是將事件反映的幾個真相如實展現：治理國家的總統杜魯門對軟弱的男人不屑一顧、軍隊將官只能順從國家的命令而行、奧本海默是一個沒有政治/國家信仰的人。隨著敘事一步一步揭示「誰是陷奧本海默於不義的幕後黑手？」懸念背後的真相，影片將事件的政治性消減成單純的人性缺陷，結局直截了當地將 Lewis Strauss 描繪成反派，以令人恍然大悟的閃回及態度變化突顯他記仇與陰險的性格，其實是簡化人性且方便觀眾同情主角的筆觸，多少揭示了路蘭視野的限制，仍然循從荷里活強調正邪對立的戲劇法則。
向來有話直說的 Paul Schrader，在 Facebook 高度表揚《奧本海默》，形容是本世紀最好、最重要的電影。我猜想路蘭在展現奧本海默的成就、夢魘、備受官僚逐樣言行審判的經歷，令他想到了常被媒體大造文章的自己（在《Paul Schrader: Man in a Room》一片，提及電影公司曾勸他減少在社交媒體發表爭議性的言論），以及呈現了他所關心的美國政治問題。
我對路蘭的電影技藝依然有所保留，因為他所做的往往是直截了當的展現，不加以太多個人想像。無論那是引發戲劇高潮的大場面，抑或是交代劇情的懸念與真相，甚至乎拍攝本片的中心意義，他都會實牙實齒地表達、交代，容不下不明不白的地方（觀眾的所謂「看不明白」大多是指專家的術語交流及歷史背景，而非電影含糊其辭）。矛盾的是，《奧本海默》之所以具力量，卻是源自路蘭把奧本海默的真實故事徹底地展現過來。
Werner Herzog 說過拍攝紀錄片是要捕捉令人欣喜若狂的真相（ecstatic truth），並且不抗拒以修改事實的手段，來發掘世界更深入的真相。他引用法國作家 André Gide 的話：「我對事實作出某程度上的修改，使其接近真相多於靠近真實。」（I modify facts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resemble truth more than reality.）
現在路蘭所信的電影哲學，似乎是展現真實，大於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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