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在疫症與離散之年說香港故事 《窄路微塵》導演林森：想給香港人一個擁抱

【獨媒報導】疫情三年，尚未結束。年底香港戲院迎來《窄路微塵》，一部以疫下香港為背景的電影，講述張繼聰飾演的清潔公司老闆、和袁澧林飾演的年輕單親媽媽，兩個萍水相逢的人如何在困境下掙扎求存。

八十後導演林森曾憑《少年》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窄路微塵》是他首部獨自執導的長片。曾因疫情大幅修改劇本，他笑說起初擔心電影上映後，疫情已經完結，怎知現在「香港都仲係要戴口罩」。

沒有預料到的，還有電影在金馬獎一舉提名最佳男女主角，更勇奪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獲獎的是林森多年好友黃衍仁。拍小品、基層，林森說本來想像自己如「微塵」，但原來最終都會獲得肯定。

戲中捕捉疫下香港的蕭條景況，面對疫情、離散，角色沒有因為主角光環而變得生活順遂，倒是陷入一個又一個的困頓之中。這兩三年香港經歷社運、疫情，林森坦言「正能量唔起」，但他始終想透過電影，給當刻的香港人一個擁抱：「雖然我哋面對好多壓抑，好多彷徨、焦躁、不安的狀態，但你感覺到原來自己唔係孤單，原來大家都一齊喺度承受緊。」

在舉步為艱的窄路，至少有微塵相伴。

《窄路微塵》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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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變下的香港 如何自處？

《窄路微塵》的故事，早於 2017 年便開始構思。編劇鍾柱峰是林森演藝學院的師兄，兩人曾在港台《獅子山下》短劇系列合作，拍少數族裔、貨車司機等基層故事。住在深水埗的兩人，習慣在深水埗街頭邊行邊傾，將觀察即時放入創作，有次鍾柱峰落樓遇到屋邨清潔工罷工，覺得挺有趣，二人便決定以此為題材。

林森解釋，清潔工的工作模式較特別，通常在深夜或清早才工作，「喺大眾眼光入面唔係好見到佢哋工作嘅辛苦，但我哋就享受緊佢哋工作嘅成果。」將之拍成電影，他們原本構想可以捕捉到繁囂都市的另一面，亦可透過清潔工眼睛觀照人生百態。

不過故事寫好，卻遇上世紀大疫症。林森笑言，起初還打算待疫情過去，但眼見過了半年仍毫無轉機、又不想拍平行時空的故事，便索性把心一橫，「直接描寫大家喺口罩下生活嘅狀態。」

《窄路微塵》劇照

劇本前後用了三年多才修訂完成，林森和鍾柱峰搜集資料期間，發現香港有許多小型甚至一人清潔公司，不少老闆只有三、四十歲，貪工作模式自由而中年轉行；他們也發現，這些公司沒有如想像中賺個盆滿缽滿，反因場所關閉、無資源更新器材等而困難重重。

「窄哥」的角色由此而生。經營一人清潔公司的他，疫情下遇上單親媽媽 Candy 和女兒，後來母親突然離世、公司又倒閉。設定這樣一個「中佬」角色，林森說因為四十多歲的人，前半生好像已建立了一些東西，但又沒什麼目標，很難也不知道怎樣作出改變，他想問：「一個咁嘅中年人遇到社會狀態嘅轉變，究竟會如何自處呢？」

其實這條問題，林森也是為香港人而問。他坦言，自 2019 年起，香港人就好像被逼面對一個全新的社會狀況。先是大半年的社運和其後遺，繼而是近三年的疫情——無盡的隔離、政策的朝令夕改，有兩個兒子的林森試過在家與小孩「困獸鬥」，他的父親也在疫情期間因病去世，去醫院見最後一面也要隔着玻璃。

離散成為港人日常，不僅是疫情下那些突如其來的死亡，亦是新一波移民潮下，總會成為送別人或被送別的那個，又無可避免要思考去留的問題。

「你問返我哋 2019 年之前，可能未必會諗到香港會係而家呢個狀況」，林森苦笑。「咁但係而家都發生咗喇，而家喺呢個狀態底下，仍然有人喺度啊嘛，咁究竟點樣可以自處呢？」

已移居英國半年的林森，最近一個星期返港為電影宣傳。相隔半年重回香港，他笑說不太習慣，「所有嘢都好快、好多人」，出街時還會忘了戴口罩。

在崩壞的世界 常存善良

戲中的窄哥忠厚老實，面對疫情和公司危機，選擇了堅守原則，還用僅餘的錢扶持 Candy 母女。不少人疑惑，現實中怎會有這種不計付出的大好人？

林森說，角色部分來自對父親的投射——在魚檔工作的父親，自小就教導他要對人好，又時常不計回報幫身邊人。父親過身後，他從親朋口中發現他生前借了不少錢助人解困、也不打算收回來，「原來有啲人真係咁傻」。

更重要的是，要看壞人，「每一日你打開新聞都有啦」。與其呈現世界的冷酷和黑暗，林森更想將他主觀希望這世上會出現的人，放進電影內，讓觀眾思考：「就算個世界都係咁差嘅狀況，你自己係咪都可以保持到一啲善良嘅價值？」

所以有了那句：「個世界閪，唔等於要做閪人。」林森笑言想過不同版本，像是「衰」，但最終還是覺得「閪」字最傳神：「我諗香港人一聽就會即刻 get 到件事係點。」

但林森也很清楚，電影絕不是什麼販賣正能量的勵志片，「事實上都冇乜正能量可以畀到出嚟」，他苦笑。這兩三年港人經歷許多困頓、抑鬱、沮喪的時刻，林森形容，「你唔知個世界下一步係點，好多問號，唔知點行落去」。就像戲內，窄哥和 Candy 的生活到了結尾也沒有什麼着跡的改變，Candy 仍是前路茫茫，窄哥的遭遇甚至可說是變差了。

但窄路上，至少有微塵相伴。電影中萍水相逢的窄哥和 Candy，在困厄之中互相看見，也互相諒解與扶持，為彼此的生命照出一絲光亮。起初或者出於好感，但後來沒有發展成愛情，林森說，他更希望觀眾留意，連結兩人的是一份同理心。

《窄路微塵》劇照

虛構故事的真情實感

《窄路微塵》在 2017 年開始醞釀，到 2021 年 8 月正式開拍，一如所有在疫情下拍攝的作品，找場景是一大困難。幸而團隊最終找到石硤尾邨的屋主借出單位，作為窄哥和母親的居所；又找到土瓜灣的場景，記下即將重建的舊區面貌。

事實上，《窄路微塵》可算是三年以來，香港首部直接講疫情的商業長片。在窄哥和 Candy 的故事以外，戲內被圍封的遊樂場、滿街落閘招租的商舖、空無一人的街道，不是搭建出來的場景，而是當下香港的真實一面。林森慶幸能以鏡頭將這樣一個蕭條、冷清的香港定格——至於電影從煞科到上映，疫情竟還未結束，那是後話。

《窄路微塵》劇照

讓人眼前一亮的，還包括戲中主角張繼聰和袁澧林（Angela），二人首次合作，便雙雙入圍金馬獎最佳男女主角。林森曾在許多訪問說過，很早已鎖定張繼聰出演窄哥一角，貪其反差；而 Angela 並非首選、是由張繼聰推薦，但她的一些特質，像是因應角色而穿得很 colorful 去試鏡，又或帶點緊張和欠自信，都與 Candy 出奇地契合。

結果大螢幕上出現的，是不再搞笑、帶點嚴肅內斂的張繼聰，還有不再文青、帶點 MK 和小聰明的 Angela。戲外，林森觀察到經驗較豐富的張繼聰會不時提點 Angela，有趣地與戲內窄哥和 Candy 的關係相呼應；而拍攝時他們也經常討論如何演繹角色、劇本需否調整——有次張繼聰甚至為了整體故事考慮，主動提出刪戲。

其中教林森特別難忘的，是窄哥清潔公司出事後，上門找 Candy 對質的一場戲。不說不知，那場感情很重的戲，是開拍頭三日拍攝，那時雖然 Angela 已與小演員安娜建立了關係，但大家都擔心經驗較少的兩人能否投入。

那場戲，林森沒有為安娜設定對白，只是着她想像母親闖禍、被窄哥怪責，會怎樣「氹返媽咪」。結果一 take 完成，看着安娜哭喊「唔關你事，係我自己做錯」，林森和劇組也忍不住流淚：「好似突然覺得，你寫嘅角色突然活現喺你眼前，佢哋唔係演員，佢真係細朱、佢真係 Candy，佢哋嗰一刻個情感係真的。」

《窄路微塵》劇照

貧苦大眾的生命力

2011 年畢業於演藝學院導演系，林森對拍片的興趣很早就開始。年少常與中學同學黃衍仁聽歌、看電影，後來找到家中一部 DV 機，就帶回校亂拍，還與黃衍仁一起報名參加 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窄路微塵》配樂黃衍仁專訪：〈【專訪】獨立音樂人黃衍仁：在瘋狂世界保持清醒〉

喜愛拍片，因為自己看電影會受感動，「你都會想做啲作品同人溝通」。不過真正下決心是中學畢業後幾年，那時他混噩了好一段時間，做過社區中心活動助理，每日打卡、替小朋友借還圖書，「你覺得自己唔係想咁樣嘅狀態」。不甘生活無聊，於是他偷雞在辦公室印了演藝學院的報名表格，最終獲取錄，開始認真地學起電影。

事實上，早在入學前，林森已經交出了紀錄片《人在皇后》。那些年，家姐是學聯社運資源中心（俗稱「八樓」）管委，中學的他已常與黃衍仁到「八樓」流連，亦參與了不少市區重建、保育有關的社會運動，《人在皇后》便是在留守皇后碼頭期間，將朋友素材剪輯而成的作品。

不難發覺，林森往後的作品，也離不開社會和基層。像是關於深水埗劏房新移民和巴裔男孩友情的《暉仔》、少女蝸居在工廈追夢的《綠洲》，以及同樣觸及房屋議題和少數族裔的港台外判劇《黑哥》和《豹》。

《暉仔》劇照

在深水埗長大，林森自言對基層的生活更熟悉和感興趣，「我好鍾意見到人嘅生命力，而我哋會喺貧苦大眾裡面見到多啲生命力同智慧，多過啲中產或者富豪。」多年社運參與也對他有影響：「你會好想去理解唔同人嘅狀態，而唔係就咁睇大眾傳媒嘅報導去 judge 人哋。」

這種對基層的關注、和細膩而不帶批判的觀察，成為林森創作的基調。於是在《窄路微塵》，我們看到窮但仍然貪靚的 Candy，林森說草根階層其實不一定「爛身爛世」；而電影呈現 Candy 偷東西的同時，觀眾也有機會一窺她的艱困，以及富人對資源的操控壟斷。

電影中孤身逝去的老人、主角營役的人生，也貫徹林森對香港社會長此以來的反思：為兩餐、為層樓勞碌半生，「我哋除咗返工、勞動，做人仲有咩價值？有咩存在過嘅證明？」

貫徹始終的風格 電影中獲得共鳴

曾在獨立電影界打滾多年，林森去年憑與任俠共同執導的《少年》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窄路微塵》則是他首部獨自執導的商業長片，是 2017 年勝出首屆「mm2 新晉導演計劃」後，獲得的電影公司長片合約。

從拍獨立短片，到較為商業的製作，林森說長片牽涉內容甚多、規模更大，每場戲都要仔細審視和拿捏；多了資源和分工，他亦不需像以往般一腳踢，可以專心投入創作。

但除此以外，他直言拍攝的題材和風格也與以往沒有太大分別——還是小人物、節奏慢、「淡淡哋」。林森笑說「知自己咩料」，本來就喜愛也擅長拍這種電影，所以難得有多點資源，他想以更成熟的風格試一試。

非要說一個為了大眾而調整的部分，就是在這幾年的陰霾中，較刻意地想觀眾感受到戲中小人物的光芒：「可以睇完呢套戲後搵返一啲小小嘅力量。」

林森想要傳遞的說話，觀眾都感受得到。《窄路微塵》在香港正式上映前，曾入圍愛丁堡電影節和金馬影展，在英國、台灣放映，亦是香港亞洲電影節開幕電影。與觀眾見面，林森難忘不少港人分享被電影感動。

「有種感覺就係，雖然呢兩三年我哋面對好多壓抑、好多彷徨、焦躁、不安嘅狀態，但你感覺到原來自己唔係孤單，原來大家都一齊喺度承受緊，大家一齊喺度攬住一齊死嘅狀態。」他說着笑了。

《窄路微塵》於香港亞洲電影節首映，當時尚在英國的林森越洋進行映後談。這次回港親身接觸觀眾，他說感覺很不同，「因為可以好直接同香港觀眾溝通，好近距離，你會感受到大家睇時嘅感受。」（圖片來源：香港亞洲電影節）

不求改變世界 但求泛起漣漪

做訪問的時候，林森已經與家人移居英國半年。隔着螢幕，他不時行開照顧小孩，而他不諱言，離開的最大原因就是兩個兒子。疫情之下，公園圍封、學校停課，林森疫情前不久才出生的小兒子，出街沒戴口罩會緊張到哭。深信成長環境對孩子發展影響很大，他決定移民：「我唔想我嘅小朋友喺咁嘅環境下長大。」

坦言移民關乎很多個人的考慮和現實條件，林森說他還在思考自己與香港的連繫，或者要怎樣生活下去。他承認，在地的生活更有助講述一個地方的故事，「但我覺得好似去到呢個時間嘅香港，唔淨係一個⋯⋯地理上面嘅定義囉。」大離散下，許多港人前赴世界各地生活、又重新開始一些新的東西，他想，或者日後可以拍下香港人在外地的故事。

林森對香港未來的創作很樂觀：「有好多刺激喺度，而家唔拍幾時拍呢。」雖然現實的確有限制，像是電檢條例下，有些故事未必能在香港上映，一如他對上一部《少年》；但同一時間，他覺得還是可以嘗試在制度之內，想辦法表達一己想法，像《窄路微塵》。

到頭來，在制度內外的這兩套電影，傳遞的也是同一種善意。「可能共通點都想喺故事裡面，講到一啲人之間嘅關係，或者人之間會唔會可以多啲互相理解，互相有多啲愛喺裡面。」

去年10月，林森與《少年》創作者任俠和陳力行接受《獨媒》訪問。

年輕時參與社運，想過拍片改變世界，但現在的林森想法有點不一樣。現實艱難，所做的事情，不過像把一塊石頭抛進湖面，「你好想有啲漣漪可以泛起。」未必有什麼實質作用，「但你嘅感覺就覺得⋯⋯可能你將自己對世界嘅一啲觀察、一啲諗法，直接、真誠地去講時，可能觀眾睇嘅時候，佢哋心裡面都會有啲嘢泛起咗。」

回到最初，他也是因為被電影感動，才想拍電影感動人。在這個時代，「哪怕觀眾有啲共同嘅感受、睇完覺得個心『啹』咗一啲，咁都已經夠啦。」

聖誕檔期撞正大片，不少人問林森可擔心票房，他說電影本來就較小品，難以與商業製作比較，但相信觀眾會感覺到電影的溫暖。正如他在電影上映後，在臉書說：「可能由細到大都慣咗行『窄路』啦，自己盡咗力，就無嘢好驚。」

記者：黃蕊獻
攝影：麥倩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