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看了藍奕邦和鄧小巧的音樂會，有幕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台上，鄧小巧自嘲自己是個很「霉」的歌手，好像唱了幾年都沒有什麼人氣。藍奕邦聽後突然語重心長地説：「但我好開心你係個儲到好多 hardcore fans 嘅 artists 嚟嘅。」
近來與編輯閒談，大家都留意到，近年好像特別流行一種要為每個 artist 爭取一個膠袋（交代）的風氣——尤其又到頒獎禮的季節，樂迷各種「某某不紅，天理不容」、「邊個邊個值得一個更大舞台」的叫喊開始不絕於耳。固然，渴望喜愛的單位得到大眾認同不過乃是人之常情，但我有時又想：一個好的歌手、好的創作者，正如藍奕邦所言，是否真的每一個都需要大紅大紫？
音樂只是手段？
我認為「膠袋論」的最大問題，是它其實是一種以權威（頒獎禮結果）和人氣（演出場地大細）為本位的思維模式。一來，縱然樂迷每每亦是抱住一種「自己鍾意嘅嘢攞到獎 = 獎項有公信力」的主觀投射，但客觀地從機制與獎項設計的角度而言，各大頒獎禮的認受性根本早成疑問；二來，用人氣、獎項這些與音樂未必完全有關的事（例如很多歌手的人氣主要來自影視而非音樂，同時不少音樂獎項説穿了亦只是人氣大獎）作為衡量某個 artist 成就以及是否得到充分「交代」的最大標準，這是否有點兒太過本末倒置？
C AllStar 七年前的《生於斯》是他們頗為上乘的一隻概念大碟，但裡面的〈紅館夢〉卻是我打從心底地討厭的一首作品。歌曲以音樂夢為題，然而遠比他們純粹更多的前作〈我們的胡士托〉，黃偉文筆下的「音樂」幾乎在每句都淪為了獲取名氣、獎項甚至他人景仰的手段——尤其聽到「要唱到我的肖像／榮登於隧道口每面牆／仍能毋忘初衷唱」那句，我直頭想直接吐血而死。
當然啦，個別的作品不足以代表 artist（尤其短暫休團後的 C AllStar）最真實的心態。然而這令我想，當我們不斷為那些本來或許只為興趣、為藝術、為自己而做音樂的人搖旗吶喊、聲討各種「交代」的時候，我們會否變相在鼓吹著一種（如〈紅館夢〉的歌詞般）將音樂視為「手段」而非「目的」的功利文化？
音樂作為目的使人自由，但作為手段就會使人毫不自由。假若一個 artist 需要得到最佳乜乜乜的獎項、過十百千萬人的掌聲，才會感到自己的努力並非徒然，那麼音樂對他而言，恐怕本身就沒有太多自足的快樂和意義。反之，假若音樂就是目的、創作就是意義，就算沒有獎項、未有掌聲，那又怎會有種自己正在受苦的感覺？若然 artists 從來都早已樂在其中，粉絲們、歌迷們又何用時常千方百計地、大灑金錢地（甚至不擇手段地）不斷強行地為他們製造更多膠袋？
知足者富，自知者明
不論歌者抑或樂迷，我認為大家對獎項、人氣總有太多過於美好的想像。又不是説各種「交代」毫無價值，但我總覺得任何時機未合的膠袋，都帶有「好心做壞事」的化學成分，都藴藏著引發創作人心態污染的巨大風險。
一來各種「成就」帶來的滿足感其實並不持久（就好像電影《Soul》那個圓夢後卻反而懷疑人生的爵士樂手）；二來獎項難免招惹是非，尤其是知名度未算太高（譬如黃妍、張蔓姿）、技藝未夠成熟的歌手（例子可自行腦補）得獎過後往往都會引來大量 haters 的質疑和人身攻擊；三來我發現就算創作者怎樣鋭意不為名利所動，當你淺嚐過丁點「成功」的滋味以後，下意識地就很難抗拒聽眾期望、作品流量的無形壓力，很難避免墮入創作慣性、翻炒舊作甚至越寫越貼近觀眾口味、越做越信奉「工業模式」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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