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到達訪問場地時，張凱傑（Jacky）放下沉重的背囊，四處巡視，選好光線最充足的角落，再固定好相機、調教補光燈，戴好耳機，確認收音正常；手執訪問大鋼和筆記簿，然後徐徐示意受訪者開始拍攝。訪問期間，他的雙眼在相機和受訪者之間來回定焦，雙手微微舞動保持交流，握筆的手同時疾筆書寫。雖然只有一個人，他卻顯得毫不費力。
Jacky是《眾新聞》前記者，現正獨自營運網上平台《大城誌》，紀錄社會時事和製作專題報導。媒體的發揮空間似乎越縮越少，社會越趨寂靜，他更覺得需要以發聲保持熱度：「縱然你嘅規模好細，但係繼續有聲音，係好過而家完全冇咗，將來由頭嚟過係好困難。」
以一人樂隊之力，繼續譜出大城故事。
【繼續紀錄】《眾聲號》——重新出發、陪年青人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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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脆弱 亦能散播力量
取名《大城誌》，意思是在城市中發掘小人物故事。在Jacky眼中，香港雖然是個彈丸之地，這裡的人卻來自五湖四海，來歷不盡相同，聆聽每個人的故事，總能帶來驚喜。
《大城誌》報導主要分為三類。一是呼應社會時事，例如近日羊村繪本案被告陳情、港人到英國領事館悼念英女王；二是與電影相關的，如訪問《緣路山旮旯》導演黃浩然、獨立導演雲翔；三是人物專訪，其中一篇引起討論的，就是訪問一人遠赴印度撐港隊出戰亞洲盃外圍賽的球迷。除了文字外，他還會為專題故事製作影片，短則約三、四分鐘，長則10多分鐘，宛如微型紀錄片。
張凱傑如此定位《大城誌》，是希望這個平台跟主流媒體有一點分別。比起鞭撻時弊，Jacky更希望寫慰藉人心的文字。7.21三周年專題，他訪問了一個從小在元朗長大的男生，三年前事發翌日跟社福界到警署報案，期間在傳媒面前哭訴感受。整個拍攝過程其實很憂鬱，不但回憶起當時激烈衝突的畫面，還道出了時下港人的窘態：無力感、憤怒、移民潮⋯⋯報導刊出後讀者的反應卻很正面，有留言勉勵受訪者的，亦有圍爐取暖分擔彼此憂慮。
明明故事本身不那麼正能量，但如實地呈現脆弱反而更能撫慰人心，這是他選擇續筆書寫的原因之一：
「我覺得我哋嘅責任唔係散播負能量同無力感，又唔係話要做正能量L⋯⋯而係可以帶嚟一啲改變，要散播一啲力量。」
大城誌在721事件三周年的訪問，〈曾警署外哭訴「點解香港變成咁」 青年留港剖白：同我一樣的人好似愈來愈少〉。
繼續發聲 才能保持熱度
Jacky的工作室不算大，但除了他的桌子外，還擺放著兩台電腦和數部攝影機。有其他成員一起分擔工作量嗎？他立即澄清，《大城誌》由他一個人運作，其他的器材屬於夾租的朋友而已。度故寫大綱砌文，到拍片剪片打字幕，還有出設排稿搞宣傳，全是一人主理，他腼腆地笑：「都係我做㗎，係咪好犀利？」
《大城誌》今年3月初正式發布第一篇文章，但原來早於2019年初「成立」。當時Jacky在一間網媒任職記者，空餘時間不少，便開設網站紀錄生活觀察和故事。之後反修例運動爆發，他沒有時間更新，就這樣閒置兩年多。直至今年初《眾》停運，他才重新開台。
Jacky和《眾》的緣分亦始於19年，社會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他獲邀加入團隊。在兩年多時間裡，他見證著反修例運動的始末，亦曾出任《眾新聞》工會主席。雖然日子不算長，但那時候時局動盪，每次出勤均有可能受傷，同事間總會多番問候，加上當時《眾》規模較細，辦公室不大，「同事間都好『close』，係physically。」
《眾》停運前一晚，Jacky駐守辦公室觀看叱咤樂壇頒獎禮直播，噼噼啪啪地寫報導。那時他已收到公司停運的消息，卻無暇傷春悲秋，趕著出即時稿之餘，還要為不同組別製作告別用的「福壽稿」。至於他自己的「福壽稿」，最終亦趕得切在「2359」前刊出，除了感謝同事上司的鞭撻，最後寫道「我們會再見」。
當刻的他，已確認日後繼續執筆。年初香港疑出現倉鼠傳人病毒，漁護署下「殺鼠令」，全城陷入恐慌之際，卻有一班義工奮不顧身救鼠，令他確信社會仍有許多故事值得紀錄下來。加上多間媒體相繼停運，社會變得寂靜之時，他認為更需要繼續發聲保持熱度：「縱然你嘅規模好細，但係繼續有聲音，係好過而家完全冇咗，將來由頭嚟過係好困難。」
對於《眾》停運，Jacky始終沒有很難過，相比其他驀然停運的媒體，「都叫做有完滿咁講再見。」（圖為他在2020年以工會主席身份，出席記者會）
一人樂隊 享受隨心
Jacky在新聞系畢業後，曾任職多間傳媒，跑過即時突發，試過「放蛇」到酒店偷拍非法打botox行為；又試過跟港聞beat做特首選舉、採訪風災現場，唯獨未試過沒有團隊同行。現在孑然一人，工作量大增，「諗爆題」成日常，還需打理一切雜務。「上班」的概念彷彿消失了，工作室和家都是辦公的地方，不是在寫字的話，大抵在剪片拍片。
做片的成本很高：時間很長，工序很繁複，拍、剪、改、還有輪迴般上字幕⋯⋯為何還堅持圖文片並茂？他說：「留多啲載體都重要嘅。」
說話強悍且鋒利，是不少記者的特徵。Jacky說話卻很溫柔，有一種羞澀，說話時亦不太與人對視。但他進入工作模式時，語氣肯定起來，雙眼在相機和受訪者之間來回定焦。他一個人充當整個拍攝團隊，一邊寫一邊問，還定時檢查儀器是否運作正常。
Jacky是處女座，自言麻煩高要求，總愛斟酌細微字眼，不容一點錯誤之餘，還追求新鮮感。沒有團隊協助下，他唯有勤力一點跟緊時事，和做好校對工作。然而，每人都有盲點，他提到在6月中屯元天大停電的報導，訪問了流連街上的人，事後有前同事問他為何不跟隨住户行樓梯上樓，他才恍然醒悟，懊悔一隻「好故」就這樣失之交臂。
最近他出了一篇偵查報導，被質疑計算有謬誤。他得知後很徬徨，反覆檢視卻無收穫，後來證實自己沒有出錯時，不禁留下男兒淚：「食食吓海南雞飯真係流咗兩行眼淚落嚟。」但比起內容有誤，無所不在的紅線更是如刀架頸。他無疑試過政治審查，但仍收過聲稱已向國安報案的留言。每當接觸敏感的議題，他都會反覆檢視內容，審視有否踩進煽動仇恨的邊界，甚至已思考日後若被告上法庭時，該如何向法官辯駁。
壓力如山倒，難求一夕安寢。被問到會否想回到大機構工作，他卻搖頭說不，說以前已「浸夠」了，是時候嘗試獨自工作。一人樂隊，無疑比投身樂團辛苦，他卻甘之如飴，能隨心所欲選擇演奏的曲目，多放一點時間也無妨，「嗰種隨心係唔一樣。」
以鏡頭與社會同行
在芸芸題材中，他寫了許多與電影相關的報導。Jacky從中學便與電影結緣，高中時與同學參加微電影比賽時意外得獎，之後有機會參加獨立電影課程，開始認識獨立導演的作品，如郭臻的《媽媽離家上班去》、張經緯的《一國雙城》等，成為他拍攝人文關懷片的啟蒙。
微電影比賽主題是宣傳禁毒，Jacky說那時候跟同學全無拍攝經驗，放學後便到邨屋天台拍外景，自己更擔任演員和編導，成為了日後拍片的啟機
中六那年，他買了人生第一部DV機（數碼攝錄機），拍了人生第一部紀錄片，講外傭居留權。假日隻身走到皇后像廣場拍攝，近距離拍下工人姐姐的畫面，他遙想當年，自覺很有初生之犢的勇敢，不過，第一份作品惹來老師的無情批評，「呢條片同閉路電視有咩分別？有乜message？」Jacky現在仍顯得有點耿耿於懷，雖然認同作品過於平實，但反而感受到當時純粹的畫面，現在則追求四平八穩，「好多你都計過度過，係按你想講嘅嘢而去拍，畫面係靚好多、係易入口好多，不過係冇咗啲point of view。」
Jacky首套紀錄片作品「外‧家 Another Home」。他提到，以前政府較關注獨立電影，現在氛圍卻不再開明，「連獨立電影呢個名已經敏感」，以致社會缺乏人文關懷。
任職記者的這幾年，Jacky沒有放下拍片這個興趣，反而規模一個比一個大。由他執導的紀錄片《紅磚危城》榮獲紐約電視電影節人道紀錄片金獎，片中紀錄了「理大圍城」期間校內外衝突的畫面，警察的冷嘲熱諷、無情的子彈橫飛，還有近百示威者在公路狂奔；那幾日他未停進出校園報導和拍攝，亦曾被閃光彈擊中。他憶述某一晚在校內閒逛，那時候校園荒無人煙，四周闃寂無聲，卻驀地傳來噪音，其後發現聲音來自一間房間內。他推開門查看，只見電視機正播放著《全民造星》，頓時百感交集：「造星裡面就係講緊追夢，但係唔代表困喺校園裡面嗰班人，佢哋都係有個烏托邦想追求，有啲嘢想追求。我覺得好諷刺。」
Jacky說，自己見證著「理大圍城」整個衝突從催生到落幕，是他在反修例運動中感受最深的時刻，亦成為了記者生涯上一個重要的據點
他今年亦耗資十多萬拍了人生首套劇情片，名為《中轉站》，由三段故事拼湊而成，講述社運後移民潮、港人精神健康，以及生存意義等議題。他提到，坊間流行的電影大多聚焦2019年的事情，但過後兩年發生的事情更是深遠，公民社會幾乎土崩瓦解，這套作品正希望探討時下港人的無力感，還有香港未來該何去何從。
《中轉站》劇照
尚能選擇 人生已算幸運
花了這麼多錢和時間實現理想，但稍微貼地一點去想，拍片和搞網媒平台幾乎都是蝕本生意。Jacky 說，《大城誌》成立近半年幾乎沒有收入，直至有人建議加設課金渠道和訂閱計畫，才開始有一點收入，但至今只能抵償一兩個月的全職人工。
他直言，其實早就有「燒錢」的打算，幸好自己已工作數年時間，尚有點積蓄，加上近月間中接freelance賺快錢，算能應付生活。儘管平台的訂閱數目始終不多，他形容自己仍能過著有選擇的人生是確幸：「未至於幸福，但係幸運嘅。」
話雖如此，但終究不能持續虧蝕下去。現在工作室的租約去到明年二月， 正好是開台一年，他將以此為界線，到時候再審視應否做下去。他說，能夠維持現在的經營模式，做吓小品文、或做吓專題，已很滿足：「我覺得自己有啲時間試一試⋯⋯唔得嘅，咪冇咗嗰啲錢去。」在荒謬的現實裡，文字紀錄或許是最溫柔的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