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從政治系畢業後，阿正成為中學教師。那年香港翻天覆地改變，但早在一連串社會運動發生之前，他已立志透過教育回應社會：「從政風險太高，我想企喺較安全嘅位置影響社會。」
阿正一直想教通識科，但直至入行第二年才有機會。教了兩個月，阿正某日駕車回家時，從新聞中聽到時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宣布，當局將「改革」通識科，包括為科目重新冠名、刪改課程、加入內地考察、改為只得「合格」及「不合格」⋯⋯看著直播畫面，阿正只覺無奈：「原來我嘅第一批通識學生，都係最後一批。」
不足一年後，由高中通識科「改革」而成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開始推行。教學年資超過十年的通識教師林子孺最初以為，只要「霸住個位（教席）」，或者仍有空間與學生討論社會情況，但看著逐一出爐的課程文件和教材，他發現根本沒有懸念：「唔洗旨意講到你想講嘅嘢。」
公民科推行一年後，學生的反應如何、校方態度有否轉變、通識科教師又如何適應這急促的「改革」？新學年開學之前，《獨媒》訪問三名中學教師，請他們談談教學上的轉變、困難和應對方法。
「當你好介意『以前咁咁咁喎』，呢個（心）結只會越來越大。」林子孺強調，即使沒辦法再與學生討論某些議題，仍會盡量多角度呈現事件：「我冇扭曲呢一科，但都冇誇大呢一科。」
教了16年通識科的王老師想法類似：「佢係變咗質，但未至舊有通識科所有價值觀冇晒。講唔敏感嘅議題，都可以教授到學生思考方法。」
阿正亦想嘗試，在有限空間繼續教好下一代：「培養到一個會反思問題、關懷社會的公民。」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阿正、林子孺和王老師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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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者與末代教師 他們教通識的日子
2012年，通識科在首屆中學文憑試中開考。因為任教的學校由中一開始發展課程，王老師早在六年前，即2006年已成為校內首批通識老師。
2019年畢業的阿正，則在讀大學最後一年才決定投身教育。入行前他詢問意見，老師都著他不要教通識科，「話『呢科到水尾』」；但因為讀政治學出身，阿正自言若想做老師，並沒太多選擇：「有啲人投身教育，係想以生命影響生命，呢種情操（我）當然都有。但對我嚟講，生命嘅影響最終係要影響到社會。」
林子孺本來是教育版記者，工作了四、五年後覺得變化不大，又想繼續從事與教育有關的工作，便報讀教育文憑。他覺得，當通識教師和記者最相似的地方，是可以探討社會上不同議題和故事，只不過他的受眾，由報章讀者變成學生。
入行至今，林子孺一直主力教授高中通識科，未有兼教其他科目。通識科強調沒既定立場和標準答案，林覺得教學上有很大討論空間：「佢知道一面，但對另一面冇咁多理解，我就去補充。」例如學生知道霧霾問題的成因，他就告訴他們，中國政府花了多少錢去嘗試解決；若學生對中國認識夠多，他就補充政策的成效和限制：「其實唔係一種抹黑。」
教了十多年，王老師同形容學生對通識科反應不錯。在課堂上，他會安排學生分組討論，他們大都願意分享想法，亦對社會議題多了關注：「其他科做唔到，而我覺得對學生嚟講係重要。」他指大部分中學科目內容較學術性，和生活連繫不大，但通識每一堂課，幾乎都與當下社會在發生的事有關：「所以每年都會更新教材，呢個科目很難得。」
至於前年才開始教通識科的阿正，雖在有教師因課堂言論被投訴和「釘牌」的環境下入行，但他慶幸自己和學生關係不錯，能互相信任，在課堂上自在地分享和探討甚麼是理想社會：「我覺得我做到想做的事，令學生多了關心社會。」
「改革」來臨 扎掙、接受的迷惘和意義
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時，社會上已有要求通識科「殺科」或「改革」的聲音，但王老師最初覺得不會成事。他引述當局在2015年委託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研究，指結果顯示通識科與學生參與社會運動並無關連。 直至反修例示威過後，他覺得當局最多會刪減通識科部分單元，卻沒想到整個科目會「改頭換面」。
林子孺亦一直不相信通識科會如此輕易消失：「（會影響）本來教緊通識嘅教師、升學銜接等，一下子改變嘅話牽連甚廣。」到當局真的提出要「改革」通識科，他只覺得憤怒，「你已經殺咗呢科，何必冠冕堂皇話呢科有好多問題？」
入行前己獲前輩提示的阿正，得悉「改革」後花了些時間去接受。雖然早有心理準備，正修讀通識科教育文憑的他，仍覺得有點迷惘：「我做緊咩嘢呢？我讀緊一科將被殺科嘅教育文憑。」製作課堂教材時，他覺得心情很矛盾：「整完我用一年咋喎，我到底做緊咩？」
阿正本來覺得，作為剛入行的教師，自己仍需時間摸索和累積教學經驗；但知道通識科大限將至後，他意識到接下必須盡全力去教好這一科：「我教緊嘅學生，就係我嘅最後一屆（通識學生）。我無機會再去試、再去摸索，因為係最後一次。」同一時間，他選擇了留下來教公民科。阿正透露，校方曾給他機會轉教其他科目，他掙扎過後，最終都沒有答應：「我覺得我未喺公民科嘗試過，我唔會轉其他科。」
王老師坦言，自己和不少業界老師一樣失落，但對於去留不算有太大掙扎。從現實層面考慮，通識科老師很難轉教其他科目，若不願教公民科，一般只能選擇辭職移民。所以，他很快已調整自己心態：「當然你可以離開，但學生始終要讀⋯⋯如果有經驗的通識老師留喺度，起碼可以保留一啲有價值嘅嘢，學生可以繼續學到。」
林子孺則在掙扎之後，決定先抱著「阿Q精神」教下去：「實在太多人走。」生計是考慮之一，但他也會思考自己的責任：「如果俾一啲好有自己立場嘅老師教，佢就可以用呢科嚟洗腦。」即使有個人立場，林子孺一直相信教師不應強加自己的價值觀和立場在學生身上，所以他覺得不能走：「我冇扭曲呢一科，但都冇誇大呢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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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時任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指高中通識教育科「被異化」，需要改革，；翌日時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交代改革內容，包括更改通識科名稱、公開試評級只有合格及不合格、取消獨立專題研究、刪減一半課時、增設內地考察等。*
被叮囑小心說話、只播「大台」節目的公民課
於是去年9月起，三人一邊教授最後兩屆通識科學生，一邊開始在中四年級教授公民科。相比通識科，三人都指公民科課堂的氣氛較差。一來討論空間有限、互動減少，學生會覺得沉悶；二來學生只公民科文憑考試中取得合格，就可以入讀大學，變相不會太重視成績。
王老師形容公民科的課本內容「很中史」，事實性資料較多，教學只能變得單向：「你講乜佢咪照聽照抄。」林子孺上課時，會播央視節目和無綫的《新聞透視》：「播唔到《鏗鏘集》喎。」
阿正坦言，不抗拒教授官方說法：「你唔同意政府嘅嘢，都要知道政府啲嘢，先知道要反對咩。」問題是，如何讓一班中四學生明白那堆晦澀難明的政治術語和歷史因由？「佢連點解要有法律都未必知喎。」阿正笑說，他其實想帶學生離開課室，去政府總部和立法會逛一圈：「我最想佢開放個國安公署俾我哋睇。」
公民科課程文件列明，教師在運用學與教資源時「應多採用及參考官方機構和具公信力的組織所提供的資料」。疫情下教師不時要視像授課，林子孺曾在通識課堂上播《鏗鏘集》，收到學生家長投訴，因此他上公民課時特別小心，盡量使用出版社或教育城提供的教材；王老師則未遇過投訴，但聽過不少類似個案，因此上課時說話特別謹慎，盡量不表達政治意見：「後果太嚴重。」
王老師亦留意到，校方對公民科的態度，較處理其他科目緊張。除了要求教師盡量不要自訂教材，製作校內試卷後亦須予校方高層過目：「以往（高層）最多睇（試卷）格式，唔會睇內容，因為相信老師專業。」阿正則指，自己任教的學校不算親建制，但高層會提醒教師小心說話，以免被投訴。
雖要步步為營，王老師覺得公民科教師並完全沒有空間。他覺得在部分課題，仍可教授學生分析議題、組織論點、展述能力等思考和表達方式，例如他有時會引述非本地的例子，指出本地和外地各自的處理方法：「呈現多啲俾佢哋睇，但唔會落一個judgement，期望佢哋起碼知道不只一種處理方法，視野上會闊啲。」
林子孺想法類似，例如教授國家貧窮問題時，他會以「冰花男孩」為例作補充：「當然唔係抹黑扶貧政策，只是想講國家咁大，就算消滅了絕對貧窮，仍有貧窮情況出現，咁佢哋點處理呢？」
「千祈唔好留班」——想像通識年代過後的學生
公民科後推行一段時間後，林子孺曾問學生覺得如何。有些學生說，會懷念以前上通識課時可以角色扮演、可以辯論，也有學生會在公呢科課堂上以言語「單單打打」：「係喎，中國真係自古以來係國家嘅一部分喎。」他模仿學生的語氣，「不平等（條約）？但係你輸咗場仗喎。」
阿正亦指有學生會「撐到行」，老師說一句就反駁十句，但這只是少數；更多學生選擇不理會他，或在課堂上睡覺。他感覺有些學生是在無聲抗議，但自言能夠理解：「（學生）唔會覺得呢科重要，亦好難覺得呢科有興趣。」
教了一年公民科，王老師覺得教師無論如何盡力避免，客觀上仍有單向灌輸效果：「除非你完全唔跟佢課程教。」從學生的表情和言談間，他感受到少數人仍有「係咁㗎啦」的想法，但他相信抱這種想法的學生會越做少：「（未來的學生）唔會覺得呢科有咩特別，你叫我讀咪讀囉。」
王老師坦言，現時上課的心態和以前差很遠。以前他很著緊學生吸收到多少、是否懂得處理不同題型，但現在他寧可將精力和心機，放在教學以外的工作：「俾佢哋接觸多啲、體驗多啲活動。」
林子孺想像，再過幾年後：「一定唔會有人留戀通識科，一定唔會有人嘗試挑戰權威。」因為所有「挑戰」的說話，將再沒有意思：「社會、環境都唔鼓勵你講咁多，做呢啲嘢對佢無好處。」
他自覺現時在香港教書，就像在內地跑新聞，要在有限空間內打擦邊球：「但又唔需要太介懷。當你好介意『以前咁咁咁喎』，呢個結只會越來越大。如果你好灰嘅話，可能會令學生都覺得打咗個死結喺度。」他說自己留下來繼續教的動力之一，是今年的中六學生，即「末代通識學生」：「我希望佢哋有完美嘅句號。」
阿正則常常跟學生說，人生沒什麼事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並叮囑「末代通識學生」千萬不要留班：「你哋係最後一屆可以喺香港教育制度內，學點樣表達自己諗法、學批判性思考嘅學生。」
穆家駿：合格制可減操卷壓力 學生需有基礎知識才懂評論
教聯會副主席穆家駿是中學中史及通識老師。被問到公民科轉為合格制，會否影響學生學習動機，他認為合格制反可減輕學生壓力，因不用操練試題，可以專注學習知識。他又提到，不止通識科要削減課時，其餘三個核心科目中、英、數亦有削減，相信當局希望為學生釋放空間，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在選修科學習。
至於有說法形容公民科向學生「單向灌輸」官方說法或硬知識，與通識科提倡的多角度思考和批判性思考不同；穆家駿認為若學生；欠缺知識架構，就很作難評論。他指過去通識科要求學生評論社會事件時，學生可能只懂引述老師或教科書說法或角度，認為到學生升讀大學，才有足夠的基礎知識進行高階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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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時任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指高中通識教育科「被異化」，需要改革，成為「學習有關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及法治等元素的平台」。時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翌日交代改革內容，包括更改通識科名稱、公開試評級只有合格及不合格、設適用書目表、取消獨立專題研究、刪減一半課時、增設內地考察等。被質疑「改革」如同刪去通識科時，楊潤雄回應稱「目標無大改變」、「轉咗名都係同樣嘅嘢」，又指在《國安法》下，當局有責任向學生及教師提供國安教育。
去年3月，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建議，將通識科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並以香港、國家和當代世界三個主題為課程核心內容。半年後，公民科在中四級開始推行，在2023/24學年全面取代通識科，在2024年文憑試進行首次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