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案｜判詞】官推翻「羊村案」裁決 裁「罔顧煽動後果」也可入罪

【獨媒報導】《立場新聞》母公司、前總編輯鍾沛權及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裁定涉案17篇文章中，11篇具煽動意圖。本案為首宗涉傳媒被指煽動的審訊，就控方是否須證明被告具煽動意圖，郭官在2022年的「羊村繪本案」曾裁定被告須「蓄意煽動」才可入罪；惟他在本案推翻兩年前裁決，認為「不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並將犯罪意圖擴至「罔顧煽動後果」也可入罪，認為準則既可有效維護國安，亦可保障言論及出版自由權利。至於辯方就煽動罪合憲性的爭議，認為須證有實際國安風險等才能入罪，法官引譚得志煽動案上訴庭裁決駁回，指言論被裁定具煽動意圖，必然視為對國安造成潛在破壞而須制止，毋須再考慮實際國安風險。

辯方爭議條文字眼含糊 官：上訴庭裁合憲

審訊期間，控辯雙方有不同法律爭議，包括控方是否須證明有關刊物構成國家安全實際風險；發布煽動刊物罪所須的犯罪意圖；以及執行相稱性是否適用於本案。

辯方認為，煽動罪條文中「憎恨」、「藐視」、「離叛」、「不滿」等字眼，令煽動意圖定義含糊主觀，適用範圍過於廣泛及恣意，認為控方須證發布者及刊物具意圖煽動公眾騷亂或動亂，及犯罪行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實際風險才能入罪，否則限制言論自由便變成不合理及不必要。

法官引譚得志煽動案上訴庭判詞，裁定字眼符合法律確定性原則，屬合憲；又指相關字眼不能憑空應用，須整體考慮案中實際情況，尤其顧及防止煽動言論對國安造成潛在破壞的罪行目的。官又引上訴庭指，煽動罪目標禁止的是意圖挑動公眾情緒，致產生「強烈」敵意及不滿等情緒，從而煽惑他人否定或質疑政權合法性，意圖「嚴重」破壞政府權威等言論，認為相關字眼「不是過於廣泛或恣意」。

官：矯正錯誤辯護理由 明顯不適用於無客觀基礎言論

就《刑事罪行條例》第9（2）條提供的辯護理由，即指出政府措施、憲制、法例或司法上的錯誤，目的在矯正錯誤，並不構成煽動意圖。法官認為，該條明顯不適用於無客觀事實基礎、意圖嚴重破壞中央或特區政府權威等的言論。而由於上訴庭在快必案已裁定，普通法煽動罪元素不適用於香港成文法煽動罪，故拒納辯方指，須證明刊物和發布者具意圖煽動公眾騷亂或動亂。

官：毋須考慮是否有實際風險

就控方須否證明涉案行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實際風險」，郭官續引上訴庭指，維護國家安全須同時平衡保障言論及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而構成罪行言論必須對國家安全、公眾秩序及安全造成潛在破壞。法官指，當言論被評定為具煽動意圖，必然已考慮相關實際情況，視為對國安造成潛在破壞，須要制止；加上所指意圖是嚴重破壞政府權威，而上訴庭亦指聽眾是否被挑動也沒有關係，因此只要刊物被裁具煽動意圖，便不須另外再考慮是否構成實際國安風險。

官推翻「羊村」裁決 裁發布者僅「罔顧煽動後果」亦可入罪

就控方是否須證明被告具煽動意圖，法官郭偉健在「羊村繪本案」中，裁定控方須證明發布者本身有煽動意圖，「蓄意煽動」（specific intent）才能入罪。控方不同意，認為發布者知道文章具煽動意圖，甚至不預期文章有煽動效果，亦可罪成。

郭官指，「本席在過往案件作出的裁決沒有約束力」，他必須根據控辯陳詞和所有新增案例，就這個議題再次裁決。他引快必案的上訴庭裁決，提到煽動性言詞可導致煽動行為或活動，危害國安、公共秩序或安全，而訂立煽動罪目的是避免這種「潛在的不良後果」。在此情況下，郭認為自己早前在「羊村繪本案」的裁決，即發布者須蓄意煽動方可罪成，不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因為即使發布者罔顧煽動後果，只要並非蓄意煽動，罪名便不成立，「有違其預防性質」。

郭官指，「經重新考慮後」，認為適當的平衡，是要求控方證明發布者在發布煽動刊物時蓄意煽動，或明知刊物具煽動意圖但仍罔顧後果將它發布，便可裁罪名成立，意味發布時「蓄意煽動、或罔顧煽動後果而明知犯險」，便需承擔罪責。法官認為，此準則「既可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亦同時可適當保障言論及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

官：言論評定對國安造成潛在破壞 定罪自然合憲

至於「執行相稱性」測試是否適用，法官重申當言論被評定為對國安造成潛在破壞，及意圖嚴重破壞政府權威而須制止，「定罪亦自然符合執行相稱性，不須另作考慮」；又指終院在8.18流水式集會案確認，當法庭應用合憲條文考慮被告是否有罪，不須另外考慮定罪是否符合執行相稱性原則。加上終院上訴委員會在處理譚得志上訴許可申請時，無就煽動罪條文違憲的論點批出上訴許可，因此裁定辯方憲制挑戰失敗。

官：法例無要求傳媒遵專業守則 危國安就會受限

此外，辯方就新聞界職責及角色，引述英國廣播公司（BBC）、香港記者協會等專業守則，又列出歐洲人權法庭等案例，指傳媒有責任傳遞與公眾利益事項有關的資訊和觀點，否則新聞界便不能擔當監察政府的第四權。

法官認為，在考慮傳媒發布言論時，唯一限制就是須遵守《香港人權法案》第16（3）條行使意見和發表的自由時，附有「特別責任和義務」，包括「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法官指，香港法例無訂下法定要求，指令傳媒遵守哪個專業守則，亦無法例限制傳媒不能成為政治或倡議型平台，「但任何危害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言論或刊物就會受到限制」。

引歐洲人權判例指思想市場能被言論扭曲

法官又特別提到辯方引用的歐洲人權法院判例，當中提到對新聞工作者的保障，受制於須真誠行事（acting in good faith），又強調驗證事實和保持公正的重要性，即使作出價值判斷也必須有足夠的事實基礎。法官並指，「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的宣傳不會倚靠整套謊言而是夾雜事實」。

法官指，就鍾沛權作供提及編採方針和原則，法庭不需裁定是否正確，只有一點要提出，就是鍾強調的「思想市場」理念「有它的限制」。法官續引述2024年一則歐洲人權法院判例Graham William Phillips v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Affairs，提到言論自由對民主社會的貢獻，建基於一個有效民主的自由思想市場，而「該市場能被言論本身扭曲（That marketplace can be distorted by speech itself）」。該判詞又指，網絡上假帳戶、網軍、機械人（bots）等，可令真誠的自由言論淹沒，並隨獨裁者或權勢者等所想，由不誠實的論述取代。政治宣傳和假資訊，尤其在戰時，可侵蝕民主和國安，能損害民主社會的基石，亦是現代戰爭武器的重要一部分。法官未有就案例作進一步闡述。

案件編號：DCCC26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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