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白日青春》導演劉國瑞：留下與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生命如何找到出路

（獨媒報導）清代詩人袁枚的詩句「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意思是在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青苔也可以生長。導演劉國瑞說對他而言，這詩句最重要的意義是，就算天時地利都不是最有利，仍然能找到生命的出路：「（電影中的主角）係咪留喺呢個地方（香港）唔係最重要，最重要是生命如何找到出路。」

《白日青春》描繪了來自巴基斯坦難民家庭的哈山（林諾 飾）對於離開香港的渴望，以及當年游水偷渡來港的的士司機陳白日（黃秋生 飾），為何及如何協助這名男孩離開。本身是馬來西亞華人的劉國瑞，在港居住十多年期間，可有想過離開？「會諗嘅，但我都係呢幾年先理解到：我離開香港，同香港人離開香港，係兩種唔同嘅感情。」

祖先來自福建，劉國瑞1990年在馬來西亞出生，2008年來港讀書，2015年取得香港身份證。法律層面上，劉國瑞是香港人；但哲學上，他說自己無法成為香港人：「我都會好憤怒，我都會好悲傷，但我唔會覺得自己冇咗個根。當呢度所有嘢都消逝後，我可以返去馬來西亞；但呢度消逝後，香港人係冇地方可以去，呢度係你最後嘅防線。」

所以，在首部執導的劇情長片，劉國瑞選擇以「外人」角度，講述他眼中的香港故事：「如果大家睇完後，有興趣了解多一層香港呢個城市，或者（電影）當中某啲議題，咁已經幾好。」

曾拍紀錄片接觸偷渡上一代 用劇情片對照兩代難民

2019年6月，劉國瑞開始寫《白日青春》的劇本。那時，他剛拍畢第二部劇情短片《末路窮途》，一個關於巴基斯坦移民家庭的故事。故事發生在香港，在這裡卻沒甚麼迴響，他於是開始思考：如果要拍一套長片，如何提供一個角度讓香港人放入自己？「唔會好似睇外國片，唔（覺得）係香港電影。」

一個移民家庭所發生的故事，可能和一個普通香港人想像中的香港完全無關。劉國瑞於是決定，《白日青春》要有兩個主角：一個是巴基斯坦難民，一個是香港人。再構思下去，他意識到後者也可以是難民：很多香港人的上一代都不是在這裡出生、成長，如果兩個家庭能各自呈現兩個世代的難民，會否是有趣的對照？

紀錄片《憂鬱之島》其中一名主角——當年和妻子游水偷渡來港的陳伯，是陳白日這個角色出現的契機之一。那時，劉國瑞正和《憂》的導演陳梓桓合租工作室，陳找來經歷過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年輕人，重演文革年代偷渡潮、八九民運和六七暴動三段歷史，並在《憂》穿插大量重演部分的幕後場面。那些幕後場面，大部分都由劉拍攝：「我平時唔做cam man，但佢（陳梓桓）叫我做。」

不過，在更早之前，劉已經知道「香港人」這個身分的複雜性。2013、14年，他開始拍紀錄片，訪問過一個婆婆，對方說自己當年想偷渡來港，但游了九次、十次水都失敗，最後只能申請單程證：「呢啲故事唔會少，只係當你要寫長片，就一次過攞返出嚟。」

《白日青春》劇照

難民或移民？談制度還是人物？

那為何早就決定哈山一家是難民背景？劉說不出所然，但提到自2017年起，他已在協助懷孕婦女非政府組織PathFinders機構當義工，當中大部分人是外傭，但也有些是免遣返聲請者（asylum seekers）。「所謂少數族裔都有很多種，有些是幾代的移民、有些是外傭、有些是來做生意、有些是難民（免遣返聲請者）⋯⋯」

電影對白中不斷出現「難民」一詞，但在香港的語境，這個說法並不準確。由於香港沒有簽署聯合國的《難民地位公約》和《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因此不會給予任何人庇護和核實其難民身份。簡單而言，那些因受到迫害、逃離家鄉來港的人，會被港府稱為「免遣返聲請者」；若他們向入境事務處提出的免遣返聲請獲確立，便會被轉介至聯合國難民署；若聯合國確立他們的難民身份，他們才會被安排移居至第三國家。

在香港，難民議題一直存在爭議。有建制報章會形容免遣返聲請者是「假難民」，劉當然也知道：「13年開始有。」那甚麼是難民？「哇⋯⋯真係唔識喎。」廣義上，他覺得每個離開原生家庭的人可能都是難民。在情感層面，他覺得難民和移民並沒有分別：「創作時會經常思考，如何present這個故事？我有時會覺得是難民的故事，有時會覺得是移民的故事；有時會覺得是異鄉人的故事，有時會覺得是邊緣人的故事。」

《白日青春》劇照

他相信，所有說法都是可互換的（interchangeable）：「呢個故事唔止係講一個身分，只要係有移民經歷嘅人，都會有共情的地方。我寫的是一個角色、一個家庭，佢present出來是難民或移民，對我而言不太重要。」他早期寫過幾稿劇本，都較「社會向」，談及免遣返聲請者要被羈留、讀書等制度上的問題，但陳白日的角色出現後，劉國瑞亦更傾向呈現香港這個城市更大的畫面（picture），多於集中談免遣返聲請者的問題：「如果講很practical的問題，我會情願用紀錄片去做；（劇情電影）想present一些⋯·⋯關係上、心理壓力上嘅嘢。」

離開為找生命的出路 用外人角度講香港故事

在電影中，哈山的父親曾經是律師，來到香港後卻成為一個沒有身分證、總是害怕被捕、不知可以去哪裡的人。而對哈山一家而言，香港只是一個中轉站——工作賺錢等於犯法，他們只能默默等待離開香港，到加拿大生活的一天。

《白日青春》這套電影的名字，原本來自唐代杜甫的詩句。「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劉覺得這句詩「好有公路電影feel」；但開始寫劇本後，他發現「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一句，更加貼近他對兩個角色的寄語：「當時人們為何要千辛萬苦游水來港？因為想找到生命的出路。」而在電影中，哈山選擇離開，他覺得是正面的：「當你知道佢留喺香港，會係一個咩生活、咩地步時，行出去永遠都會有機會。」

《白日青春》劇照

劉國瑞生於馬來西亞麻坡市，他形容成長的地方是個小鎮，而自己從小喜歡看書，文學世界令他對未知世界有種渴望。升讀大學時，他不想選擇鄰近的新加坡，也不想像哥哥姐姐般選擇台灣，因為兩個地方對他而言都太熟悉；最終因為獎學金和只需讀三年的緣故，他選擇來到陌生的香港。

2011年，劉國瑞在城市大學工商管理學系畢業後，一直留在香港。他當過大學教學助理，亦開始學習拍紀錄片；2015年，他取得香港身分證，之後留在這裡拍電影、參加影展、結婚⋯⋯可有想過離開香港？「會諗嘅，但我都係呢幾年先理解到：我離開香港，同香港人離開香港，係兩種唔同嘅感情。」

2020年，劉國瑞取得美國哥倫比亞一間大學的offer。那對他而言算是夢想成真，但他最終沒有去：「當然有很多原因，但當時會覺得：我想留喺香港，睇吓呢度點發展落去。」在這裡生活十多年，無論是生活形態、價值觀、喜歡和關心的事物，他都傾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於馬來西亞人；但同一時間，他清楚自己和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是不一樣：「當呢度所有嘢都消逝後，我可以返去馬來西亞；但呢度消逝後，香港人係冇地方可以去，呢度係你最後嘅防線。」

那種對一個地方的情感，無關任何外在因素或身分證明文件：「我都會好憤怒，我都會好悲傷，但我唔會覺得自己冇咗個根。法律上我係香港人，但事實上或者哲學上⋯⋯就唔會係囉。」意識到這點後，他不再嘗試用香港人的角度去講故事：「例如陳白日這個家庭，其實很多嘢是政治不正確，但我接受咗呢樣嘢。」「At least我冇嘗試去please一啲主流嘅、政治正確嘅嘢。」

當「電影界難民」——連繫珍愛的地方，讓更多人了解香港

對劉國瑞而言，拍電影就是透過創作，「表達自己覺得正嘅嘢」。例如，當他想用劇情形式表達自己見到的事物，但有時會怕方式很悶，那就給自己不同挑戰：「新導演有個好處，就係我未試過點知？」「At the end，佢（電影）都係fulfill我對世界嘅一種感受。」

那香港會是他的中轉站嗎？劉說這很難回答——個人而言，他很想住在香港，實踐香港的價值觀；現實中，他未來的工作重點，是將香港和其他地方的電影圈子連繫起來。因為其個人背景，他自覺較易容被不同地方的人接受：「我去台灣、馬來西亞拍電影，冇問題㗎。我去新加坡拍可能都OK，其實文化都相近。」

劉笑說，妻子常取笑他是「電影界難民」，去到哪裡都沒問題：「我OK㗎，屈我啦。」他希望更多地方的人有機會看到《白日青春》：「我自己覺得，套戲嘅價值在於present一個唔一樣嘅香港，而如果大家睇完後，有興趣了解多一層香港呢個城市，或者當中某啲議題，咁已經幾好。」「我想做到嘅就係呢樣嘢：令到你同呢個世界connect咗多啲啲，probably。如果冇，都冇所謂嘅。」

記者：梁皓兒
攝影：梁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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