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講奧運】《希特勒辦的奧運》：奧運背後的陰謀，政治宣傳與國族認同的騙局

2008年北京奧運，「我係中國人呀屌！」，回首昔日這麼切身的經驗，早已揭示所謂「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在現代國際級體育比賽（國家代表、國旗、國歌⋯⋯），僅是當權者一個漂亮的謊言，用作加強國族認同，掩飾現實諸種劣行。

竭盡全力，挑戰人類極限的運動員，固然可敬。可敬之外，在高呼我是XX人之前，我們不妨先平復激動的情緒，回顧過去，知古鑑今，思考什麼是體育額外的、多出來的事物，以免成為國家粉飾太平的工具。

Oliver Hilmes筆下的《希特勒辦的奧運：1936年的納粹盛典》（Berlin 1936: Sechzehn Tage im August），正如林育立所言，「近代國家傾全國之力在首都主辦大型運動盛會，宣揚國家形象，最早可追溯到八十年前的柏林奧運」，甚至可說是，歷年奧運最能運動和政治密不可分的一屆。

我們都知道，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德國作為戰敗國之一，外有嚴苛的《凡爾賽條約》、國際體系的失敗，和全球經濟大蕭條，內有納粹黨的崛起，導致其在1939年入侵波蘭，開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可是，為什麼國際一直對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以至破壞《凡爾賽條約》的軍事動員視若無睹，容忍退讓？《希特勒辦的奧運》多面呈現了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眾生相，以及其成為納粹政權政治工具的過程，乃一則極權國家瞞騙世人的經典示範。

「大街兩旁綴滿巨大的卐字旗與奧林匹克會旗，約有四萬民衝鋒隊隊員維護治安。夾道歡迎的行列後面，站著成千上萬名看熱鬧的民眾，他們等待著行程表上十五點十八分安排的：元首啟程前往奧林匹克體育場。」

在政治機器刻意安排，1936年8月1日至16日，柏林的街頭撤去立場偏激極右報章，統一媒體的報導方針，以天文數字舉辦各種大型活動、宴會，拍攝日後大受國內外歡迎的紀錄片，暫時停止迫害猶太人、同性戀者等族群，甚至還容許「一位」「部分猶太人」運動員Helene Mayer代表德國參加奧運會。

如今我們都會看到的奧運聖火傳遞儀式，原來歷史並不源遠流長，是德國奧委會「發明」的傳統。「德國奧委會特地安排一項火炬傳遞儀式，在開賽前十天派遣火炬小組前往希臘，以凸透鏡點燃火炬，一路經巴爾幹半島、奧地利、捷克，抵達柏林會場。」這種偉大的發明，彷彿由遠古傳承的精神，強調人類的連結與共融。

歌舞昇平的背後，希特勒舉辦奧運會的想法，卻和奧運本質呼籲種族平等的精神相反，他希望「要以此賽事證明雅利安人遠較其他人種優秀的種族理論」。就像希特勒看見美國黑人田徑運動會傑西·歐文斯得到奧運金牌時，懊惱地說，「美國人應該自覺慚愧，居然用黑人來贏金牌。我絕對不會和那個黑人握手」。

事實上，德國舉辦奧運前後，種種劣行暴政從未息止。1935年，納粹加強了惡名昭彰的〈德國刑事法第一七五條，設立「帝國反同性戀與反墮胎中心」。1936年發布〈吉普賽人禍害防治措施〉，執行「吉普賽人國家追緝日」，將柏林所有吉普賽人隔離到市區外的集中營。

「大約離維爾德六十公里遠的地方，有一座城市叫做奧拉寧堡，正在蓋一座集中營。⋯⋯幾周後，平地上陡然出現了一座怪物般的設施，而日後將有二十多萬人被拘禁於此 — — 一九三六年夏天，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在此設立⋯⋯不少囚徒在重度勞動或是親衛隊的恐怖暴行下崩潰。這一切就發生在離柏林城邊八公里、由市中心坐快速列車四十分鐘即可到達的地方。」

電影《特權樂園》（The Zone of Interest）描述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一家的日常生活，對比視線之外德國迫害猶太人的悲劇，構成了巨大的張力。這絕非孤例，柏林八月的國際運動盛事，同一時間不過八公里遠的奧拉寧堡，正在建設薩克森豪森集中營，一邊是享受歌頌與享受，一邊是虐待和刑求。

「一位住在柏林的前奧地利官員⋯⋯他走過來，坐在會場奧地利眾賓客的正中央，對我說，從未見過在德國有如此狂熱的民眾，可以和坐在這裡的奧地利人相較，因為德國總理一現身，奧地利人、特別是奧地利女人的叫聲，『希特勒萬歲！』『勝利萬歲！』根本不再算是叫聲了，而是一種綿綿不絕的嘶吼，吼到了不能再吼的極限⋯⋯」

「阿道夫·希特勒全程不發一語，他們費勁打造的奧運門面，就如同陷阱般，最後將眾人一網打盡，上萬名觀眾離座站起，聲嘶力竭喊著『希特勒萬歲』，並合唱起德國國歌〈德國德國，高於一切〉。」

經濟學者Andrew Zimbalist在《奧運的詛咒》一書，揭示體育盛事往往有害城市的經濟發展，但對許多極權國家來說，「經濟上的獲利到底多少，對國家社會主義人士只不過是個令人心曠神怡的附帶效果」，像德國因此讓世界相信希特勒是和平愛好者，也鞏固了納粹的掌權。

柏林奧運是一場國際級騙局，真相早在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八月七日的日記寫下：「奧運之後我們將動粗。然後就要開槍了。」